中欧关系

在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发展中欧贸易关系。早在 1983 年 7 月 8 日，邓小平就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89]1985 年 4 月 18 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现在欧洲在我们外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90]

在对和平力量的估计上，邓小平认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91]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因此整个欧洲必须联合、强大、发展，才能抵御战争。欧洲在技术上比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92]由此可见，邓小平已把搞好中欧关系上升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把中欧关系的发展看成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因此，他强调发展中欧关系是我们的新方针。

军队建设

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出发，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需要做到两点：

一是裁军。“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93]

二是军队装备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之一，但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要忍耐几年，到本世纪末，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

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94]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发展经济与加强军队装备的关系，同时强调了自力更生搞好军队装备建设的思想。

稳定国内局势，促进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

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5]在稳定国际局势的同时，邓小平更注重稳定国内局势，因为这是稳定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邓小平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在对西藏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着眼于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96]

二是在乎息国内动乱中，邓小平竭力阻止内战发生，防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97]他在 1989 年 2 月 26 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98]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下，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平息了国内动乱，使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走上稳步发展的正常轨道。

三是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动乱之时，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99]同时，他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00]即稳住国内局势，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 年 12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01]

和平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从政治角度来说，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和平问题，因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新规范。对此，邓小平的论述着重体现在5 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102]我们要“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03]

二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104]早在 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就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谈判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需要讲信用，说话算数。只有在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的情况下，中国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也就是说，和平谈判是解决

国际争端的最佳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采取武力方式。

三是同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早在 80 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05]“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106]合作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要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107]“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08]“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109]

四是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84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10]1990 年 7 月 11 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11]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这是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唯一出路，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别国内乱。“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12]对于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一再声明要“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113]重点要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对过去的事情不讲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历史帐讲完了就要“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14] 过去的事就结束了，而开辟未来则重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15]

五是正确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1983 年 4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大党或者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116]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进一步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117]这一原则即是中国共产党第12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根据邓小平在 1980 年 5 月的有关指示精神而概括的：“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18]1987 年 10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再三强调：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对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而关键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更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优越性。[119]

六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邓小平不仅经常强调和平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国际机遇，而且经常强调“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20]邓小平认为，在国际形势从旧的两极格局解体向新的多极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算一极”，[121]而且中国是一个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

国，正如“亚太世纪”[122] 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一样，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发展没有中国的长久稳定和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23]因此，中国绝不当头，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24]“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菏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25]

发展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从经济角度来说，带有圭球性战略的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认为： “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126]

一是要开展南北对话。邓小平在 1984 年 5 月 29 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北方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127]1984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128]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与再发展就要受到限制。很难说 12 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 30 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29]可见，南北对话的关键在于，北方的发达国家要拿出钱来帮助南方的贫困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才能更好地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130]

二是要开展南南合作。“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131]“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32]

三是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如果想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前提是快速发展高科技领域。对此，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33]

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重要支柱。”[134]“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135]

改革开放 16 年来，中国的科技领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华大地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局势正起着日益重大的

作用。

我们将继续努力“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6]“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元。⋯⋯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37]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她的持续稳定发展无疑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