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

1、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一样，邓小平同志维护党和国家“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特别看重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独立自主和创新，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和国际斗争中的立足点。邓小平的探索是在中国原有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苏联模式的潜力已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是在社会主义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世界上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通过改革尽快摆脱传统体制的樊篱，走出一条既超越苏联模式又非全盘西化，既符合国情又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样的高度看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意义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证明：苏联在西方浪潮冲击下迷失方向，照搬资本主义道路，把国家的命运拴在西方大国身上，从而丧失了国家主权和独立，演出了亡党亡国的悲剧；中国由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广泛地发展了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没有做它们的附庸，更未吞下它们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国家利益原则

1989 年 10 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重要谈话中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5]邓小平同志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

问题的。”[6]

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它揭示了国家关系的本质。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及国际社会中平等权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时要受该国领导人阶级立场、党派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最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行的。因此，国家问关系归根到底是围绕国家主权运转的利益关系。

它阐明了处理国家利益关系的正确准则，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因素为借口去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应当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只能发展合作，不能搞对抗。

80 年代未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党内思想动态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7]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只要在本世纪末最后十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在国际风浪中稳如泰山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继续集中精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在 50 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后来以中印公报的形式正式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1988 年后邓小平同志曾在五次谈话中强调要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处理国际问题。

他在强调这一原则时，突出两个思想。一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同大国的关系。

1989 年 10 月，他在同国际友人谈话时说：“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年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8] 翌年 7 月，他又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9]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由邓小平同志于 1988 年 12 月同日本客人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与新秩序相对立的国际旧秩序的主要特征是以富掠贫，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国际新秩序核心是和平、公正、合理，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另一个突出思想是正确处理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六·四”后，面对西方国家制裁、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压力，邓小平同志分析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10]因此，中国具备同大国打交道的条件与可能。由于我们力量相对不够，需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也有必要继续同大国打交道。因此，小平同志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

上把握住。如何处理同大国的关系，他提出一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11]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此基础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进一步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条件。

4、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应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这一原则是对国际关系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对我们进行国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自己的重要职能，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国家关系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原则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利用美国的两面性，维护与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对外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它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将继续在人权、贸易、军售、台湾、西藏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压力，本质上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它出于全球战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又不得不与中国打交道，以拓展在华市场，维持东亚稳定。

美国的这种两面性，为我们提供了在超越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继续打交道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的严峻性，应始终对美国保持应有的警惕。

5、党际关系原则

在如何发展与外国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进入 90 年代后，这些原则突出地表现为一句话：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1990 年 3 月，在苏联局势急剧变化，其内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速上升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2]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3]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后来，他依据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特点和世界各国发展多样性的现实提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别国只能尊重不能干涉，“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中”[14]

邓小平同志主张“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他把不搞争论看成是他的一个发明。不搞争论，决不是不分曲直不讲是非，而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搞争论，决不是不讲原则

随波逐流，而是有气魄容纳世界上的各种意见，有耐心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有决心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为中国自己负责，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职责，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国际义务。

6、睦邻友好原则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睦邻友好原则，主张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我国周边，始终存在着不安定因素、热点或潜在的冲突危险。要消除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必须与相关的邻国协作配合，共同努力。因此，创造和维护与邻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较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在实践上，他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他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朝关系不同一般，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经受过疾风暴雨的考验；中国和东盟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关系，双边关系应当是善意、真诚、谅解、尊重各自的地位与立场；中缅亲戚越走越亲；中巴两国是睦邻友好的典范；中印应改善关系，应该求同存异，中印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对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责任。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稳定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中国通过稳定周边，在亚大地区的作用、影响增大。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亚洲任何一个问题几乎都难以解决，中国对于亚洲建立新秩序是不可少的，

7、反霸原则

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反对霸权主义。 1989 年后，他多次指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泊，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突出反霸？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两个现实威胁，一个威胁是对世界的，另一个威胁是对中国的。

1989 年 10 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泰国总理差猜谈话中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15]我们必须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和继续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失去竞争对手后，充当国际警察，它不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到处插手世界和地区事务，动辄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开推行军事干预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两极格局解体后，虽然我国周边环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由于美国对我国采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遇到的困难增大了。美国在亚大地区的军事存在仍具有相当规模，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不至于同我进行军事对抗，但它从根本上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除了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外，美国还把我国视为在亚大地区“制造麻烦的根源”，并通过大量军售，增强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以牵制我国。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到底。

8、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避开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一国两制” 的办法解决香港与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后，提出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这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坚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这是一个从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的大局着眼而提出的出色的、有创见的思想，在世界上以前是没有的。

在具体办法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说，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原则为其灵魂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范例。

（作者是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3—3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3 页。

[5][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3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8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0 页。

[10][1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9 页。
《邓小平丈选》第 3 卷，第 35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