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从 80 年代起，他领导中国

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结束“文革”、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 10 余年的政治实践中，他始终以冷静观察、客观分析的科学态度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动向。他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同样，他对和平问题的诸多思想和论断，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和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与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它象一条红线贯穿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无论是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区分以及两种力量的消长分析，还是他对实现世界和平途径的论证，以及对中国人民、第三世界人民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向往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述中，都得以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活跃在 80 年代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他既积极倡导和平、领导中国人民竭尽全力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不把和平看成一种抽象、孤立的空洞概念，而是在现实国家间相互影响、制约、依存的复杂关系中切实地、稳步地推进世界和平进程。他的和平思想的核心是，一切从国际权力的分配，即各种力量的配置的实际状况出发，一切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抓住一切机遇去争取有利于和平力量的兴盛和壮大。

具体而言，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对 8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科学判断。众所周知，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始终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和紧迫性估计过高。但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相继恢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

复，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推行以反霸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地位迅速扩大和提高。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战略对立关系渐趋缓和。1979 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以政治家的敏感和远见，洞察了国际形势的变迁。1983 年，在多年细心观察基础上，他终于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1]1984 年，在他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正式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应当指出，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在此以前国际上早有议论，许多学者

对这两个问题都分别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象邓小平同志这样明确的概括，特别是把它作为中国整个国际战略指导思想的出发点，这对当代国际关系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的。

第二，对 80 年代以来国际格局中各种力量的配置、消长变化的客观分析。

世界大战的威胁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这是对战后美苏双方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制约的战略态势的准确概括，揭示了美苏双方不断扩张的全球战略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威胁；同时又指出了，双方的战略争夺中，蕴育着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即彼此都掌握了毁灭对方的军事力量。
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在美苏长期的军备竞赛、战略扩张使双方均受挫折的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12]和平的力量首先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同时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苏两国人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最强有力的动力，包括美苏人民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人民广泛的和平运动也牵制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统治阶层推行战争和军备扩张政策。

第三，彻底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是争取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径。在谈到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关系时，邓小平同志强调“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因为第三世界虽然崛起，成为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但是其中“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富裕不起来，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甚至可能由此引起国际局势的动荡，世界和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改善南北关系的出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着资本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等问题，而“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13]因此，发展的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只有按照公正、合理的原则调整南北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促进持久、稳定的世界和平。

第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方面， 70 年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曾重申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80 年代，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14]特别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上，他更加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