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努力开展中国的和平基础理论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我国理论界对和平问题的关注日趋增强。各个学科领域不断出现有利于和平问题研究的新动向。这不仅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法、政治学等学科直接相关，而且涉及到更广泛的异文化比较研究、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甚至连离现实较远的高度思维科学——哲学界，也由于冲破以往过分强调矛盾、冲突、

斗争的片面性，大量引入了系统理论等新理论，为人们在新时期重新审视、思考和平问题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

鉴于目前的现状与实际水平，我国开展和平基础理论研究应对以下若干问题给予注意：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原则。这就是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和平基础理论各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同时应当注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等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思想代替和平理论研究，和平理论研究应有自身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范畴和概念。在一个以争取和平发展为国策的国家中，不仅应有政治家、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也应当有学者对和平理论的系统阐释。
确立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研究宗旨，明确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出发的基本人权概念。在这方面，目前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传统的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让位于人类共存、人类共同利益为中心的时代，和平研究只能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所谓人类共同利益，首先应予考虑和重视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基本人权的概念必须符合第三世界求生存、图发展的要求。
加强与各国和平研究之间的国际交流，实现学科研究的国际接轨。就目前国内水平而言，我国和平基础理论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是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为此，我们应当广泛开展对外和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理论研究。通过加强国际交流，早日实现学科研究上与国际接轨。
加强和平理论的普及教育，提高国民和平意识、培养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人才。与战争不是人的本性一样，和平也不是人生而知之的。除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外，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此，和平理论不仅有高层次理论研究的任务，同时还面临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这对世界上人口最多、并日趋国际化的中国，是一项意义深远、造福人类的大事业。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律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注释：

神岛二部《日本政治学动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52—154 页。
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 年版，第 439 页。
《加拿大和平研究杂志》（英文），17 卷 2 号（1986 年）第 12

页。[4]格雷汉姆·伊万斯编《世界政治辞典》（英文），剑桥大学 1990 年

版，第 311 页。

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 年版，第 410—411 页。
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见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英文），哥伦比亚大学， 1986 年版，第 207—210 页。
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 年版，第 407—443 页。
同上书，第 422 页。
同上书，第 434 页。
同上书，第 43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5、127 页。[1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