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应预定的目标

为了国王能公正地行使其权力而许给的天福的报酬是很大的，因此他们应当煞费苦心地力求避免骄横。事实上，他们应当最为珍视的，就是要带着他们在尘世的那种君王的威仪，被提升到天国去享受荣光。由此可见，暴君们为了世间某种微不足道的欲望的满足而放弃正义，真是铸成大错；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使自己丧失了本来可以给予他们的作为酬劳其仁政的最高奖赏。一个人无论多么愚蠢和缺乏敬神的虔诚，总不会不看到，为了这种转瞬即逝的物质的满足而牺牲如此卓越的和永恒的奖赏，乃是十分胡涂的事情。此外，我们还应当补充这样的事实，即暴君们为之放弃正义的这些世俗

的利益，是国王们在尊祟正义时更能大量获得的。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友谊才是最好的东西。因为友谊能够把有德行的人联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保持并巩固他们的德性。不管我们在社会上从事何种工作，我们大家都需要友谊，在顺境和逆境中全不动摇的友谊。友谊是莫大乐事的源泉，如果没有朋友，连最愉快的工作也令人生厌。友爱使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和简直不足挂齿。一个暴君不管向来多么凶残，也没有不喜欢结交一些朋友的。叙拉古的暴君台奥尼西厄斯有两个名叫台蒙和庇蒂亚斯的朋友，当他决定要杀死其中之一时，已被判处死刑的那一位请求宽限几天，让他能够回家去把事情料理一下；另一位朋友自顾充当人质，以保证他如期回来受刑。当刑期迫近而对方并没有回来时，每个人都讥笑人质的愚蠢。可是他表明自己相信朋友的诚实：事实上，在指定的行刑时刻，他的朋友回来了。那个暴君十分赞美双方所表现的临危不惧的气概，为了这种不可动摇的友谊而撤消了原来的判决，并且还要求被容许作为第三者来参加这种友谊的结合。可是，不管暴君们多么希望享有这种友谊，他们却永远不能为自身赢得享受这种友谊的快乐。既然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公共幸福而是他们的私利，他们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即使有情谊的话，也不会有多少。另一方面，友谊却能团结那些由于血统关系、共同的习俗或共他某种共同的关系而连结起来的人们。因此，一个暴君和他的臣民之间的任何友谊都是脆弱的或者不存在的；因为公民们既然处在荒淫无道的暴君的压迫之下，觉得只是受他的轻视而得不到他的关怀， 反过来也就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暴君们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埋怨他们不受臣民爱戴，因为他们的一切行径不会给他们带来好感。

反之，贤明的君主由于殚思竭虑地为社会造福，靠他们的努力使其臣民得以享受更繁荣的生活，因而受多数臣民的爱戴，作为他们的仁爱的报酬； 因为任何民众都决不会毫无信义，居然以友为敌，以怨报德。圣主明君所治理的国家之所以巩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臣民是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的。我们在米理斯·凯撒的身上找到这样一个君主的例子，因为斯韦托尼厄斯告诉我们，他热爱他的士卒，在他听到有些士卒阵亡之后，竟至于既不修脸也不理发，一直要到为他们报了仇才恢复常态。这就使他的士卒骁勇善战，对他十分忠献，甚至有些人在被俘以后，也视死如归，不愿 接受以倒戈反对凯撒为条件的赦免。屋大维·奥古斯都施政宽仁，也颇受臣民的爱戴， 因此当他病重垂危时，他们有许多人把原先准备自己献神的牺牲贡献出来， 祈求他能安然恢复健康。

因此，一个受万民爱戴的君主的政权是不容易推翻的，由于这个缘故， 所罗门才说（《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相反地，一个暴君的统治既然为民众所唾弃，就必定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凡是违反许多人的意愿的事物寿命总是不长的。事实上，暴君们在一生中间很少不遭到某种灾祸的；在多事之秋，总不乏可以起来反对暴君的机会，而一旦碰到这种机遇，许多人中间一定会有人设法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必将拥护反叛者，而无论是谁，只要在这种行动上能深获人心，多半是不会功败垂成的。所以暴君的政权很难维持久远。

如果我们看一看暴君的保持其权力的方法，上述的那一点就可以看得格外明显。他不可能靠增进感情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暴君和臣民之间是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情谊可言的。当摆脱难以忍受的屈辱的机会自行出现时，群众就不会那么循规蹈矩，还念念不忘忠诚不贰的教条。更可能的是，一般人民觉得在采取一切办法以反抗心肠歹毒的暴君方面倒是并不缺乏信心的。因此，暴政以畏惧为唯一的靠山；暴君们千方百计要使自己为臣民所畏惧。但由畏惧造成的基础是脆弱的。当机会和成功的希望自行出现时，以前由于心怀畏惧而始终唯命是从的人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的支配者；他们一向越是单纯由于畏惧而在愿望上受到抑制，那种叛变的声势也就愈加猛烈。正如水一样，如果强加压抑，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格外锐不可当地喷射出来。

而且，畏惧本身也带有其内在的危险；因为，当恐惧太甚时，它会迫使许多人铤而走险。而一个横下心来的人对于任何企图都是格外容易奋不顾身的。暴政决不能维持久远。

这个结论从理论上看得很清楚，从实例上也是同样看得很清楚。无论我们考察古代的史实或近代的事件，都很难发现哪一个暴君政权是寿命很长的。为此，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列举了几个暴君的名字之后，也接着证明他们的统治是多么短暂：然后他指出，如果有些暴君在位较长，那是因为他们的暴政并不过分苛酷，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模仿了一个纯正君主的宽厚气度。

当我们考虑到上帝的判断时，这个问题甚至显得格外清楚。例如，我们在《约伯记》（第三十四章，第三十节）中读到，“他使不虏敬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最初自愿承担王政的重任，接着便暴露出暴君的面目，要算这种人最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不虔敬的人了；因为所谓伪君子， 就是那种像做戏一样冒充另一个人的身分的人。所以上帝允许暴君当政，以惩罚他们的臣民的罪孽：而这种惩罚在《圣经》里一般就叫做神怒。例如上帝通过何西阿（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宣布，“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可是，上帝在盛怒之下给予他的百姓的君主是不幸的，他在位的日子也不会很长。因为上帝虽然发怒，决不会不宽恕百姓并表示怜悯，像我们在《约珥书》

（第二章，第十三节）中所读到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所降的灾。”所以上帝并不准许暴君执政过久；而是在利用他们对他的百姓刮过一阵风暴以后，他就把他们一扫而光，恢复世间的平静。所以我们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中读到：“神已推翻傲慢的君王的统治，并扶立柔和的君王来代替他们。”

根据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君主靠仁政所获得的财富， 比暴君靠强取豪夺得来的为多。暴君的统治是人人发指的，因此他需要有许多卫士来保护他的安全，不受他的人民的暗算；这就使他所付出的金钱远比他能从臣民手中勒索的为多。另一方面，一个君主的政权既然能够迎合臣民

的心意，就会由那些不受贪欲驱使的公民本身来加以保卫；事实上，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会很慷慨地把远非任何暴君所能勒索的东西贡献给君主的。这种情况足以证明所罗门所说的话的正确性（《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即君王），却更增添；有贪欲过度的（即暴君），反致穷乏。”所以，由于上帝的公正判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积不义之财的人挥金如土，从而发见自己不得不作出赔偿。正如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九节）里所说的：“贪婪的人一定不因获得银子而满足，贪爱财富的人一定不会由此获得利益。”又如他说（《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可是，对于御德修礼的君主，上帝本身就使他增益财富，正如他对所罗门所做的那样，因为所罗门根据智慧作出判断，同时也就获得了使其财货丰足的诺言。

至于声望，则大可不必浪费时间来加以论述。有德之君不但在生前而且特别在死后总能以某种形式仍然为人们所尊祟和悼念，而恶人的名字总是立刻为人所遗忘，或者，如果他们的罪恶特别昭著，他们只能永遭唾诟，这一点谁能表示怀疑呢？所以所罗门说（《箴言》，第十章，第七节）：“义人的遗芳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他不是被人忘掉，便只是一具令人掩鼻的腐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