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这一限制是否与地理学领域的历史发展相一致？

地理学普遍采取这种限制，决非这一领域发展中一贯的步骤，而是根本背离了地理工作的[赫特纳，167，228f．]。这一来，这一领域中的好几个分支，像地理学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地理学家还怀着特别兴趣加以培养的分支， 就要被砍掉了，特别是民族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伊斯特表达了地理学的传统观念。他说：“世界的国家结构⋯⋯为地理分析、分类和解释提供的现象， 不下于其自然构造。国家正像自然地理区域一样，有它的起源、历史、个性和关系”[199，220]。难道真的有人认为对于研究波希米亚的地理学家说来， 即使房屋、农庄都相似，了解哪些部分性质上是德国的，哪些是捷克的，都是与他无关的吗？帕萨格在他的南蒂罗尔一部分的景观研究

（Landschaftskunde）里仔细考察了房屋建筑，但却没有指出那里的人民是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268，7—54]，对此人们也不会怀着特别的民族主义利害感，觉得其中缺少了什么东西。

无疑，地理学由于剔除了许多杂乱的资料而得到好处，这些资料按其本来性质为经济学、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所接受。但在我们把这一领域中一些历史悠久的部分大砍大削以前，想一想某些后果是有益的。

首先，谁会慨然接手这些我们要割弃的领域呢？谁肯关心好好地耕耘这些园地呢？是否就应把它们向划得很窄的科学之间的真空地带一丢了事呢？ 例如，就政治地理学而论，我在别处即曾指出，没有理由设想政治学家无论在兴趣或修养上都已作好准备，要来接手地理学家长期耕耘过的这片园地[216]。另一方面，当格拉内之流学者告诉我们说，脱离了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政治地理学同样也能很好地发展的时候，人们可以诘问，他们有什么资格为这些领域说话。假如政治地理学家要求让它们独立，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研究政治地理学的人曾提出该让他的学科独立。同样， 假使政治地理学家在想方设法打入这一领域，那末情况又会有所不同。反之， 政治地理学一向是地理学的一部分，其历史与地理研究一样悠久。彭克至少承认，这一新概念产生了一门与古典地理学不同的“新地理学”[163，53]。因此问题在于地理学的概念是否可以改变，以便把这一领域的各分支砍掉， 而不顾那些极其熟悉这些分支的人们的反对。

从对政治地理学可能感兴趣的人们的观点看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大部分重要的政治地理学者都承认这门学科要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得依靠它继续保持两千年来在地理学中的地位，作为它的一个密切的部分。这门学科中大部分有重大价值的成果，都是一些以地理学家为主的学者做出来的，如拉策尔、瓦洛、西格、瑟尔希和毛尔，以及彭克、苏潘、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和鲍曼[216 专题参考书；除此以外还当加上维达尔对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研究，79]。此外，一大群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学已经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卓越的研究，作为地理学一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不论这些著作是独立发表的，还是仅仅作为他们的地区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给作过区域政治地理研究的学者开一份齐全的名单，会包括德法两国的大多数地理学家。美国地理学家要作这种研究的理由较少，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北美这个特殊区域，并没有这种领土问题。幸好那

些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人，毫不犹豫地论述了这种争论中涉及的地理问题。① 所有这些研究给想望专攻政治地理学的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因为这些研究都以彻底了解某些区域为基础，其熟悉程度是他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我们现在从地理学的一般研究者的观点来考虑放弃文化地理学—— 包括民族地理学及政治地理学——这些专门方面的可能性，是否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一领域只会失掉一些外围部分，而不会丧失在中心起直接作用的组成部分呢？哈辛格[264]和惠特尔西[289]都曾指出，政治地理意识可以丰富一般区域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欧洲的许多区域，从事一般区域研究的学者如果不熟悉政治地理和民族地理的原理，就会受到严重的妨碍。

最后，说句公道话，还当指出政治地理学有助于更加明确地理解某些地理理论问题。这样替政治地理学说话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地理学领域里的这一分支常常被视为“地理家庭中的任性的孩子”——用索尔的话说[84，207]， 这句话似乎已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无疑，这个领域中资料的性质以及国家利益的外来影响，使政治地理工作者有陷入论证不周密和带倾向性的危险，但显然这一学科的其他分支会在这方面作尖锐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晰的思考会有明显的困难，这也可能促使学者比其他领域以更严格的批判态度检查他的假设和论点。此外，这些结论可能具有实利上的重要性——在政治界，各国学者的结论可能会互相冲突，这又可能使论证方法变得敏锐起来。最后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别的地理学家屡次提出挑战，要求证明政治地理学这一领域有理，这又使政治地理工作者需要比别的学者更详细地考虑整个领域的理论问题。

无论理由是什么，地理学理论的某些最有生气、最扎实的考虑，是从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可以特别一提西格对疆界性质的分析研究[227]，如瑟尔希论述这个问题，以及区域的基本性质的论著[237]——这是一部本书经常参考的第一流著作。

打算把他们这个学科的全部分支一古脑儿全投到汪洋大海里去的地理学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有个时期，许多地理学家都忽视所有的人文地理学， 并想一想由此给地理学带来的不平衡情况。在芬奇和特雷瓦撒的书中，自然要素成为异常重要的主体，我们又从哪里找得到地理文化要素的系统论述可与之媲美呢[322，10～602]？这悬殊的差别并不像那些作者所说，单是由于文化特征具有更大的复杂性，由于专门社会科学未能给我们作出可与专门地球科学相比拟的现成分类而造成的[605～606]。事实上，幸亏这些学者没有接受地质学家的地形分类，也没有接受“非地理”气候学家的气候分类，而这两方面却都利用了地理学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分类。同样，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农学家会给我们提供一种适于地理学的农庄分类，或者经济学家会为工业景观特征做同样的事。如果这些地理学家以后也会明白政治特征在地理学中的意义，那末他们也会发现，要不是有的地理学家继续从地理上研究它们，是不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法的。可以找到一个涉及政治疆界问题的具体实例，这个问题肯定没有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视。然而在地理学家（包括西格、彭克、毛尔和瑟尔希）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以前，却没有人作出什么差强人意的分类法[又见 357]。

① 研究区域地理学的罗伯特·S·普拉特对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和技术十分熟悉。他写的《亚马孙河上游的领土纷争》[380]是一个杰出的范例。

在要求砍掉地理学这些分支的所有讨论中，存在着一种不现实的态度。科学史表明老干会不断发展出独立的新枝，但要说这是因为对这些新分支的发展不大感兴趣的人们排斥它们的结果，又似乎不是如此，毋宁说这还是由于它们内部的压力。此外，“景观纯粹论者”本人——至少是在欧洲——也并不接受他们竭力主张的对地理学的这种限制。比如施吕特尔提出把人文地理局限于自然“景观特征”的纲领那一年，却毫不踌躇地在一份地理杂志[385] 中讨论“民族”和“民族性”之类极其困难的概念；几年后，他讨论“地理条件对人口分布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包括国家[134，388～417，特别是410]，而且此后一直在考察“依地区分布的社会”[145，29]与国家和土地的关系（Einklang）[154]。1928 年彭克接受了景观纯粹论，似乎表示已经放弃他的战时政治地理兴趣（他作了关于政治疆界理论[226]的重要的校长讲话之后，接着又在德国波兰边境上进行实际工作）。但同年他又为德国政治地理撰稿[249]。同样蒂森受了和平条约的推动，不但考察了条约对政治地图产生的结果，而且还解释了政治地理问题[390]。帕萨格三番五次地考虑过有关民族地理[375]和政治地理[172；373；376～379]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布吕纳出版了两本政治地理的书[335；336]。格拉内和米丘特是迄今我所能找到的例外。

在我国，发展民族地理或政治地理的推动力历来较小。但还是可以看到， 有许多人的一般性阐述，似乎要把地理学领域局限于物质特征的研究，可是又毫不犹豫地把区域的非物质方面的讨论包括在里边。比如，从普雷斯顿·詹姆斯在绪言中的表述[321] ——虽然不是教条式的表述，可以推想地理学家是局限于“有机和无机的事物”，但在地区的详细论述中，他又描绘了维克斯堡的黑人住宅区[189]，讨论了游牧民的政治活动[228]、地中海文化思想的融合、“西方文明的摇篮”[93]，并根据满洲作为一个“冲突的摇篮”的性质来讨论满洲[257ff．]。总的说来，凡是区域特有的现象所引起的健康的地理兴趣，都会克服武断地划定的范围。

然而由此而造成的情况，无论研究地理学中非物质分支的专家，还是考察其各个区域问题中这些方面的一般学者，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道在这朦胧的边境区中，究竟什么是不应做的，他们又能不能指望这些权威的指导呢？既然权威们有这样根本性的分歧，就有必要简略地研究一下他们各人的意见。

施吕特尔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曾数度改变主意。他一度明确地写到“内层的”或“真正的地理学”，写到它的外国分支[157，评论，及 145，30]。稍晚，他又似乎曾欢迎过地缘政治学，以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至少在涉及政治地理学时是如此，虽则仍留着民族地理学这样一些领域未予解决[赫特纳开的参考书目，167，227]。

说用地缘政治学代替政治地理学十分合适，这在德国国境以外几乎没有地理学家或政治学家肯接受，实在德国的政治地理学家接受的也寥寥可数。①

布吕纳因提出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在我国已经极其知名了。

从书中随手就可引述一些给这一领域明确限定范围的话。人们常常忽

① 笔者[216，960～965]和伊斯特[199，261～263]对 Geopolitik（地缘政治学）的评论，其中收有法国、荷兰地理学家一些类似讨论的参考书目。写作此文时，我还没有 注意到赫特纳的批评，但事后却发现他早已得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167，332～336]，因而也愈感有趣味了。

略，一旦他“超出了基本事实”——也只在这时候他才考虑区域地理，他的观察范围就几乎是无限的，包括疫病、体力、道德习惯和社会规矩、财产权、集体化、社会团体、股票公司，以及大城市的社会无政府状态[182，517～ 568]。只要能看出它们与“尘世的实际”之间的关系，地理学家就可以研究这一切[参看米丘特的评论，189，14]。这使他可以有几乎无限的范围，在他的两部政治地理方面的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335 及 336；布吕纳本人就把前一本著作说成是“一部有力的、前后一致的地理论著”83，23；参看拙作 216， 803]。

帕萨格的概念看来也会引出相似的结论。他的地理学观点决不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好像在不断改变观点，并且每有思想改变，就立即发表。要想搞清楚他的讨论的人会同意赫特纳的话：“思想从头脑到印刷机所走的路程还是稍稍长一点的好”[152，52]。帕萨格力言萨普尔[238，评论]、格拉特曼[236，335]、韦贝尔[250，166]和赫特纳[242，162；167，277]一流学者都没有正确理解他，果真如此，那末一个外国学者试图分析他的理论概念就更加冒昧了。

但他的思想影响——不论是因为其中似乎表现出有吸引力的可能性，还是因为详尽研究中伴有有力的插图——在我国一直受人注意，所以我们有必要严格地考察一下其中包含的究竟是什么。①

幸亏正合我们的心意，经验教会了帕萨格，“初学者要搞清楚景观研究

（Landschaftskunde）的思路是困难的”，②因而他花了点力气作较为详细的解释，并以具体详细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解释[268]。照笔者的判断，似乎大体上有三个等级的地理学。第一，即 “纯景 观研究” （ reine Landschaftskunde），严格限于感官可感知之物。这里是否包括动物和人并不完全清楚，但在此种研究的若干方面，肯定也是把人和动物包括在内的。对马德里的地理描写（Stadtlandschaftliche）包括着小姐的龟甲梳和风骚的黑丝披巾角[374，693]。

其次，看来还有一种 Landschaftkunde 形式，我们必须假设它并不纯粹， 但它却考虑 Landschaft（景观）的文化现象（也许可能包括人类本身）依赖其性质的程度[关于这一点，又见 267 和他与格拉特曼的讨论，236，331～ 336]。于是蒂罗尔山民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被认为是山区生活的重重危险造成的结果，正像帕萨格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考察犹太人特点，以为是“由他们的国家（Land）、区域（Landschaft），从广义上说，也是由于他们的客观世

① 布尔格尔发现有的学者误解了帕萨格，另一些学者则承认不能了解他［11，84]。赫特纳曾评论他的方法论研究与他作为“一个著名研究工作者”的工作之间的差别。“他的野外研究是很出色的，特别是细节上的准确性。但当他进入方法论问题时，这种准确性和慎重态度却不知哪里去了；确实，他对他所反对的意见连读也不肯先细心读一读，想也不肯先想一想，就盲目地冲向使他火冒三丈的论点”[242，162]。对这种指摘，帕萨格回答道：这话如果是指他不读赫特纳，“stimmt！”（同意）。他解释道，他不能容忍“哲学”问题的讨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理论讨论却引入了大量的哲学问题[272]。从而他证实了布劳恩的指摘是有根据的：“但对准备工作完全置之不理的，却正是他”（Abergeradeersetzt sichsouver n uberVorarbeifenhinweg）[155，17]。此外，韦贝尔和格拉特曼都指出，这话不但适用于方法论讨论，而且也适用于一般地理学文献。

② 引文的后半句不应删略：“关于 Laudschaftkunde，甚至我的大学同事们，总的说来，也只不过是初学者，

即使他们可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268，6]。

界（Umwelt）的性质决定的”[375]。同样，在他对世界“主要景观带”的简单扼要的描述中，他指出美洲“没有旧世界的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因传统和风俗习惯，总是紧紧地依偎着祖先的火炉的，这是一个民族的可靠的依托”；他在纽约看到“最宏伟同时也最可怕的办公大楼——摩天楼，⋯⋯人们在那里就仿佛像在蚁冢里一样挤在一起，没有欢乐，没有宁静，透不过气来，卷入疯狂的金钱追逐中”[305，43，100f．]。

最后，帕萨格谈到 Lnderkunde） （亦作 Landeskunde），这个术语迄今在德国文献里都是用以指区域地理学的，但他却赋予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意义①。对帕萨格说来，“Land（大区）是一个人为地划定边界的地区，一般并不重视景观区”，只是一个政治、历史、宗教或种族地区——最重要的还是国家地区。他的“Landeskunde”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化条件（物质、精神两方面）和人口条件（包括性格和才能）对人为划定边界的地域（通常是国家） 的依存性”[268，79～83]。“Lnderkunde 是作为 Landschaftskunde（景观研究）的顶峰而得到支持的，它不但作出了目前地区的描述，而且也作出了它的发展的描述；即人及其国家、社会、经济、物质和精神的文化财产的历史描述。因而 Landerchaftskunde 是 Erdkunde（地学）这棵树的主干，它把树根和树顶连在一起——物质的 Erdkunde 和 Lnderkunde”[257，2f．]。

在这一基础上，帕萨格在别处又把政治地理学定义为对“地区

（Landschaften 的总和）与政治组织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72，445]。他在几篇论文[373；377；738；379]中，特别在他的一本论近东政治地理的书中说明了这一观点。至于这本书，他说“并非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却是试图拿出政治地理学应当明确地理解什么的一个实例[376，7]。

因此照帕萨格的意见，对地理学的所有部分都定为关系研究，只有“纯Landschaftskunde（景观研究）”是例外，这个概念是“近代地理学家”所猛烈反对的[参看劳顿萨赫，278，20]。如果按尚待发现的关系来解释地理学的核心在科学上有危险的话，那末这种反对理由如果不是更有力，该也是同等有力地适用于这一领域中论述地区的非物质方面的分支的。帕萨格的地理学见解看来也只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混合物，是没有几个人肯接受的。他的概念并不新，新的只是他的术语，而采用新术语，或者说任意以新方式来使用旧术语，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混乱。①

回过来再谈那些支持以物质的东西为限的美国地理学家，我们看到索尔无可否认还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该对政治地理学怎么办[84，207～210]。关于地理学领域这个非物质方面以及另外那些非物质方面——如种族和民族地理学之类，他都没有提到，他到底会怎么办，我们至今仍感茫然，因为他尚未以完整的区域著作来说明他的方法论研究。

① 参考赫特纳，242，163。利用旧词表达新义是帕萨格的特点。比如在同一处，他解释一个国家的“自然边界”“不是两个自然景观区（Landschaften）之间的界线”，却是直接通过成因不同的景观区的界线，“因为各国都必须努力争取自给自足”[268，85]。因为此词先前已被滥用得太多，因而已经丧失作为科学用途的价值，所以在此处造成的损害也是无足轻重的[参看 237；357；或 216，945f．]。

① 格拉特曼认为帕萨格、福尔茨和班斯都习惯于在遥远而鲜为人知的热带各地进行野外工作，在这些地方他们不得不单靠自己。他们的经验使他们不大注意地理文献，并以为他们所体验到的新事物对别人也一定是新的[参看萨普尔，238，评论；赫特纳 152，46；242，164；彭克，159，640；韦贝尔，250，477；布尔格尔，11，83f．]。

1937 年本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一问题作过讨论，澄清了索尔的表述在逻辑上陷入的困境：我们不能把政治地理学从地理学中砍掉，但它又不合于我们的地理学定义，所以很难想得出该拿它怎么办。既然引起这一问题的是由于采用了一个纯属武断的定义，无论在逻辑上还是该学科的历史上都没有根据，也许可以设想出路是明显的。帕奇写到有的人“在自己莫测高深的判断中，创造出对地理科学诸问题的限制和对地理科学材料的划分，使自己能高据在自说自话地建立起来的法官席位上，睥睨那些曾在地理学园圃里锄地的人们，给那些有幸预知能按他们这些继承人的观点来工作的人颁发证书，而对那些形成他们问题的概念时偏离方向的人，则拒不颁发——他们觉得这真威风得很呢”[格拉夫引，15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