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理学中知识的组织

在任何科学领域中，知识必须组织成体系，以便研究某一特定问题的学者随手即可取得有关问题的事实、一般概念和原理的知识。如果一个领域内所有知识不能组织成单一的体系，也必须尽可能地使几个体系相互联系起来[科恩，115，106～114]。

在地理学中，知识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组织成体系的。我们可以把带有地区差异的现象划分成几个大组，每组都由一些密切联系的现象组成，从而发展出地理学全领域内的专门化分支。于是这些分支就包含着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其中又进一步分成农业地理学、矿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等等）、政治地理学和也许可称为社会地理学等部门。当然，把历史地理学包括在这一组里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门完整的过去时期的地理学（参考第六章之三）。

另一方面，一切地理知识，包括其每一专门化分支里的地理知识，都可以按照研究世界地区差异所需要的两种不同观点把它组织起来：即任何特定可变现象的差异与世界上其他可变因素差异的关系的观点，以及该区内部所有可变因素的总性质的观点。

按所研究的各个现象来组织地理知识，欧洲地理学家称之为“普通地理学”，我国则称之为“系统地理学”。按地区来组织，通常就叫“区域地理学”。（用“专门地理学”一语来指这种组织形式，幸好不再常见了。在德国地理学中，通用的术语是“L nder-kunde”。）

这两种划分地理学领域的不同方法，是不能在一个平面上结合起来的。地理学的每一个专门化分支，既在系统地理学中，也在区域地理学中阐述

——在系统地理学中是由单个要素或要素复合体的分别研究来阐述；在区域地理学中则由限于某组相关方面的区域研究的一部分来阐述。于是，研究与农业有关的要素复合体——土地利用复合体和自然条件复合体等等，就是研究区域农业地理，例如科尔比对南加利福尼亚中部葡萄干生产的研究[337]。

很明显，以别的方式把地理特征组入专门领域中也是可能的，如聚落地理学（Siedlungsgeographie）或城市地理学。关于某一城市的地理，很清楚， 这是区域地理学的一种特殊形式，而研究在许多城市中重复出现的个别城市特征，则包括在系统地理学之中。此外，因为一座城市也像一个农场一样， 相当于可以看作一个独特单元的一种实际要素复合体，所以系统城市地理学对世界上的城市或其某一部分，可以按其差异性质与其他地理差别的关系加以研究。

这里没有给“数理地理学”和制图学以地位，还当稍加说明。在气候学中，我们关注由行星地球与太阳的关系而产生的地区差异，但关于这种关系的事实，我们却要靠天文学。同样，研究地球的确切形状和大小，就是向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提出问题（见第三章之二）。给一个球形（即地球体）在一个平面上作投影图的问题，就是投影科学，本质上是应用数学的问题，天文学关心这个问题也不亚于地理学。因此“数理地理学”一章常成为地理学教科书中的导论一章[111，274f．]，正如赫特纳所指出的，这一章常常完全以天文学及其他非地理学材料写成。虽则这种安排似乎合乎逻辑，但也令人怀疑，是否引导学生走进地理学领域的最好办法，须从别的领域的详细研究开始，就仿佛生物学教科书应当以化学的详细研究开始，然后引导到生物化

学里去一样。制图学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毋宁说是一种技术，它是给许多科学服务的一种知识形式。因为它对地理学比对其他科学更重要，而在地理学中又发挥到了最高的程度（参见第八章之四），所以它与我们这门科学关系最密切，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但从逻辑上说，制图学之为地理学一个分支，也与统计学之为经济学一分支相去无几。←作为研究世界的地理学，必然会包括大量由各专门化领域阐述的不同方面。然而这一领域中——不论是系统地理学还是区域地理学中——的绝大部分工作，不是由自然地理学就是由经济地理学组成的，这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点只要胡乱地翻一翻文献资料就可证明。城市地理学在理论上交叉到这些专门领域以外，在实践上却不过是由这些组成而已。政治地理学中相当可观的文献，迄今还只是次要的东西；而社会地理学文献，我们几乎还没有。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看作地理学在上世纪发展的特殊方式的自然结果，或者也可以说，地理学家是从更明显、更简单的问题开始，而把更复杂的问题留到以后去研究。不看后一解释中包含着的可疑的心理学上的设想，这里还是有正确性更持久得多的理由的。

在研究世界地区差异时，地理学对许多促成这种差异的每一特征所感的兴趣，是与它对全体的关系成比例的。每一自然特征在不同地方都有显著的变化，而其变化又是与另一些自然特征及许多文化特征的变化显著地联系着的。总之，世界不同地方自然环境的明显差异，和大部分文化特征对自然环境的部分依赖关系，充分地证明了这个定理：自然地理学在地理学总体中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

近数十年来，地理工作显著地集中于经济地理学，要说明其正确，理由却不是那么明显。对于许多学者，可能看来这表现了特别着重研究与科学精神显得不相干的实用价值。无疑地，这一领域内的许多工作是受到这种外来考虑的刺激的；如果它是明确地为适用实际目的而设计的话——如土地利用测量等等，那末它寻找到的理由就是作为地理学的应用形式。人们力图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应用于某些问题，无疑地，任何科学都会从他们所做的工作中得到促进。但是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两种形式之间，却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后者在性质上受着它在任何特定场合都必须研究的问题性质的限制和决定。一个特殊的复杂问题放到任何科学理论分支中都不适合，但却需要可以应用于它的各种知识和技术的形式。即使这种工作在一群不同科学家之间进行分工，这种分工就是在原则上也是很难遵照理论科学的分门的。此外，还可以说，不少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基本上也就是对经济现象的兴趣， 不过这些现象或多或少是就其地理方面来研究的。姑且承认对许多研究说来都是如此——特别是与世界某些产品分配有关、或与某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有关的研究，即使是从“地理基础”的观点上来进行研究的，可是还留下些根本上的理由，需要地理学所有与人文现象有关的各部分，都承认经济地理学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

我们在考察一长串文化特征时（参见第十章之六），发现凡是文化特征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具有最大地理意义的——即从它们与其他地区差别（无论自然上或文化上）的关系上说，绝大部分都是经济特征。（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包括所有经济特征，因为其中有许多并无多少地理意义，虽则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此地理学家大半从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是有道理的。

此外，因为经济地理学须仔细研讨与经济现象有关的自然特征，所以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研究构成区域地理学中全面研究的大部分。说得简单点， 大部分人都住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不是迁移他处或死亡，这并非因为他们喜欢那里的气候、政治或风俗习惯，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在那里谋生；他们谋生的方式，因而也是他们的一般生活方式，大部分都是由经济特征和自然特征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而经济地理学的职责，就是研究这种相互关系〔参看施米特，7，162～200〕。

同理，我们也说明了地理学把主要重点放在农业（在土地利用的意义上） 地理学上确有道理。城市地区的特征在不同地区中无差别的程度要大得多。然而这却不是说即使是以农村为主的地区，如果略去城市或只是一笔带过， 它的区域地理还是完整的；农业区与城市的关系，对了解该区的性质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世界上至少有两个主要部分——就是欧美地理学家最感兴趣的两个部分，地区差异大部分是由城市发展在强度和性质上的差异表现出来的。特别是对于这些地区，地理学非常关心作为城市发展主要基础的工业地理，关心研究城市本身，视作人类造成的最不平常的地区特征。

说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组成总体上的地理学的主要部分，这个结论一点也没有说可以忽略其他部分的意思。第一点，经济地理中就有许多特点，如果没有了解它们与文化上（从狭义上说）和政治组织上的地区差异的关系， 那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这些也都是在地理学上有深刻意义的特征， 为了确切认识它们与别的此类特征的关系，也需要系统地研究它们。

文化上的主要地区差别，在与其他地理特征的关系上可能有很大重要性，这一点，凡是旅行过东欧或者横渡过格朗德河，或者曾到过中纬度的南非的人都是熟悉的，更不必说中日文化区或印度文化区所观察到的重大差别了。然而次一等的文化差异显得只有很少的影响。仔细研究欧洲作物生产图， 显示了自北海至阿尔卑斯山这条界线的重要性，此线以东，裸麦和马铃薯要比此线以西自然条件相同的地区重要得多；这条界线大致上沿着法德文化（不是民族）界线。然而这里提到的差别显然是较小的。同样，建筑、习惯等等方面更明显的差别，也很难看作具有头等规模的地理差别。因此详尽而系统地研究民族地理，不论对于其他用途价值如何，看来对总体上的地理学贡献也较小。

另一方面，正像采矿地理学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本身，却在于它与更重要得多的制造业地理学的关系，民族地理学对国家地理学说来，也是要关心的主要对象，甚至其细枝琐节。国家——在独立政治单元这一意义上——的研究也许只是政治学中的一个较小部分，但国家地理学却构成政治地理学的主要部分。这个结论是因国家的一个特定的特点而来的，但在讨论整个地理学中政治地理学这个部分的地位和作用时，却常常看不到这个特点。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任何政治形式，不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其他共同体，在世界各地确实都是一种处处不同的特征，但这些差别与其他特点的差别只有很少的联系。说希腊群岛的多山岛屿构成希腊城邦民主政体发展的必要背景，这个论题是政治学中的地理方面的论题；多山岛屿地理或民主国家地理的系统研究，是不会提出这个论题的。如果说这个“议会之毋”是坐落在一个接近大陆但又不与大陆相连，而且有相当大小的岛屿上——一个具有某些气候、地形和土壤条件的岛屿上，那末她的女儿们却在具有根本不同的

自然环境和十分殊异的经济地理的地区中显得欣欣向荣。从这个观点上考虑来研究政治组织时，正像彭克所提出的，地理学除了给政治学家提供补充建议外，可能是不大有什么地位的〔163，51f．〕。

另一方面，地理学家对于国家作为地球表面上的一种划分，也是怀有直接的兴趣的。虽则这种划分是由人作出的，不是地球性质中所固有的，但正如彭克坚决主张的，这一点对我们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觉得，不论对地球作什么划分，都只能是由人来作出的。他把一个国家的地面描写作“只不过是人的（政治的）行动的舞台，确实是一个会影响它的舞台”，这一点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描写只表现政治学家的国家地区观点。对地理学说来，国家是这样一个地区，该区以内的某些条件处处相同，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此种条件成为对照。因此这是在某些极其重要的方面具有均一性的地区， 因而也形成一切地理现象中最简单也最明确地划定界线的现象。此外，正如我们在考察把地区看作单元的概念时所指出的一样，国家是大于城市的唯一地区，城市组织成为活动的地区单元“整体”（第九章之六）。国家地区与“区域”的抽象概念不同，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具体的一元之物；它是地球表面的一块，界线分明，而且与其他各块分开。它与各块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完整单元的关系。国家地区也与其他具体物体一样，有大小、形状和结构。确实，正是在考虑国家的结构时，我们的区域概念才成为具有实际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学术上的重要性的东西。

对于许多地理学家，特别是我国的地理学家，把国家看作一个地区单元的概念，可能显得与地理学相距遥远，不仅因为它即使观察得到（也只能勉强地在可见景观中观察到），而且因为一个传布很广的印象，以为人类的政治结构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无论对地球或对人类都并非必不可少。相反，正如施吕特尔所指出的，“国家（在最广义上说）决不比人类年轻，却毋宁说更年老。人没有一个包含着国家种子的社团的保障，就不成其为人。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134，410〕。因为人，作为一种政治的动物，创造一个国家也正像创造一个农场或城市一样自然［参看沃格尔，271，5］，而人所创造的国家，正如伊斯特所说的， “不论它是什么别的东西⋯⋯都同时又是、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是一种地理词语，作为一种地理词语，它又形成地理科学论题的一部分”［199，270；参看，216，802～804］。

正因为地理学的这一部分与整个领域的关系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所以我们又可以简略地考察一下国家地区作为地理研究的题目的意义。世界国家地区在大小和形状方面的差别，是地球表面地区差异最明显的事实。因此， 这是我们致力于研究世界不同部分间差别的学科中，必须理解的世界特点之一。认为这可以看作次要的事实，这已经被国家政权的现实所驳倒了：国家不但控制着自己地区范围以内的政治生活，而且也控制着经济生活。最后， 这个地区差异的重要事实，如果是与地区差异的其他特点有意义深长的联系的话，那末它在地理学中也是意义深长的。

设想把地球上任何地区划分为国家地区是“自然划分”，也就是说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那当然是谬误的；因为这一现象本身是文化现象，所以国家也好，国家的任何要素（如疆界）也好，都不可能是自然的〔357〕。但把欧洲或亚洲政治地图与相应的地形图作比较，不可能看不出这两种差异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政治地图看来似乎极其武断地划定的地方，

如在南美那样，考虑一下人口密度地图，接着又考虑一下说明它的自然要素地图，就可以看出，只有外部边界才是武断地划定的；国家的基本划分，是十分显著地与该洲的自然地理相联系的。

国家地区不但在大小、形状和彼此位置关系的明显特点上，而且在其内部构造上，都是各不相同的。不同国家地区构造上的差别，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种地理方面，是直接地与该区的区域结构联系着的。

在经济地理学中，我们关心着世界经济差异，那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显著地受着各国努力的影响的。各国都把各自地区中的一切文化特点组织成多少是均一的封闭体系，有的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突出，但各国全都有。

这些努力最明显的结果是关税壁垒。这道壁垒，虽然见到的只不过是小小的界石和边境站，但对生产、贸易地理的影响却可能比高山大洋还要大。许多较不明显的影响，统统加在一起也许更为重要。比如巴黎盆地的区域地理本身，只能给其内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巴黎城，作出一点次要的解释， 对法国北部的大片肥沃平原说来，这座城市的形状和性质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过去几世纪，法国这个国家以巴黎为中心，把它从北海到地中海的所有区域并成一个有组织的单元，只有这种成效卓著的努力，才可能说明那个特定地理现象的原因。从正面说，法国各区域工农业的发展，已经因为它把这一政治经济地区单元包括进来而显著地受到影响。

因此，政治地理学——基本上即国家地理学——的地位，不能被看作处在遥远的边缘位置，毋宁说还是与地理学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 地缘政治学这个特殊领域，在战后的德国已有长足的发展，这是一个范围十分宽广的——或者完全没有限定范围的——领域，按政治地理学说来，在这个领域中，地理学是被用于特别的目的的，超乎求知的范围。所以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上的应用哈辛格，165，23]，如何估计它的价值和重要性， 取决于人们对它为之服务的政治目的所定的价值。正因为地缘政治学是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设计成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因此可以认为从这一观点上看来是正的价值，就为从他国的观点看来是负的价值所抵消了。地理学这一分支制造了国家“生存空间”（Lebens- raum）的概念，从它对世界思想的影响看来，就像是地理学中唯一最有影响的分支了。（对于地缘政治学以及政治地理学本身的历史和方法论问题，笔者以前已经论述过了〔216〕。自从那时起，法国的昂赛尔曾试图为国际科学挽救地缘政治学（Geopolitique）这个术语［187］，英国的伊斯特也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的研究［199］；对政治地理学的最全面的研究是毛尔的著作［15］。）

当人们从我们所遵循的观点考虑社会地理学这个理论上有可能的领域时，说这样一种性质的研究，发展下去能对地理学作出重大的贡献，看来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在原始发展地区，人们可以研究关于衣着或者工具的地理， 或者还可以设想关于举止习惯和宗教的地理。然而对世界的重要地区说来， 这种研究显然是没有多少地理意义的。人们在芝加哥戴帽子，而在伦敦，因为冬天不冷，却让他们的耳朵挨冻。美国中西部的城市建筑学，主要因显示缺少本地文化而有深刻意义。宗教上的地区差异，在政治地理学上具有某种重要性，也许在经济地理学中少数场合也是如此，但总的说来，这种现象表现了与其他地区差异特征的关系相对较少。即使我们举出最常引用的例子， 即伊斯兰教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我们看到它也在孟加拉或爪哇集约耕作水稻区的热带雨水下盛行着。

可是在科学上过早判断未来的发展，却是一切预言中最危险的预言。文化的许多方面，除了经济、政治实际以外，都是与区域差异有显著联系的。以证明缺乏重要关系的选例为根据而排斥这一领域，肯定是不明智的。在欧洲和我国某些地方，对聚落形式、房屋式样等方面的研究——据说最近在日本还要特别热心，表明对总体上的地理学会作出有系统贡献的可能性（特别请参看施米特［180，54～80］；又见前第六章之六的讨论）。

在我们讨论过的地理学的每个专门化分支中，我们觉得可以应用于总体上的地理学的同一理想，也支配着求知。这些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正像在系统科学的相应领域内的情况一样。毫无疑义，总的说来，在自然地理学中，精确可靠的程度可能最高，在文化地理学各分支中，则多少按照着我们讨论的次序逐渐递降。然而这样一种比较决不是普遍正确的。某些经济事实可比许多自然现象的事实以更高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来证明，地理学上也很少有什么事实能像有关国家地区范围的事实那样，可以如此高度精确可靠地予以证实的。

在普遍原理的阐述上，地理学中最显明的对照并不存在于各专门领域之间，而是存在于系统地理学所有各分支与区域地理学之间，不论是部分还是全部。系统地理学的独立发展，在其本身及其与区域地理学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就特别由于这个缘故。

这两种观点之分，正因为地理学的性质而成为必要。地理学要研究的地球表面地区差异，是由大量个别特征表现出来的差异，这些特征一部分是彼此互相联系着，一部分则是独立的。所以地理学必须研究全世界每一个特征的地区差异，不是当作那个对象的系统研究的一部分，而是当作对地球表面一种地区差异形式的研究；这就是系统（或普通）地理学。然而很清楚，仅仅把系统地理学的适当部分加在一起，还是不可能充分理解地区间的差别的。我们必须去研究一地存在的所有地理特征相互关系的总和；这就是区域地理学。在历史部分，我们看到瓦伦纽斯首先阐述的地理学内部两种观点的差别，在洪堡的著作里是存在的，而且正如瓦格纳指出的，在这一领域内形成不可避免的二元论——不是关于物质，却是关于研究方法。稍晚，哲学家克拉夫特在考察我们的领域时也证实了这番话[166，4f．]。总的说来，在近代地理学中，对于这两种观点之分，李希霍芬作了概要描述［73］，继他之后，赫特纳又作了更清楚的说明[140；161，218，398～403；参看彭克， 163，44]。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依然还是争论不休的题目。

对这两种组织方法间的关系，赫特纳以如下的方式作了说明。如果我们把地理要素的变化看作仿佛是包含在与地球表面相平行的面上的，那末所有这些要素合起来，就会在地球表面上空的不同高度上形成一系列表面。在系统地理学的任何一个部分，人们把单层表面上的所有一切变化与其他诸要素表面上的变化可能有的关系联系起来研究。然而在区域地理学中，我们却垂直通过所有各层表面截下一个有限部分，以求理解一个地区中这些表面的特点的总和。

这两种组织地理知识的方法，不但不是每一部分都相互联系着，而且实际上也决不是像时常想像的那样截然不同。系统研究未必都要包括全世界， 而是可以限于一个洲或者一个地区，其中所研究的特征是有变化的。（因而“普通地理学”一语是不恰当的）于是如果对一个小地区中所有的特征陆续加以系统研究，仅仅把这一整个系列系统研究加起来，并不就成为一种区域

地理研究，却只不过是一个有限地区的系统地理而已。基本的差别正是在观点上。在区域地理学中，研究集中于个别地点或地区上，不论大小如何，都是（任意地）看作单元的。于是目的就是要理解每个单元的特定地理性质—

—即是说在因果联系中所有这些地理因素的特定形成方式［赫特纳，126， 672］。

正如我们多次表示过的，对地理学中继承下来的表达该领域这两个部门的术语，许多学者都曾感到不满。瓦伦纽斯把研究广大地区或全世界各个范畴的现象的工作，叫做“普通地理学”（geo-graphia generalis），在德国

（allgemeine Geographie）及法国（géographie générale）几乎是普遍使用的。然而正如赫特纳等感到的，这会使人误解，不但因为这些研究可能只限于地球的一部分，而且尤其因为这些研究是凭各个范畴来研讨地球表面的特征的。李希霍芬在一个时期提出“分析地理学”这个术语［73，41]，但赫特纳反对得很有理：在地理学的这两种形式中，分析和综合两者都是需要的

［126，675；或 161，400］。施吕特尔看来却已采取了这个术语［247］。我们指出过，赫特纳很早在对这个问题的研讨中，曾以“比较地理学”

（vergleichende Lnderkunde）来代替“普通地理学”，试图把地理学中这两个方面的密切关系表达得更加清楚——他告诉我们，“比较地理学”一语是从李希霍芬讲课的标题中取来的。赫特纳在他以后的方法论论述中没有再用这个术语，最近却又回过来检起它作为一部包括整个普通地理学——除了略去海洋——的综合性著作的题目〔362〕。不论德国学者最后会得出什么结论，美国地理学家们无疑都会同意彭克，认为这种用法是不恰当的［90］。另一方面，在美国文献中，现在广泛使用的术语“系统地理学”，在许多德国地理学家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先例。例如李希霍芬把地理学的这种形式描述为有组织的“根据系统的原则” （auf Grund systematischer Principien）［73，41］，赫特纳称之为“系统描述”（di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 126， 675 ］，而彭克则呼为“根据系统观点”（ nach systematischem Gesichts-punkt）的方法［163，44］。不幸这个术语并非源出德语，而其德语的相应语词却又不适合，这就使它没有被作为德国地理学中一个主要部分的称号来使用。

瓦伦纽斯所采用的另一个术语“专门地理学”（geographiaspecialis） 在德国大都用“Lnderkunde”，以后又用“Landschafts-kunde”来替代（这里不来考虑两个术语间的区别），但几乎所有非德语国家都用“区域地理学” 这个恰当的术语来替代。然而许多德国学者已经感到“Lnderkunde”不合适，一方面因为它把海洋除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所提出的地区划分，要比现在通常作为区域来研究的划分大得多。早在 1831 年，弗勒贝尔提出用“区域”来代替“Land”［54］，苏潘想回过来用“专门地理学”（Spezialgeogra-phie

［或“spezielle Geographie”］）［78，153］；韦贝尔赞成或用此词，或用“区域地理学”（regionale Geographie）［266，198］；劳顿萨赫则支持“区域地理学”［173，29f．］。然而，因为这些术语都不是出于德语语源，看来现时德国地理学家不大可能会改用它们。

地理学领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而又互相交叉的方向，这常常引起混乱。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加以分类，来澄清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些例子局限于作者本人的研究的话，那就不会有触犯什么人的危险。政治边界类型的研究是政治地理学中的系统研究，试图建立一般概念，提出普通原理［357］，

而上西里西亚的边界研究则是局部的区域研究，即区域政治地理［355］。同样，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研究也是一种局部的区域研究，主要局限于该区经济地理的一部分［356]。最后，奥匈研究是一个过去时期的区域政治地理，本世纪初期的区域政治地理研究——亦即一种历史地理研究，不过限于政治区域地理而已［358］。换言之，我们不承认“经济地理与区域地理间有界线”， 普法伊费尔显然会要我们这么说〔109，108〕。它们是互相交叉的。但也由此可见——他可能会这样说——不能以为把区域地理学局限于经济区域地理学，这门学科仍旧还是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