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然区”系统

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要考虑过时了的划分系统,这些系统不但不自然,而且在我们看来,还是极端幼稚的。然而粗略地纵览一下过去的系统,再回过来看我们今天的系统,我们也许就能仿佛用未来地理学家的眼光来看它们了。可能我们也是在以同样的方式自欺自骗。

一种最普通的自欺方式,就是随便地应用一些貌似具有精确含义的术语。虽则作者起先也许意识到那个术语用得不确切,可是到时候这个术语本身,却会使读者以至作者本人都相信:他提出来的也正是他所说的东西。如果我们相信,比如说,以前的作者,在称流域盆地为陆地的自然区划时,都是自欺自骗,那末我们目前使用“自然区”这类术语,又是否有更可靠的理由呢?

不幸,通常的用法却容许“自然区”一语包含着好几个不同的意思(在法语和德语中,也许在所有印欧语言中,困难都差不多)。最广义地说,“自然”显然也包括人类在内,连同他所有的劳动成果;在这一意义上说,它几乎与宇宙同义,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与宇宙实际同义,这宇宙实际,与我们关于它的想法,却是截然不同的。于是康德、洪堡等作者,都用“自然”来表示存在于观察者意识以外的客观世界。

在这一基础上,某些学者在“自然区”一语中用“自然”一词来表示“某些固有的而不是任意强加的东西”[310,253]。看来赫伯森当初使用此词正是这个意思[307],在他以后发表的著作中,他抛弃了“自然”一词,而单用世界“大区”[308],意义也许是颇为深长的。“区域”一词本身,至少在地理学家使用时,是带有“固有性质”的含义的,与“地区”一词适成对比。如果为了强调“固有地区性质”的概念,用以与任意强加的地区划分相对立, 于是加上了“自然”一词,那末这种加添不但多余(稍后像“真正的自然区” 系统也会出来),而且还带点作假:其含义是,在自然界(即现实世界), 地球表面确有毫不含糊的划分,问题只在于正确地认识它。我们已经知道, 现实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划分;划分世界的尝试总是含有主观判断的,不仅在决定个别因素的界限时如此,而且在决定几个因素中究应以哪一个为重时也是如此。一个地区的“固有性质”是由许多不完全地互相联系着的不相称的要素组成的:温度、雨量、地形、土地坡度、土壤物理质地、地下矿藏和相对区位,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互不相关的,更不用说人文要素所呈现出来的不相关的程度了。这些因素处处不同,在这样的世界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不相关的,正像许多作者已经指出的,要同时根据所有这些因素来划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决定:哪一个变化最重要。我们能用什么测杆来测定这一点呢?一座山或者雨水短缺,究竟哪一个更大一点呢?作出的决定只能是主观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区域,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任意强加于现实的。

有的场合,使用“自然区”一词的作者原意也许并非从字面上理解这个称呼,却只不过是用它来表示,这种区域划分的根据存在于总体的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中,这与仅按单个要素来划分适成对照,如“气候区”、“农业区”等。(确实,在大部分场合,这一用法也显得有点作假,因为这样的划分实际上几乎完全是以一种因素为根据的,那就是气候)初看起来,“自然区”也许像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区域”的合理缩略语,但细细琢磨“自然”

一词的丰富内涵,那个短些的用语含义显然要比长些的多得多;这就仿佛像我们把“以真实条件为根据的区域”缩为“真实区域”一样。条件即是现实, 区域则是理性概念。

使用“区域”一词不加什么形容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避过这一困难, 正像赫伯森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所做的一样,或者,如要使用“地理区”一词亦可。确实,“地理”一词有时用作自然的意义,把人文除外,但在一门包括人文诸方面的地理科学中,这种误解该是不可能的[迪金森反对英国地理学家这种用法,101,258,268]。“地理”一词的形容词包括“地理学”所包括的全部内容[詹姆斯,286,80]。

赫特纳在 “地球表面的自然划分” ( natürliche Einteilung derErdoberfl三、“自然区”系统 - 图1che)[300]中,严守“以自然基础为根据的区域”与“自然区”的区别。他承认不论根据什么来划分,应用起来总需要有许多判断上的主观决定[107],由此而得出的区域,从此词的本义上说,怎么都不能叫做“自然区”。另一方面,他这短语——不论德语是否完全清楚——如译作“地球表面的自然划分”,就极不确切。赫特纳在讨论中把他的划分系统与他称作人为(künstlich)划分系统相对照;于是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说,他的系统是“自然的”(natürlich);更彻底的是,他还寻求单单奠基于现实,而且奠基于整个现实(Natur)的逻辑基础。

前几段所讨论的每一解释,取决于最广义的“自然”一词的使用,包括观察者头脑以外所观察到的所有现象——也许可以说,即客观现实。毫无疑义,这种用法在地理文献以及别的思想领域中都是很有根据的;对洪堡及其先辈说来,这就是对此词的普通的理解。然而 19 世纪期间,一般科学家终于都愈来愈明确地分清了对非人文现象的研究是“自然科学”,而在地理学以及别的思想领域中,“自然”一词却用以表示现实中与人类无关的那一部分, 是与“人文”部分相对而言的。虽则在某一意义上说,人们可能会同意詹姆斯,以为把“人与自然”作为对比是“出格的傲慢态度”[286,79],但在自然界只有人类才能凝神沉思这种对比,即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用来表示这种对比的词是理直气壮的。凡与“人类的专门研究”有关的所有科学和哲学领域,都以为需要把宇宙中属于人的这一部分与不属于人的部分区分开来,即使仅仅为了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说得可以理解也好。确实,詹姆斯承认有这个需要,他推荐“在思考人、地关系时”使用“基础”(fundament)一词[80]——仿佛人类不是属于地球,不是尘世之物似的。基础一词虽有某些便利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因为其形容词形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词。①“自然”一词虽则可能不合逻辑,而且易于引起混乱,但科学家在区分非人文要素与人文要素时,已经习惯于使用此词了,而且大概还会继续使用下去。我们只须把我们使用此词表达什么意思讲清楚就好了。

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对大多数科学说来虽则不关重要,但在地理学中显然却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因为地理学既与“自然科学”又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相交叉。确实,许多近代地理学家不会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看作对地理学的恰当描述;他们像施吕特尔一样,也会强调说:地理学与所有这些科学相交叉,不顾两大类的传统划分,而与所有这些科学形成联系。根据同样的原理,把“人文地理学”看作只是“生物地理学”的一部

① 英语“基础”一词的形容词形式 fundamental 含有“重要的”、“根本的”之类意思。——译者

分,以别于“自然地理学”(此处系研究无生命的地理特征的意思),这就形成了系统(普通)地理学的两种划分法。如果说这看起来貌似合乎逻辑, 却也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李希霍芬所说,人在与非人文因素的关系上,其反应方式与其他一切有生命之物完全不同;他的反应是“文化的反应,包括如衣着、住房、工具等等——即使在其最低生存阶段也是如此”[73,56f.]。此外,人与其他生物迥然不同,地理学既然是一门由人类发展,同时也是为人类而发展的科学,因此在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地理学中是极受关注的。在这一意义上,例如说,狼的地理学距人的地理学之遥远, 也正如地形地理学一样。因此我们有理由接受这个流行观念:即宇宙中文化的——即关于人的——事物与别的每一件事物有根本上的差别——因为没有更好的词,于是我们就称之为“自然的”[参看沃格尔,244,192]。

在“自然”这一有限技术意义上,“自然区”一词可能即表示从非人文要素方面来考虑的区域。我们已经指出,撇开人文要素的地球表面概念,是一种理性概念,而不是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概念(第八章之六)①因而任何这类“自然区”系统都是纯理论的。此外,我们觉得,即使在理论上,世界也并不是由自然区的简单系统构成的。自然要素基本上各不相关,即使我们撇开错综复杂的人的因素,对这些自然要素的复杂结合,也不容许作任何简单的区域划分,除非是任意作出决定。

“自然区”也有可能仅仅用以表示:世界已经根据自然的、非人文的要素加以划分了,在广义上使用“自然区”,情况正是如此,但我们却要坚持狭义的用法。除了前一方面所引起的反对,这种用法还会因两个理由而引起误解。自然界与人类截然不同,不会提出划分的根据,使得同时对所有自然特征,即使只对两三种极其重要的自然特征有意义或很合适也不可能。自然界也不能表示出它的哪一种要素比其他要素更重要。例如,对自然说来我们没有根据可以假设,无论在新泽西区还是在阿拉斯加,对一只蚊子有深刻意义的自然要素,其重要性却不及对一棵红杉有深刻意义的自然要素。换言之, 一张关于蚊子的“自然区”地图,或者说,“单以自然要素为依据的区域” 地图,与一张有关红杉而绘制的自然区地图,是会有天壤之别的,但任何此类划分,都必须按关涉到某种此类有间接利害关系的事物而作出来。地理学家作出所有这些划分,都与人的观点有关——即与人有关系的自然界,这是自不待言的。如果我们思考得精密一些,那末我们就必须把这些称之为“根据对人类有深刻意义的自然条件而划定的区域”,至少如赫伯森所曾承认过的[310 及 308]。

读者可能会感到,这里絮絮叨叨说了这许多话,无非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出发时本来就已清清楚楚的结论,可是从许多研究看来,别人却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是那么清楚明白。当人们考虑到区域系统的不便之处时,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就看得出来了。在这样的区域系统中,我们必须始终重视自然要素的人文意义,而不是按其本身的性质——正如有人提出的,“按其固有特点”

——去考虑它们。一个因素被引了进来,它会影响每一个要素,而且从一时到一时、从一地到一地,它都在显著地变化着。北美的区域划分,即使局限于自然因素,也须按前哥伦布时期来分;另一种划分则按定居时期来分,而且自此以来确乎一直在不断变化,虽则不是那么快[参看布罗克,297,107]。

① 查第八章并无第六部分,原文数字有误。——译者

同样,在任何一个时期,对美国不同自然因素所评定的相对重要性,决不能假定在中国的区域划分中也是相同的——除非人们只想给中国的自然环境进行一次区域划分,一如美国人设若住在那里时会影响他们那样。

那末,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把世界划分成区域,既能给予所包含的整个自然要素复合体以适当的考虑,同时又不受人类观点的支配呢?这样一种“把世界划为区域的自然划分法”,即使在理论上可能构想也好,就会提供一个不受人类支配的框架作为背景,让我们能研究文化区域的发展。这种框架对区域地理学可能会有重大价值,任何严肃的建议,只要看来似乎能提供这样的框架,我们都应加以考虑,即使从各种逻辑论点看来似乎这是不可能的。

许多学者所以热心地抓住“自然景观”的概念不放,正如帕萨格等人所解释过的,也许多半要归因于这样一种感觉:以为对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以在这个概念里找到。观察一下“自然景观”,我们就可以在自然界找到给地球表面作区域划分的根据。帕萨格在他新近的阐述里断言:“地表形态

——岩石、植物覆盖和水——的个别空间,即 Raüme[在特定范畴内,每个多少都是均一的],是按规律(regelm 三、“自然区”系统 - 图2ssig)组成具有某种景观性质的地区的”。他把这种地区称为“景观空间”[268,6]。

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把它作为一种现实来观察的景观,其陆地部分主要是由地表的地形起伏和植被组成的。但是对这两种主要是互不相关的要素, 我们又如何能把它们协调起来呢?对一个要素里的多少差别量,应看成比另一个要素里的多少差别量更加重要呢?景观本身是拿不出客观答案的。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主观感觉——或者按景观与别的什么东西的关系,如人类生活——来决定它。

帕萨格并没有说明他根据什么来决定,但回答这个问题时却倾向于植被。这就决定了他对世界的主要划分法;地形只在下一级分区中才予以考虑[268,92]。显然这样衡量重要性纯属专断;为什么山区崎岖不平的坡面与邻近平原的坦荡地面之别,在景观中不及平原上的森林与草地之别来得重要呢?在实践上,帕萨格在他的世界景观带地图中,找不到留给这些下一级分区的余地;洛矶山脉只包括在“干燥景观”内。

对这个系统的第二种也是更大的反对意见,以为它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不是以我们所看到的真正景观为依据,却是以一种假设的景观为依据的,这种假设的景观却没有一个活人曾看见过,那就是自然景观。这一点在帕萨格的描述中是不很清楚的;在“文化景观”很少开发的地方,人们显然着眼于现时的景观,并且不确切地称之为“自然景观”,但在别的地方, 却着眼于假想中未曾为人类所改变的洪荒景观。

除非我们的头脑完全被搞糊涂了,我们一定会明白,我们要观察和划分成区的是世界景观的哪一阶段。理论上有 3 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要把这 3 种可能性结合起来,同时又不破坏这个体系可能具有的效力,那是办不到的。现时的文化景观,正如詹姆斯所承认的,是实际上存在着的唯一的景观。我们觉得现时的自然景观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不但现在不存在,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度存在过的自然景观,即人类登场以前存在过的洪荒景观,如果没有人类的到来,也决不会一成不变。其中的第一种,在试图研究欧、亚、美各洲高度耕作地区的自然景观时必须予以排除。第二种因为纯属理论,也就不可能作为观察的根据。因此大部分学者指望复原洪荒景观,

即原生景观,但普遍都没有认识到它同今天理论上的自然景观不是一回事。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区,历史时期的人类曾在那里看见过原生自然景

观,那末把它作为一种观察根据,又有什么价值呢?那样的原生自然景观, 特别是包括着植被这个主要景观因素,可作为区域划分的近似正确的框架的,我们果真能在现时的景观中作出观察报告吗?在欧洲、南亚和东亚这样千百年来就早已开辟耕种的地区,这一点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许曾设想过,在新大陆的农业区情况也是如此,但至少帕萨格学派中有一个人看来却持不同意见。阿伦斯在回答韦贝尔的批评时声称:“我相信他不是没有认真设想,除欧洲外各大陆的景观,在 100 年前,不错,甚至在 400 年前,看来会与今天有本质上的差别”[250,答复,166]。韦贝尔的答辩撇开北美东部景观的革命性变化,却提到施密德论证了对白人移民造成大草原植被的重大变化。

然而在所有这些耕作地带,也还有小片荒地,仿佛就像拿了一些原生植被样本给我们看似的,我们就根据这些荒地来推想全区的原生植被。但从格拉特曼和北欧另一些作者的研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靠的;北欧在史前时期并非遍地森林。此外,我们也不能设想在有人居住的地区中,小片荒凉植被就确切地体现了洪荒植被的特点。彭克报告,美国东北部废弃的农场“在先前是田地的地方,已变成一片新的洪荒景观”[11,47 所引],这里他使用 Urland-schaft(原始景观)一词,与通常的意义一定有所不同。土壤腐殖质含量、河流雏谷,还有森林本身的特性等方面的差异,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在世界上所居住地方的情况,这是众所周知的。那末

为什么要设想,在我们知之甚少的遥远地区,情况就不是如此呢?改变原生植被,改变养活这种植被的土壤,并不是只有较高农业发展阶段的民族才能做到的。福尔茨告诉我们,苏门答腊的马来人抛弃了一片耕地,大约一个世代以后,“行经那一片长成的森林时,不是知情的人,就怎么也难以辨认出” 原址的。他这话其实正是默认,在无人说起的世世代代里发生过的一系列循环中,单是这么一个循环的结果,就已留下了某种变化,不论多么微小[262, 101]。我们不能肯定说,在中非会有一平方英里的低地,其植被和土壤的性质并未因千百年来土人的刀耕火种而发生显著的变化。照劳顿萨赫的意见, 我们甚至不能有把握地说,热带稀树草原一般说来是“自然景观”[278,20]。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说,这种“自然景观”,不论是现时理论上的自然景观,还是前人类时代的实际景观,除了世界上极罕有的地方,今天的地理学家都毫无希望看到。按照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来判断景观,不论有什么用处, 但在一个以从未见过的景观为根据的系统中,这种效用多半也会丧失的。或者,我们凭着在头脑里重新构想原生自然景观,是否也可能取得同样的效用呢?如果我们对原生自然植被确有可靠的认识,我们能不拿它来替换现时的植被吗?

只要我们有这样可靠的知识就好了!

我们的文献里确实包括着世界自然植被地图,要多少有多少。

对于我们的基本目的,我们到底应认为哪一种可靠呢?不幸,帕萨格学派——尤其是帕萨格本人——对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却很少注意。詹姆斯采用帕萨格系统做得很聪明,他对前者的地图干脆置之不理[305]。推想起来, 这不但是因为他怀疑这幅地图的分类法是否适当,而且也因为这幅地图对有

关自然植被的已知事实极端无知。①不过詹姆斯本人也不会要求我们过于信赖他本人的地图。他承认,我们对于我国高草原和南美大草原的原生植被并无可靠的知识[321,211],他在地图上用了一个诚实学者的画法——一个打上问号的空白区,对中国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就是这样画的。如果他的世界植被图规模画得更大些,那末北欧地图上大概也会打满疑问号的,因为欧洲地理学家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至今还不能肯定,在人类到来以前自然空旷草地的范围有多大。

帕萨格明确承认内中必不可免的困难,但似乎没有看出这对他的系统的破坏性作用:“人类在劳动中对景观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不但完全改变了它的面貌,而且实际上使复原原生景观成为一个重要而且困难的问题”[268, 71]。这番话的含义,却仍然表示作这样的复原是可能的。同样,施吕特尔虽然承认在耕作地区要复原洪荒景观很不可能,却仍把这问题看成不但重要, 而且还有吸引力,同时还是必要的;因为原生景观是研讨文化景观

(Kulturland-schaft)的出发点[145,19f.;又参看索尔,84,202]。姑且承认复原原生景观作为科学研究最终目标所给予人们的可能性是有吸引力的,但它是否能为区域地理学提供一种可利用的基本框架呢?我们既然没有关于“原生景观”(即史前人类到来以前)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要发现并正确解释自此以来发生的所有变化,那既由人类,也由自然造成的所有变化, 就面临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了。

鉴于不可能把景观自然植被复原到假设没有人类登台时可能的样子,鉴于复原有人类以前的原生自然植被极端困难,因此甚至连那些十分热心于以植被为基础的区域系统的人,也没有发展出即使大体上前后一致的区域系统,这也毫不奇怪了。他们的系统(推想起来)实际上是以看得见的植被和看不见的气候相结合为依据的。在帕萨格的植被分区上,除了“干旱区”, 还有“酷热地带”、“中间地带”和“极冠”这样的熟悉分法。又

同样,詹姆斯的区域分类术语也反映了在他思想背后气候占着支配地位的倾向。“中纬度混交林”在外观上和所包括树木的类型上,一方面可能与“寒温带针叶林”不同,另一方面又可能与“热带森林”相异,但很少有人会设想,这些差别是属于“地球主要特征”一级的。在各节的安排中,“草地”被放在“中纬度混交林带”和“寒温带针叶林带”之间,这反映了骨子里其实还是依靠气候差异的。

于是结束时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即气候差异与植被差异——热沙漠对寒沙漠、中纬度高草原对中纬度森林等等——相比起来,如何衡量其相对重要性问题。不论把我们的系统叫做什么,不论叫它“自然区”还是“自然景观区”,对于不同自然标准,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它们对人类的重要性来衡量的。既然不同自然要素对人类的相对重要性,肯定并非由与人类性质

① 例子很多,姑举其一:有个“潮湿草原地带”,得知是由密西西比河两岸诸州(包括威斯康星、衣阿华和密西西比)的双线组成的,与东西的森林区成为对比,而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大草原却在“干燥草原地带”。韦贝尔也看出真实情况“被十足地一般化了,而且在许多场合都不正确”,而阿伦斯则为“景观带”

(Landschaftsgü rfel )辩护,以为是“以惊人的正确性建立起来的”[250,168,170]。

又 见他的理论大纲[268,92ff.]。笔者应当承认,在帕萨格的几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中,每个系统都有十分相似但又十分复杂的术语,他也很可能像格拉特曼一样弄得晕头转向。正如帕萨格所暗示的,即使水平很高的学者,也定会觉得这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初学者了。

迥然不同的自然界所决定的,可见我们的系统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人文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说,所有一切都可以称为“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