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地理学的历史发展看地理学的性质一、近代地理学的前古典时期

地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渊源虽则要远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

成为一门近代科学，主要却是 1750～1850 这百年间的事。本期下半段即洪堡和李特尔的时代，通常称为地理学的“古典时期”。二人时代相同，而研究方式却迥然互异，他们非同寻常的成就及其著作对后世地理学的影响，有理由使我们把他们看作近代地理学的鼻祖——在这一意义上说，也就是“创建人”。但用这个称号却又容易使人忽视前人——我们可以说，那些为创建人奠基的人——的重要作用。“卡尔·李特尔也自有他的前人”（Carl Rit-ter hat auch seine Vorgnger），佩歇尔曾这样说过，此语同样也适用于洪堡。我们在这里说到的这些前人，并非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地理学家，也不是 1800

年以前二三个世纪中地理学著作的大部分作者。我们要说到的是 18 世纪下半叶那一批虽不很多，但人数尚属可观的学者，他们在自觉地努力奋斗，以求把多少有点庞杂但同时却又有用的研究改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虽然还不能一口断定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可是在该世纪末李特尔和洪堡的地理著作发表以前，他们就已经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地理科学定下了基本的大纲，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事。然而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大纲。我们要感谢李特尔和洪堡的，就是建立近代地理科学这一工作。然而地理学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几乎包括本文不得不考察的全部概念——在李特尔和洪堡前一代德国地理学家著作中都已找得到了。纵令他们二人都不出世，1800 年以后的地理学也终于会发展为今天所知的样子的，即使步子要慢得多，这样说也并不过分。

世界各地各种现象杂然纷陈，对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地理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的继承者——18 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当然会考虑所有这些现象。他们重复着斯特拉波的名言：“地理学除了对社会生活和统治艺术有重要意义外，⋯⋯还使我们熟悉栖息在海洋和大陆上的动物，以及地球各区的植被、果品和特性。这种知识表明那耕耘地球的人类，是认真地对待生活与幸福这样的大问题的”［38，导论］①。伊曼努尔·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涉及斯特拉波包括进来的全部要素；在这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康德要建立“另一些地理学”，包括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风俗地理学和神学地理学，以及对每一地带的描述［40，§5］。自然地理学是理解我们对世界的感性认识的重要基础学科，不论这种感性知识是直接由旅行取得还是间接由读书取得[§2，§4 结尾]。总而言之，“它起着整理我们的感性知识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心智上的愉快，并为社交提供丰富的谈话资料”［§5；虽则这些想法可能是康德的，但却是以林克的腔调说的话，参看原书第 38～39 页的注。（中译本在第 22～24 页上）］斯特拉波和康德的这些话是可以用现代科学用语来解释的。莱利所谓“足不出户的读者头脑中为学不专的好奇心”，在康德看来，与科学却并不对立。相反，渴望认识世界的好奇心，却是要科学去追求知识、组织知识的推动力。确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研究人员个人和团体各有所专，但康德承认，专业化的方式不止一种。当康德承认按对象的种类进行专业化的重要性时（这种专业化方

① 只有我直接查核过的资料才注明出处，为了可以分清，在别处我都是依赖第二手的评论者的。

式以后支配了自然科学领域），他看到那种专业化方式在地理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唯一对象地球，对我们说来，在宇宙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后还要研讨他为地理学勾划出来的专业化方式（见第四章之二）。

然而 17、18 世纪撰述地理学论著的大部分作者，并没有想根据科学的利益来解释地理学的目的，他们关心的倒是它的实际用途。他们反复强调地理研究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价值——为求了解历史和作为统治的一种实际辅助。维索茨基指出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如何阻碍了地理学的科学发展

［1，96～130］。

回顾早期失败的努力，我们需要研讨一下 18 世纪下半叶的一些作者，他们人数虽少，但却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努力把地理学从附属地位提高为一门独立科学，而称之为“reine Geographie”，即“纯地理学”。（与此语日后在欧美的用法迥异，读者可以注意到它在这里是用得很恰当的。）

在要求地理学不按政治区划，却按更实际、更有永久性的自然区划来考虑其对象——世界时，首先表现了这一动向。地域区划只能以边界来确定， 于是这个概念就第一次表现于要求地理学按“陆地”的“自然边界”而不是按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这一动向是附和了斯特拉波的，早在 16 世纪，就在许多作者身上表现出来了，他们之中有地理学家也有法学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鲁希阿斯［1，193ff．；5，44ff．］。然而，只要地理学还是被看作历史学和政府的侍婢，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虽然有人以为，政治疆界经常变动，使得地理学家的工作似乎只有短暂的价值，但只要地理教师仍以传授政区知识为主要任务的话，这一论点就不恰当了。当中欧——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地图是几百个邦七拼八凑起来的时候，地理教师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很难再腾出时间来考虑“自然区域了”。

另一方面，对正致力于发展一门科学地理学的人说来，靠政治区划来组织世界各区知识的老办法，看来分明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论就当时或现今的欧洲政治地图而言，还是就当今美国的政治地图而言，凡是认真关切发展区域地理的学者，要说他们没有一个会认为政治区划“一般尚可满意”， 看来也并不过分。

然而当时也正像今天一样，要是不按政治区划而从别的方面来考虑世界的地区，却碰到了如何能同样明确地划分陆地区的难题。18 世纪中叶，许多学者，特别是法国的比阿什，提出一个理论，似乎解答了这历久以来感觉到的需要——这就是山系连续网理论［参见威索茨基论《Der Zusammenhang der Gebirge》，那一章 1］。这个理论在德国立即被接受了，加德雷把它作为按自然条件划分世界为地带和区域（Gebiete）的基础。早在此时以前， 在荷兰、意大利及德国就已作过相似的尝试，不过未曾受到重视，但加特雷的著作对当时和后世却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包括洪堡［参看李希霍芬，3， 671］。因此我们可以拿他 1773～1775 年著作的出版来标志地理学持续不断进行改革的开始［1，201ff．］。

这一时期，科学地理学的发展还得到一种稍有不同的推动力，它来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的“自然地理学”课。在 1756～1796 年间，他曾大约反复讲了 48 个学期［14，9f．］。正如格尔兰所指出的，对康德本人说来，研究地理学只不过是取得哲学思考的经验知识的途径罢了

［12］。可是他发现这一学科发展和组织得不充分，于是就大力旁征博引， 组织资料，苦思若干具体问题——例如由地球自转引起的风向之类［39；13］。

要估计康德在我们这一领域所做工作的重要历史意义是困难的。他讲的自然地理课是他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在该课开设的 40 年间，听课学生极

多，在 1800 年后他的讲稿出版以前，老早就有不少相当完整的手写本在流传了。此外，像赫尔德那样曾做过他的学生的人，也已把他的思想广为传播。这些讲稿，不论是通过间接途径，还是只在 1801—05 年间出版以后，对洪堡和李特尔二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下文就要谈到。

康德的课，大部分是遵照 1 世纪前瓦伦纽斯所奠定、以后卢洛夫斯也曾沿用的“普通地理学”大纲（1755 年德译本）。除了从卢洛夫斯取得大量资料外，康德以后还从伯格曼的著作（1766 年以瑞典文、1769 年以德文出版）， 以及比阿什、比丰，特别是布申的著作［40，注，551ff．；14，285ff．］ 引用资料。然而他对个别国家的较简略的研讨，似乎既不是受到比阿什，也不是受到比丰的推动，才改变了布申按政区来划分的传统做法的；的确，这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在加特雷的著作问世以前早就确定了［39，Ⅱ，1～12； 14，27，31f．；15］。

这里我们无法研讨“前古典”时期后的各个发展阶段，我们只能简略地提一下推动它前进的潜在因素。各种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相当准确的气压测量法的发明，使测量地表“垂直”尺度有了可能［马尔特， 25，30；佩歇尔，66，Ⅰ，329f．］；德吕克的方法尤其值得注意，他的著作初次发表于 1772 年。此后一段时期，许多地理学家的基本方法，受到当时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佩斯塔洛齐（苏黎世人）的显著影响。佩斯塔洛齐把卢梭的观点带到德国的学校里来［25，30；Ⅰ，260ff．］。与地理学思想的改变紧密相连——不论是原因还是结果，于是就有了按河流山脉的所谓“自然划分法”来划定法国诸省。稍晚的拿破仑战争期间，政治疆界激烈而频繁的变动，也使得以此种变动不定的情况为基础的地理教科书信誉扫地，从而也促成了让路于一门以描述世界自然状况为基础的地理学［1，257～266］。

目前我们要谈的是地理学这一领域的性质——那是 18 世纪晚期一批人数虽少但却很活跃的作者所设想的地理学。生于洪堡和李特尔以前的这些作者，都试图把地理学建立为一门科学。我们不必为这一时期的终结定一个明确的界限，但却不妨认为此期也许包括 19 世纪前 10 年左右的那段时间。虽

然洪堡在他极端重要的 1799 年热带美洲之行以前，至少发表过一篇地理学论

文，但他开始发表地理学领域的主要著作，却要直等到 1804 年归来以后。李特尔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于地理学文献上，也正是这一年。但按照马尔特的说法，这两位伟人在地理学上占统治地位，却差不多要直到 1820 年［25，6］。

1. 世纪晚期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地理学，主要限于人类所知的世界上的现象，这世界也即是地球的表面，广义上具有某种厚度的表面，上至大气层， 下至人类穿透过的坚实土地。康德曾把自然地理领域描写为世界（Welt）， 就我们所能与之发生关系的范围而论，这也就是我们的经历所发生的场所。研究地球球体是数理地理学的事，但就其造成各部分差异一点而言，又被认为属于自然地理学［40，Ⅰ，§2，7］。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地理书中，对地球球体的论述都只限于绪论一章——用康德的话说，即数学概念（Mathema- tische Vorbegriffe），而地理学实际所研究的却只限于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Erdoberflche）这一专门术语使用频繁，到了 1820

年，威廉密就明确地把地理学领域限制于地球表面。①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既包括地表各种现象的“一般”研究，也包括各地区所存在的多种现象的描写。一个领域内却包括了这两种研究形式，无疑是造成地理学方法论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中争端要多些的原因。因此，没有把这种做法作为洪堡和李特尔偶然结合的结果采用到近代地理学中来，这是意义重大的。反之，正如赫特纳在他第一篇地理学史简论中所说的，古代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差异［2，306f．；161，33f．论述更详］。他指出， 这两个方向在不同时间互相冲突、互相交换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这正好证明了它们并不是两门独立的科学，而只是同一门科学内部的不同方向而已。这两个方向的明显区别，也许要待到 1650 年才由瓦伦纽斯（一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德国人，即伯纳德·瓦伦）第一次作了清楚的表述［10，100ff．］。当时大多数作者把地理学主要是限于对若干国家的粗略描述——其间不少是关于这些国家的政体，瓦伦纽斯则不同，他把这门学科分为“普通或普遍地理学”（general or universal geography）和“专门地理学”或“方志学”［注意洪堡论瓦伦纽斯，60，Ⅰ，60］。他于 1650 年早夭，年仅 28 岁， 因而无法对第二部分进行研究，虽则从他先前关于日本史地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对地理学领域的这一部分并非不感兴趣。

瓦伦纽斯使用过的“普通”和“专门”地理学这些术语，以后成为欧洲地理学中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标准术语，虽则以后许多作者对它们并不满意。我们在后面一节中可以看出，德国作者在描述“普通地理学”时频频使用“Systematische”（系统）这个形容词，支持了该国通用的“系统地理学”

（Systematic goegraphy）这个术语。“专门地理学”这个术语在德国文献中大部分为“Lnderkunde”（区域地理学）所取代，此词虽有明显的缺陷， 却比非德语的“专门地理学”或如今在德国以外几乎已普遍使用的“区域地理学”一语更为人所喜用（见第十一章之五）。

卢洛夫斯和伯格曼继瓦伦纽斯之后专心致志于系统地理学。康德虽则部分地也依靠这些术语，但也提出 Lnderkunde 的地位，不过他开始这样的区域研究并没有以他的系统研究作为巩固的基础［40，I，§3，Ⅱ，摘要 3］。对地理学这两面的明显区别，加特雷在 1773～1975 年、克鲁格在 1800 年、尤其是布黑在 1812 年说得更为清楚。

这一时期的系统研究，虽然无疑在地理学逐渐树立起科学地位的进程中具有很大重要性，但普莱韦发现不少系统研究却有脱离地理学而成为别的科学研究的倾向，伯格曼的研究特别明显。与此相反，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地理学旅行家约翰·赖恩霍尔德·福斯特却一贯坚持切合于地理学的“宏观”意义，并试图解释他所研究的每一类现象的区域关系。洪堡认为 J．R．福斯特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儿子格奥格的著作——意义重大，下文可以看出，他们父子俩的著作对他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也有些人（如普莱韦就是）把老福斯特推为第一位（按时间顺序）伟大的“古典地理学家”［8，22～26］。①

① 除另有注明者外，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都取自维索茨基的《纯地理学》（Diereine Geographie）一章， 这一章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1，193～266］。在任何情况下读者都不可擅用“第一次”这个形容词。对历史上的先后问题擅下结论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此处也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只要证明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已发展了什么思想就好了。

① 福斯特氏父子——约翰·赖恩霍尔德（1729～1798）和格奥格·福斯特（1754～1794）——的著作很难

普通地理学（即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之分，因而就表现了地理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整个发展的初期所特有的二元论形式。地理学的这种二元论形式，正如 1890 年瓦格纳所告诫的［80，375］，不应与内容方面的二元论相混淆，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

在内容方面，18 世纪的作者普通作三种划分：“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一门有“历史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两种不同称呼的学科， 但不可与今日所用（或康德所用）的那些术语的含义相混淆。数理地理学的主要部分是把地球作为天文学上的星体来研究，其意义总是较小，而实际上其研究大半总是留给天文学家的。1808 年措伊内、1811 年布特都明确地在他们的地理学大纲中把它删除了。

内容上的重大差别，在于自然地理学所包括的东西与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地理学的学科所包括的东西之别。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迥然不同，随着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的突飞猛进，两者之间的悬殊也更形分明。要发展一门统一的科学，有的人就建议把这一领域局限于当时所谓的“自然地理学”。今天的学者如果只按当时那些作者所使用的名称来看这一时期，对他们的著作就会得到错误的概念。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作者——包括康德、福斯特， 以后还有洪堡——在使用“自然地理学”一语时，并不限于以后称为“物质” 或“自然”环境的范围，就连人种也包括在内，而且常常包括他们在地球上的物质成果。因此康德不但把人作为“围抱于地球表面（Erdboden）中”的特征之一包括在里面，而且还认为人是影响地球上各种变化的五大营力之一

［40，Ⅱ，§1～7，Ⅰ，§74］。确实，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内容上，都可以视之为“人本主义的”，李特尔就从康德继承了这一观点［据贝克尔，5，53］。

这一时期的作者，很少把关于自然特征——即非人文特征——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加以区别，而这种区别却是我们最熟悉的，不过在 1787 年

J．M．F．舒尔策的著作和 1811 年吕尔的著作中已可看到这种区别了。此后

一段时期——即约莫到了 19 世纪中叶——大多数作者运用“自然”一词，并不是要与人文相区别，却是借以表示在外界所感知的事物，以别于人的内心思想感情。就我所知，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没有一个怀疑过地球上的人文特征或有机特征在地理学领域里的地位。然而人们也许会注意到，1810 年霍迈尔——或尚有别人——对“纯地理学”的解释有那么一种趋向，即限于地势条件，而把气候、矿物和有机生命的研究留给“博物学”（Naturkunde）、“自然描述”（Naturbeschreibung）和“区域地理学”（Lnderkunde）［1， 221］。

虽然这时期的作者也承认，他们企图发展的科学地理学包括着些略有独

分开，因为他们许多重要的旅程都是同行的，老福斯特的许多著作都由其子在德国发表，小福斯特在研究方法上也依赖父亲。小福斯特年方四十就早逝了，但当时老福斯特还活着。他们虽然是德国人，但在英国也住过几年，而且老福斯特还在英国当过两年自然史教授。1772～1775 年，父子俩随同库克船长航行，但几年后又回到德国。J．R．福斯特的《观察手记》（Observations）就是记载与库克一起航行中的见闻，该书用英文写成，在英格兰出版，但小福斯特的德译本影响更大［41；英国作者迪金森和霍沃思仅提及德文版，10，172］。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老福斯特是更重要的先驱者［参看，A．多弗 16］；普莱韦却觉得， 个人感情驱使洪堡屡屡提起他的朋友格奥格·福斯特的著作，却牺牲了他的不太随和的父亲［8，22～26； 但也当注意洪堡致老福斯特的一些书信，17］。

立的部分——“自然”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但又认为其间互有联系，不但因为所研究的现象存在于同一地点，而且因为这些现象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毫无疑义，在地理学中，对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及其自然环境的独特性感兴趣，历来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例如康德就曾指出，“在山区，人们是积极而一贯地热爱自由、热爱乡土的勇士”［40，Ⅱ，§4］，加特雷及其追随者也讨论过类似的关系［5，48～53］。康德明确地把地理学各社会分支奠基于其与自然地理学的联系上： “在许多情况下，神学原则由于地域

（Boden）差异而发生重大变化”［40，Ⅰ，19］。在这一点上，米莱在 1785

年，Fr．舒尔茨在 1803 年，以及此后 10 年间许多别的学者都是遵循康德的。据我所知，这一时期的学者没有一个想到要把这些关系本身作为地理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来研讨的。

这一时期的下半叶，对地球表面存在的现象，不论有机无机，把其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都看成整体各部分间的功能关系，已成为常事了。康德早就表达了这个思想，他以为把物体按类别作系统安排，有如林奈的系统那样， 就是把自然界分割成部分而不组成系统①；自然地理学则“按地区（Raum）给人以整体的观念”［参见普莱韦，8，39］。到了下一个世纪初期，这个思想显然得到了当时哲学观点的强大支持，所以 1811 年布特这样说：“没有一个科学家怀疑地球有机体的实在性”［1，230］。同样，任何地区内部，所有相互联系现象的组合——照 1811 年克劳斯及布特的说法——并非仅仅是一种聚集体，而且是一种相互联系的“整体”。

这一时期的作者——其实此后任何时期的作者也都如此，很少把各地或各区所有现象的统一性（我们可称之为垂直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与该区作为有别于其相邻各单元的个体单元的水平统一性，在概念上加以清楚的区别。后一概念，正如 1827 年布黑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新、老两个地理学派的竞争中强加于新派创建人身上的［51，86f．］。新地理学也需要在性质上以某种方式划定的、同样明确的“自然”区划，来取代政治疆界清楚划定的明确的国家地区区划。有一个时期，这种明确的自然分界似乎是由“山脉网”分开（当然也是由海洋分开）的流域盆地来确定的。随着对地表实际情况的知识日增，这个理论已站不住脚，于是为这种地区“自然区划”寻求“自然分界”的问题也更形困难。这里我们不必去管“干分界”（分水岭）和“湿分界”（河流）的支持者之间的长期冲突，也不必去管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企图。这一时期末，自然哲学几乎对所有地理学家都有显著影响，一般理论似乎大部分受到自然哲学概念的支持。当时地理学中的这种哲学概念词句，实际上已被政治领导人接过去了，至少在合乎他们的一定目的时是如此。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达尔东为革命的法兰西向莱因河扩张辩护［1，258f．；参见斯珀勒尔给以后时期相似的政治论点所加的长注，68，363］。

虽然早在 1773 年加特雷实际上就已采用了陆地自然分区的概念，可是把

每一分区看作其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区划，却要一直待到 1805 年才明确地出现于霍迈尔的著作中[比尔格尔，11，7～12]。霍迈尔也像他的先辈一样，在他们看来，这种统一性也许只不过表现了地形的统一性而已。组成的统一性—

—即把一个地区所有现象的总和融合成一个单元而与邻区的现象总和截然不

① 康德当然是在达尔文赋予生物科学以统一的体系以前老早就在写作了。然而格尔兰设想康德对林奈的考虑是错误的。

同，这个概念是措伊内在 1801～1811 年、布特在 1811 年着重说明过的。在布特看来，各地各区都是“有机体”，也与任何有机体一样，有物理的一面

（即无生命性）和心理的一面（即有生命性，其中包括人类）。“单位地区

（Rume）同化其居民”，反之，“居民同样也无时不在竭力同化其地区” [1，231]。

然而这一时期还有些作者却并非毫无怀疑地就接受这些概念。1811 年吕尔·冯·利林斯特伦以为建立明确的“自然区域”是行不通的，来反对措伊内的理论。10 年后，威廉密和塞尔滕都竭力主张单位地区的分界不能只根据某一种现象来决定，并以为许多不同种类的分界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总起来看又互不一致，要作出明确的分界殊非易事。“然而”，威廉密说，“只要我们从（一地区所有因素总和的）特定构成本身的完满形式来看，而不是从其边界或过渡地带来看，那末自然的形式立即就一清二楚而且分野判然了”［引自布黑，51，89；又见 1，245］。

1827 年 A．L．布黑对这些概念作了最彻底的批判。在 15 年前的一次讨论中，他略带几分踌躇，接受了自然边界概念，显然也接受了以区域为自然区划的概念。然而吕尔对措伊内的批判性的讨论给他以强烈的印象，他自己也在力求建立大洲各部分间的自然分区，这都使他对这种理论更感怀疑。他以为塞尔滕——特别是威廉密——的论述揭露了其根本上的谬误，即使他们都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①他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及地理学上的其他类似问题， 于是以批判的眼光审阅了 19 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德国出版的近 40 种地理教

科书。贝格豪斯看出了这种非凡研究的价值，［55，编者脚注 516 页］，它在地理学方法论的批判性著作中理应占有很高的地位。威索茨基对前古典时期作全面评述时下的结论，公正地给他的论述以突出的地位。对布黑抨击自然边界和自然区域概念的论点，今天的作者已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②布黑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被最近德国和美国地理学家所普遍忽视的话，那末本文后面一节对以区域为具体自然区划的讨论，大部分就会成为多余了。确实， 这么说似乎不算过分。③

布黑的研究是前古典时期区域地理方法论登峰造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条死胡同。一开始他就宣判长期寻找真正的“自然分区”是无用的，但他不肯回过头来使用政治分区。他却提出，无论是定界线还是定分区都是不必要的；区域研究只为特定目的所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对有关地区怎么方便就可以任意怎么划［84～93］。地理学的基本工作是关于现象诸范畴的系统研究，但每一现象都与地球有关。布黑最后的研究还远远落在“古典时期”以内，因而我们还有机会再来研讨这方面的结论。

前古典时期地理学的另一些特征可以更简略地提一提。霍迈尔把景观的美学地理学性质的研究看作地理学的一部分，他强调一个地区的景物在眺望者心灵里所留下的印象。然而霍迈尔是最早在这一术语上把混乱带到地理学中来的学者之一，因为他明确地把它定义为领土的一部分，其规模在小区

① 布黑［51，34，37，44，89f．，116ff．］；威廉密匿名发表著作，布黑不知其名；原作者是谁是从威索茨基得知的[1，243～247]。

② 布尔格尔根据布黑早期的论述，把他与措伊内同列为洪堡和李特尔在提出地区统一性概念上的两位先行者；但布尔格尔对布黑以后完全而且断然转向反面一事甚至不置一辞，尽管威索茨基对此事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布尔格尔看来一部分还是根据他的看法的[11，11f．]。

（Gegend）和大区（Land）之间［1，211 页以下，220]。照洪堡的说法，发扬自然的美学描写，以卢梭、比丰、贝纳丁·德·圣彼埃尔（在《保罗与维尔吉尼》，Paulet Virginie 中）、夏多布里昂、普莱费尔和哥德更为重要， 在地理学家中，尤推格奥格·福斯特［43，13；52，27；及 60，Ⅱ，65～75]。

新地理科学的支持者认为地理学与历史学密切相关，但又坚持地理学不应当成为“历史学的侍婢”，两者都是姐妹学科，这是它的发展方式的自然结果。康德把这两门学科极其清楚地作了比较，下面一节里我们将会谈到。1811 年吕尔论述了地理学研究应在何种程度上包括历史论述，1827 年布黑的意见更值得注意[51，237ff．］。

虽则新地理学在自然特征上而不是政治特征上找到了它的基础，但它并不排除如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地理学的专门问题。反之，它还声称，它为该领域研究所提供的基础，要比旧地理学（无非组成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罢了）所提供的基础更坚实。特别是这一时期各国疆界变动剧烈，始终吸引着地理学家的注意；同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起初提出来作为自然地理学框架的“自然边界”概念，却极其简单化地被带到政治地理学和政治实践中来了［1，258～259]。这又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就是引起了“自然边界”一语进一步的混乱，把语言边界也包括进来了［240］，这个概念近来又被欧洲一个统治者再次加以强调——当然不无前后矛盾之处。

虽然新地理科学向更永恒的地球自然特征寻求基础，但以与人类的关系为主来看自然特征，则是当时的特点。那个时期，大部分作者不论自觉不自觉，都是遵循康德，按其对人类的极大重要性来看自然特征的。米莱在 1785

年、凯塞尔在 1810 年都特别强调把地球看作“人类的居处（Wohnsitz）”来研究。另一方面，像霍迈尔一流作者，我们又可以看出一种偏离这个观点的倾向：他们强调以描述地球形态——用纯描写的措辞而不加解释——作为“纯地理学”的唯一内容，而所有其他特点，则可以在应用地理学中加以考虑［普莱韦，8，19］。

当时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地理学概念，则以为地理学是关于事物的“何处” 的研究。1806 年林德纳提出这一看法，当年就受到李特尔的强烈反对。最后， 可以再补充一点：刻意建设一门地理科学的学者，都反复强调科学工作的两个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盲从权威是早期的特点，先验地构成所设想的地球实况系统，则是十八世纪不少著作的特点。与此相反，到了这一时期末，许多学者却强调：第一件要事就是要肯定实际的事实。他们也撰文反复说明需要指出资料的来源［1，255ff．］。

然而“纯地理学”这门新科学相当大的部分只是目的和希望的表现，还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尽管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坚持要证实事实，他们却继续建立先验的事实系统而不去验证它们，只有少数人是例外。我们现在还承袭下许多这样的概念，或者加以改头换面。自从布特把地区说成有机体以后， 就我所知，这一百二三十年间，就没有一个地理学家曾认真地试图去证实什么区域的有机性质，可是最时新的一类通用课本书，却还在重弹这种先验的假设的老调。布黑的科学品德使他宣布把陆地划分为自然区域已归于失败， 自此以来的一个世纪中，就我所知，从没有一个人曾认真地试图指出他的方法和论点的错误，或者拿出他认定是不可能的东西；尽管如此，把区域视为一个明确的一元的实体的概念，在今天一大批地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表现得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