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典时期：洪堡与李特尔

如果说 18 世纪晚期的地理学家发展了新地理科学的大部分理论概念，那末把他们的“思想、要求和愿望转化为实际”，却主要是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李特尔所做的工作。①世界各国的近代地理学竟有如许须归功于两位生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甚至 30 余年都在同一城市的人，这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这种情况却并非单纯的偶合。两位地理学“创建人”大部分是有赖于他们的先辈的，这些先辈当然是他们所共有的。此外，李特尔再三肯定，在好多方面，比他年长 10 岁的洪堡是他的老师，研究他的著作的人也没有一个怀疑过这一点。佩歇尔颇为有力地赞同李特尔的话，以为没有洪堡的著作也就不可能产生他本人的著作[66，I，324；49，Ⅰ，54f．］。这话虽略嫌夸张， 但李特尔在无数处重复了洪堡的思想②，并明确注出引用洪堡著作达数百处之多，这都足以证明他说的基本上是事实。洪堡本人也证明这些并非仅仅是学究先生的烦琐注解。他在论述中亚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导言中提到先前出版的一系列旅行记时说：“我对亚洲诸山系提出的术语以及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干的地质学观点，我的大名鼎鼎的老朋友卡尔·李特尔在他论亚洲的大作中已作过极其精彩的讨论了”［59，I，xlviii］。

虽然洪堡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利用李特尔的著作——在《中亚》一书中引用李特尔当逾百处，但在他会见这位青年学者以前，也即李特尔第一部地理著作问世以前，他关于地理学的一般概念显然已完全形成了。洪堡所受的教养既非为了地理学，也非为了科学，却是为了政府工作，他读过的课程有工艺学、经济学、历史、哲学等。但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于研究自然——他当矿区视察员，就关心研究地下植被——他与格奥格·福斯特交往很密切，又使他的兴趣转向地理学方面。特别是 1790 年他们同在莱茵省和英国旅行，更激发了洪堡作科学旅行的雄心，并使他接触到福斯特的地理研究方法［47， Ⅰ，41；60，Ⅱ，72；参见 20，Ⅰ，95～108；8，23～24；见注⑤]。洪堡关于地理学的概念，很可能早就受到康德的间接影响了[20，Ⅰ，46，50ff．]。

洪堡在政府任职的短期内，发表过不少科学论文，其中也有一两篇是地理学方面的，不过他的皇皇巨著当然是 1799～1804 年的热带美洲旅行及1829 年那次中亚旅行的成果。然而，如果设想他的地理学著作只限于他个人的观察，或者只限于他观察过的地区，那都是错误的。他作过 60 余年积极的地理

研究，但他的考察总起来几乎还不到 5 年。（当然，洪堡下半生担任普鲁士国王的私人顾问十分活跃，大量时间都花在国务问题上）洪堡甚至在著《宇宙》

以前，就有许多研究已经扩大到整个世界了，还靠着利用无数别的探险

① 此语引自威索茨基，但他只说到李特尔［1，257］。照大多数别的作者的意见（其中包括佩歇尔、李希霍芬、赫特纳和彭克），洪堡对地理学地位的重要，可与李特尔相伯仲，甚至还要超过李特尔；特别请参看彭克[137，158～176]。

② 例如，可将 1833 年李特尔讲课中[50，152f．]把历史学与地理学作比较的话[52，14]与 1827～1828 年洪堡在柏林的讲课[52，14]两相印证一下；但两人的话也可能都是各自直接取自康德。详细研究两位地理学创建人著作中的共同成分，可以作为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题目。德林的扼要说明是以对洪堡的透彻研究为基础的，但对李特尔的著作则只简略地浏览了一下［22．160～163］。

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确实，洪堡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只是个书房加图书馆的地理学家，这也与李特尔差不了多少。

洪堡的著作虽对李特尔毕生都有重大影响，但佩歇尔说他们在 1807 年数周的初次接触，是使那位青年学者转向地理学的关键，这却无疑是过甚其辞了。拉策尔早已指出，无论是持此说——继佩歇尔之后，也有些作者同声附和——还是泛泛推论李特尔是由历史学进入地理学的，在他一生里都找不到真凭实据的支持［26，423，389ff．]。可能在李特尔时代，没有一个学生是像他那样专门为地理学而培养的，就是以后也没有几个。①早自童年时起，直到他进大学为止，他都生活在施内普芬塔尔的一所学校里，该校办学是照卢梭和佩斯塔洛齐的格言：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由步行和长途旅行中直接观察自然得到的。这个时期，这位青年受到 J．C．F．古茨穆特斯亲自特殊的关怀。古茨穆特斯这位教师的主要兴趣是研究自然和地理学，他本人对地理学的发展也有所贡献［拉策尔 26，283，388ff．；普莱韦，8，39]。当时地理学是卡尔·李特尔心爱的学科，到了大学时期，自然科学连同历史学和神学吸引着他的大部分注意力。离开大学后，他也没有中止研究，因为他在弗兰克福一户人家当了几近 20 年的家庭教师，既有需要、也有机会继续研究自然科学和史地，并在莱茵河西部地区和瑞士等地作了无数次实地考察旅行，进行周详的观察。他还因而能和当时许多杰出的学者有了密切的交往，其中对他至关重要的是解剖学家泽梅林、地质学家埃贝尔和教育改革带头人佩斯塔洛齐。

总之，我们可以断言：李特尔为研究所作的准备，涉及的范围极广，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研究自然的观察方法占着主导地位；

但另一方面，他对人文问题（即历史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他在康德的追随者赫德尔的著作中读到的地理学，保持着他早年的研究与最后兴趣间的联系［参看施米特，7，78f．，41～44]。虽则 1807 年他与洪堡的会晤， 无疑激发了他对地理学的兴趣，因为洪堡明确指出地球状况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不过此后至少有 10 年时间，李特尔仍然踌躇不决，不知是继续搞地理工作还是转向历史学好。

姑不论他的一系列为小学生编写的研究地理的书，他发表的最早著作是论述欧洲地理。这些著作出现于 1804～1807 年间，在德国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其中一本在法国受到热烈的评论，该书对欧洲系统地理作了简要研究， 以 6 张按各类现象绘制的地图为基础，附有文字解释。此书在洪堡发表类似的地图以前几年问世，用普莱韦的话来说，成为“最早的自然地图集”［8， 30；参见克拉默尔，24，Ⅰ，255]。虽然所有这些地理学论著都是在他与洪堡那次传为美谈的会晤以前问世的，但据文中所说，他“如饥如渴地饱览洪堡所有的著作”［24，Ⅰ，167]之语看来，足见他早已受到洪堡的影响了。

此后几年，李特尔写出了一部更完全的世界系统地理学，一部《自然地理手册》，他原拟以此书作为结束他的地理工作并过渡到历史研究的桥梁， 当时他打算此后将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然而因为某种理由——可能是因为

① 关于传记资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一概取自克拉默尔的名作，该书部分是根据李特尔的日记写成的［24］； 拉策尔在评述李特尔的生活和著作时，也摘录了该书［26］。此处的叙述失于冗长，目的是要纠正几乎所有英语叙述中共有的错误印象。迪金森和霍沃思［10，150～61]虽然承认李特尔的重要性，但在好些重要方面的印象显然是错误的，这可能是受到美国作者盖奇所作传记的影响［参看克拉默尔，24，Ⅱ，35］。

地质学家冯·布赫的批评，布赫曾应李特尔之请读过他的手稿——他决定不出版此书。但因他慷慨地把手稿交给许多同事，其中某些部分却被他们所利用。因此这部作品就出现在当时许多课本书中，有时指出原作者，有时却未指明［24，Ⅰ，205～207，258～268］。

在同一时期，李特尔对亚洲的研究把他引入了历史学领域。他写了一部关于古代史的长篇研究（以后在 1820 年出版）——用拉策尔的话说，这是“李特尔的纯属历史性质的唯一著作”[26，410]。但他显然是打算完全转入历史的。为了结束他的地理工作，他草拟了一个计划，想把全世界划分成区域， 原拟写成《地学》（Erd-kunde）四卷本。这样，此书就可为历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了。他在格廷根大学工作，同时还开了些历史学课程，但也开设矿物学。他按计划完成了论述非洲的第一卷，但不久就觉察到他搜集的有关亚洲的大量资料，一卷书是无法容纳的，于是他又出了第二卷，仅仅作为亚洲研究的一部分。1817 年和 1818 年这两卷书的出版，给学术界以强烈的印象。马尔特说，几乎同时，李特尔就被公认“无疑是地理学的改革者，是使这一领域成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位大师”[25，6；又见克拉默尔，24，Ⅰ，377f.， 464f.；拉策尔，26，689f.；施米特，7，86]。

因此，李特尔尚未在研究院任职的时候，就已确立了作为研究院地理学大师的地位。他在弗兰克福大学预科学校担任了一年史地教授以后，由于柏林几位官员——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兄弟威廉·冯·洪堡[24，Ⅰ，436，447]

——的努力，为李特尔安排了两个职位，一在军事学院，一在大学。1820 年， 李特尔作为大学第一位地理学教授前往柏林。究竟是什么时候他认识到“结束”地理工作以便转入历史学的计划已难实现，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他一生中此后的 39 年，还是在柏林继续搞地理工作，虽则在以后几卷《地学》中，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也日渐明显。

1827 年，洪堡最后从巴黎移居柏林，两位大师间专业上的联系不断增加了。克拉默尔曾在李特尔家住过几年，照他的说法，晚

期那几年只要他们都在柏林，几乎无日不来交换一些大大小小的意见[24，Ⅱ，85]。①* 这里不是评价李特尔对地理学的贡献的地方，作这样的尝试也并无必要。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地理学家会像李特尔那样，有这么多人反复讨论他的著作，而且常常带有批评。下面几段提到的著作，都并非纯属对一位伟大的“传统”人物表示敬意之辞。除了引自洪堡的话以外，这些话都是从一些作者以批判眼光检查李特尔论著的文章中摘录下来的，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指出李特尔著作的缺点，指出他所实现的离开他所宣布的目的有多远。但这些曾彻底研究过他的著作的学者还是一致同意洪堡，承认这确是“杰作”。对李特尔著作的评述，特别重要的有佩歇尔、马尔特、拉策尔、

① 关于洪堡与李特尔间的关系，许多第二手资料描述的情景迥然不同，甚至有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关系的。然而我却没有找到过驳斥克拉默尔的说法的事例，而在他们二人给第三者的私人信件中提到对方之处，甚至还可找到一些支持克拉默尔说法的话[参看 20，Ⅱ，131；19，Ⅲ，40，62，89]。不过从这些地方可以推测：他们的关系如果不是完全限于，至少主要是限于地理学这个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唯一领域的。正如拉策尔所指出的，他们相互赞扬对方著作的话，无疑都是故作大声——“仿佛两人都是聋子似的”， 但当时以此为礼貌，同时这些话基本上说得也很诚挚，并无可以怀疑的理由。另一方面，两人的气质和社会、宗教背景都有重大的差异，加上非专业活动，正如拉策尔所指出的，都使他们不大可能发展亲密的个人友谊[26，423ff.]。

赫策尔和威索茨基等的论著[66，Ⅰ，336ff.；26，405～428；27；1，267～ 323]。

鉴于李特尔和洪堡在个性上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工作上的差异，特别还是因为他们的地理学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对立的，所以理当更详细地谈谈洪堡的观点。洪堡最早表达这些观点，据我所知，是 1827～1828 年间他在柏林大学讲课的时候。他说到李特尔的《地学》——当时还只出了头两卷——誉为“本世纪所出的这一类著作（指比较地理学）中最有才气的一部；在表现地表景象对民族及其命运所起的影响上，这是第一部著作”[52，14f.]。在那种场合固然也需要说几句赞美之辞，但他也并不是光说好话。几年后，在 1832 年致李特尔的一封私人书信中，他盛赞其论述亚洲的著作，又说，向国王和朝中诸公称颂此书，告诉他们“如此重要的著作，30 年来得未曾有”，他极感快慰[24，Ⅱ，120]。洪堡运用他在朝廷中的影响，为李特尔卸脱了一些繁重的职务（可能是在军事学院的职务），以便他完成《地学》这部著作[24， Ⅱ，32f.；20，Ⅱ，127]。洪堡没有改变他的意见，他在日后的著作中说的许多话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的中亚导论中，吉格尼奥特下了正确的定论：这是“当今为科学树立的最伟大、最壮丽的纪念碑之一”[59，Ⅰ，xlviiif.]。在《宇宙》第一卷（1845 年）中，他又提到“卡尔·李特尔的伟大的、才气横溢的著作”，此书“说明了只有当人们用一个观点去理解在各种不同地带搜集到的成堆事实，并以善于综合的（combinierenden）智慧加以处理的时候，比较地理学才能达到彻底”[60，Ⅰ，18]。同卷稍后，他提到李特尔的著作，以为完成了在科学发展的早期瓦伦纽斯本人未能完成的部分计划。他说：“目睹比较地理学在极广阔的范围中，诚然，是在其反映人类历史、反映地球形状与民族特点和文明进展方向的关系中，以巧妙的方式得到培育， 这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保留下来的”[60，Ⅰ，60，脚注中提及李特尔]。

李特尔企图带入地理学的新方向，在 1804 年以后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他屡次反复说明的第一个原则是：地理学必须是一种经验的科学， 而不是一种从理性原则——从哲学——或从“普通地理学”的先验理论推演出来的科学。他写到他的《地学》说：“应当保证整个工作的真实性的基本准则，就是从观察到观察，而不是从意见或假设到观察”[49，Ⅰ，23]。

因此在李特尔对地理学的改革中，第一个大要点就是要求终止从理论研讨引导出地球形态系统的一切企图。他是属于最早一批人，他们首先指出山脉连续网理论与实际观察记载相反，同样，山脉脊线与流域盆地分水岭之间， 也并不存在人们常常设想的那种普遍一致性。虽则李特尔通过赫德尔从康德接受过来的宇宙目的论观点，提供了他的研究目的的背景，他却不是一位像康德那样为了建立认识世界的理论才需要地理学的哲学家[参看阿迪克斯， 13，75f.，190f.；格尔兰，12]。李特尔深信存在着支配地球上人文现象与非人文现象的关系的规律，他并不急于证实它们，但却感到，如果他能把各地区观察到的所有事实和关系都汇集拢来，那末就有可能表述这些规律。想先阐释这些规律的尝试——他本人，也许还有别人都作过这种尝试，证明并不成功：“我们必须请地球来解答它自己的规律”[49，Ⅰ，4]。

因此李特尔是反对“圈椅里的地理学”——这称呼也许恰如其分——的第一个伟大人物。一方面，作为一位学者和教师，而不是探险家和野外工作者，正如赫特纳所说[2，310]，李特尔是一位图书馆加书斋的地理学家：他在著作中所利用的观察资料，并不是直接获得，却取之于别的第一手观察者

的著作。有人常常误以为他不去旅行、不去观察，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 他一生旅行得很多，在欧洲许多地方都作了详细的观察记录[24，Ⅰ，271～ 331，Ⅱ，64～83]。但因他不幸陷入亚洲研究太深了，以致永远未能开始撰写欧洲各卷，他在亲身旅行中所作的详细观察记录，也就只有帮助他“理解别人观察到的东西”的价值了。

李特尔根据别人的观察资料来写自己的著作，但并未满足于那么一点有限的资料，而他的大部分先辈对此却已感到够用了。为了达到最高程度的精确性，他的计划是最大限度地把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形形色色、为数众多的值得信任的证人，都带到所讨论的每一要点上来，把他们的证词摆在一起查阅，不论作为印证还是作为对比[49，Ⅰ，23]。这些资料决不限于旅行家的著述，不论是科学旅行家还是别的什么人，而且他也引用一大批专门科学家的著作。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导论或各卷的脚注，就可以看出来了。

1827～1828 年冬，洪堡在柏林大学授课，讨论原始资料的使用时，脑子里已经有了李特尔的工作方法和他自己的工作方法，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个别观察者所见的东西，比起千百年来就已被人们观察过的东西来，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搜集观察资料非常重要的话，那末同样也需要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的某些部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学会理解别人所观察到的东西。对于那些花得起大量必要时间和精力的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研究所有旅行记，研究所有单篇论文，因为只有通过个别事例才能认识一般的东西⋯⋯” [52，26]。

浏览李特尔描述亚洲的那些篇幅，对他所依靠的原始资料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我们不可能不得到深刻的印象。这些资料中有像布赫和洪堡那样一些同时代科学家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因人引用而增光，并不下于因人赞誉而生色，也有早期旅行家的报告——不论是一些非科学旅行家还是那些洪堡对之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对“各个孤立科学分支的功底则有余”，但“学识渊博则不足”，因而无力研究相互关联的不同范畴的现象[47，Ⅰ，4]；还有出自中世纪作家和古典作家笔下的一大堆各种各类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 这也是洪堡在著作中引用的同一类资料，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同一些著作。虽因涉及的分量过大，致使李特尔无法完成原来打算囊括全球的目标——事实上也使他偏离了想把公认的人文实际和自然实际互相联系起来这个目的，但无论如何，他已能宣称：他已经把所有搜集得到的证据汇总起来进行比较， 来验证事实了。许多人都证实他这方面是做得成功的，而第一个就是洪堡； 他特别谈到中亚，他本人对这个地区就很熟悉。在李特尔把 1832 年第二版论亚洲的第一卷寄给洪堡以后不久，洪堡写信给他说，他找不出语言来“表达我对你论述亚洲的大作满怀由衷钦佩的心情。近两年来我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亚洲内陆，使用了所有的资料，但只有在这三天中我一口气读完大著以后， 有多少问题对我才变得明白起来！你熟悉几世纪以来所观察过的每一样东西，你以独特的洞察力把每一样东西都安排在一起，你从用烂了的资料中获得极新鲜、极重大的见解，你又以最理想的明晰性再现了整个情景”[24，Ⅱ， 120]。

然而李特尔的目的并非仅仅汇集堆积如山的资料。大量的观察资料必须按照方志学（rumliche，即空间）原则加以组织，他既在横的意义上，也在纵的意义上——在涉及高度时——考虑这种原则[49，Ⅰ，2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是有关每个地区的事实的积累，他倒是想要按因果表明不同特征

的“连贯关系”（Zusammen-hang）[24，Ⅰ，250f.]，以及“复杂多样的特征形成一个地区的基本性质”[8，32]。他想望通过“从简单到复杂”的程序， 确定相互联系着的特征的总和，作为每个地区的独特性质[49，Ⅰ，24]。如果我们说他所关注的是把自然界观察到的资料理成秩序，那我们也只是解说了他的许多说法而已[49，Ⅱ，XVff.]。

这些方面，李特尔的目的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与他的先辈截然不同，但他把这些目的付诸实践——即虽也绝未彻底，程度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在另一些方面，他的立场就有更清楚的对立性。虽则他在使用“自然地带”而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这一点上是遵从“纯地理学”运动的，但他也反对仅凭山岭来划分的过于简单并且实际上行不通的做法，或者按水系划分的同样简单化的做法。按照他的理论来说，他的划分法以地形（他特别把江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为根据，但在实际上他也承认其他因素，如他在划分撒哈拉及其亚区时，就是根据气候、植被等等[49，Ⅰ，959ff.]。在这一点上， 他是与他的基本原则一致的，即我们不应去推演一种地带自然划分的理论， 而必须经常面向自然去找寻它的原理[49，Ⅰ，4]。

在当时人们热烈争论“湿”界线和“干”界线的相对价值时，他提醒他们说，单纯的划界无非是为了达到地理学真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个目的就是理解地区的内容。他用一个短语强调这一观点，这个短语本身虽不明确，但只要不忽略上下文，从他利用这个短语为以后几十年间频繁地反复使用这观点进行辩护的文意看，也许它还是够明确的。他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充满大地万物的地球表面空间”（der irdisch erfüllten Rume der Erdober-flche）；即是说不能把地球上的地区本身仅仅看作地球表面上的分区来研究，但对地球表面上所见的事物，也不能仅从其本身——

在地理学上——来研究，而是应当按照地球表面上地区的特定性质来研究它，这种特定性质是由充满地区并互相联系，且与地球相联系的现象产生的[50，152]。①

所有这些方面，李特尔和洪堡在地理学观点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既然早在 1804 年李特尔就已表达过不少这些观点了[24，Ⅰ，250]，那末佩歇尔说，使李特尔清清楚楚地看到地理学的伟大作用——揭示人类社会现象与当地复杂自然力的一致性——是在 1807 年他们第一次私人接触时，这话就使人怀疑了[66，Ⅰ，324，341；又见德林，22，160～163]。不过李特尔可能从他早已熟悉的洪堡的著作得到他的想法，他和洪堡作了几个星期的长谈后， 很可能也加强和澄清了他的概念[24，Ⅰ，165～167]。此外，佩歇尔说，如果没有洪堡如此引人注目地推进了自然地理学的话，李特尔把历史现象与自

① 在莱利最近论述《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的方法论之争》一文中，此语被误译，把地理学说成是“研究充满空间的大地万物的科学”[222，251]。当然并没有认为此语出自李特尔，它是在讨论格尔兰的论点时出现的，作为“一种流行已久的浮夸的定义”。文中没有注明出处页码，只在翻阅了格尔兰的字体细密的 50 余页文章后才找到；格尔兰对李特尔的话引用正确[76，XVI]，虽未提及作者，无疑是设想读者一眼就会看出这是众所周知的李特尔的引语。另一方面，说句公道话，格尔兰对这种误解也负有部分责任；他所设想的对李特尔的概念的“处理”，是从莱利翻译的误解出发的，也就是说这一翻译正确地体现了格尔兰对李特尔原意的曲解。虽然莱利的论文总的说来似乎还是有充分资料为根据的，但一般都没有指明出处页码，因而很难找出翻译和转述的原文。因为转述时造成不少错误，所以在我们作历史综述时，似有必要在适当的地方加注指出这些错误。←

然现象联系起来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位卡尔·李特尔不能走在一位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前头，而只能跟在他后面”

[66，Ⅰ，324]。①这些话不过是复述了李特尔自己的说法而已。

另一方面，这两位现代地理学创建人气质和人生观的悬殊，也使他们的著作具有不同的色调，而在他们的追随者的著作中，这种差异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因此，十分自然，后世学者常有强调两人间差异的倾向，甚至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对立，这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虽则他们对彼此的著作都很熟悉。尽管这种对照可能令人感兴趣并富有戏剧性，但历史客观现实却不容我们把这种可能是浮面的差别夸大成根本性的悬殊。

（在作出这一结论后，我发现拉策尔已说过十分相似的话，他强调在许多方面洪堡的地理著作甚至在哲学上也与李特尔的著作极为相似[26，A，d， 传记，690f，]。）

对李特尔的各种各类的批评者，也该说句公道话，在他的卷帙浩繁而又包罗万象的著作中，几乎任何可能的看法都可以找到明显的理由。如果说他有时写得像一位科学家，那末另一些时候又写得像一位哲学家——实际上无论是李特尔还是洪堡都想也没想到科学和哲学是可以完全分家的，再一些时候却又写得像一位神学家。此外，李特尔在遣辞炼句上不幸又很不小心，“他对那些流畅而含义模棱两可的词句丝毫不加限制”，“严格的逻辑并非他的所长”［普莱韦，8，28]。不少作者曾对李特尔称他的《地学》为“普通比较”（allgemeine vergleichende）的用意有争议，其最后结论看来是不能在这些词语中寻找什么明确意义的，只能认为他心中怀有某些一般性的目的，意欲用来与前人的目的作一对照罢了[见赫特纳，2，310；及普莱韦，8， 28ff.]。

因此，对李特尔这样一位作者，无论在其著作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是不能根据其少数触目的引语割断上下文、割断与同时代人思想上的联系来评判的。用这种方式编造出来的李特尔的见解，虽能给人以漫画式的深刻印象， 但有的也不过那么一点漫画式的真实性罢了。不过我们也无须遍读李特尔的著作，我们的评价却不妨就以前人对此类著作的透彻研究为根据，但在每处却都应把那些一得之见归之于原作。这些研究必须包括李特尔的实际地理著作及其方法论研究，因为方法论同样也在实际著作中表现出来。

特别是，无论在判定李特尔还是洪堡——或者别的作者——的地理工作的性质时，必须避免以本人陈述的最终目的为根据的错误。哥伦布启程远渡大西洋，所怀的目的是寻找一条到印度去的捷径，而且显然到死都还相信他确已找到了，但这却没有使我们按其与印度群岛建立联系来判断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的贡献只不过是在地理学和字源学专门名词上带来永远的混乱而已。

后一时期生活在一种不同哲学气氛中的作者，攻击李特尔的哲学概念， 特别是他对宇宙的虔信派和目的论的见解，企图抹煞其著作的重要性。他们通常是在幼稚的假定之下这样做的，以为作者有一种与宇宙哲学概念截然不同的纯“科学”概念。这里我们无法讨论这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只能指出每

① 李特尔对洪堡推崇备至，其赞词见于他在洪堡美洲归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普通地理学杂志》， 柏林，1844，384ff.；部分重新发表于 20，Ⅰ，469ff.]。值此 欢庆盛典之际，作此稍嫌溢美之词，也是情有可原的。

个科学家都有其自己的科学哲学，而哲学却既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的产物。李特尔是承认这种区别的，这从他讨论弗勒贝尔对他的著作的批评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对于弗勒贝尔反对他的目的论观点的话——这不是论据， 只是毫无根据地作出的对科学的不同哲学假定，李特尔很得体地以哲学词令作了答复[55，517f.]。莱虽则我们不妨抛弃他的哲学，但却可以尊重他关于哲学的说明。另一方面，在回答对他的科学方法及科学概念的攻击时，他却以使用科学词语为限。

在批评任何作者的科学著作时应该提出的恰当问题——正如普莱韦所指出的——并不是：这些文章揭示了什么特定的科学哲学？而是：作者的特定哲学影响其著作达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可以有一种目的论哲学——例如莱布尼茨那样，然而仍然产生了真正令人难忘的研究[8，20f.]。虽则李特尔的许多追随者，如盖约特[64]，依靠目的论因素来解释地理细节，但干练的批评家都一致同意这种做法不应归咎于李特尔，事实上他还是对此痛加谴责的[马尔特，25，21f.；威索茨基，1，297～304]。

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在李特尔的地理学中，目的论是在哲学上解释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的尝试。19 世纪晚期科学批评家怀着神圣的厌恶指出来的不少说法，与今天许多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的流行说法可相对比，这些科学家觉得自己也落入了相似的地位。就李特尔的情况说，当时有 3 个地理学上的基本事实科学无法解释——可能今天仍然无法解释，即我们所知的地球在宇宙间的独特性；地球作为人类这种独特动物的住家；最后——也是对一大堆地理事实的基本解释——世界各个陆地大单元性质上的差异。

确实，今天科学家在他们单独出版的科学著作里提出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哲学观点是常事了；但在 1 世纪以前，知识界却并不要求这种单独出版的做法，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情况本身看作一种主要的差别。近代学者施米特说， “即使有一个转向不朽事物的精灵通过李特尔的描述在喁喁微语，即使他的最高热情是由他的宗教世界观（Weltanschauung）激发出来的，然而在他的研究里，他却决没有从先入之见出发；他的科学程序是从头到尾面向对事实及其关系的稳健的、纯事实的理解的，⋯⋯李特尔在认识地球时力求理解神圣的世界计划，与自然科学家追求进化思想并无不同[7，85]。

虽然大部分批评家会对施米特的意见加上某种程度的限制，但似乎可以说一句公平话，李特尔的目的论词句在近代科学家头脑里引起的纷乱，对它们在他的著作里的重要性说来是太不相称了。他特地去柏林科学院前后作过两次讲演，一次在 1826 年，另一次在 1850 年，论述各大陆，以后合并出版

[50，103～128，206～246]，其中提出一幅插图。两次讲稿的内容共 65 页， 作者描述了各洲的大小、形状、构造和气候条件，以求阐明一洲的各部分对

莱 利评弗勒贝尔攻击李特尔的目的论“显然触着了痛处”[222，245]，笔者找不到下这个结论的证据。谁要是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自行作出判断的，因为莱利引了李特尔在这个问题上答复的大部分内容，只略去了实质性的部分，即直接答复弗勒贝尔关于牛和人的比喻的那番话，至于这个比喻，倒是全文引述的[244]。这同一个弗勒贝尔在 20 余年后写道：“如果说对自然界——还有历史 ——必须按判断的物理形式加以研究，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不可以按判断的伦理形式来看自然界以及精神世界。否认理性有这种权利，就是对它加上了可笑的限制 。所有这一切，对哲学说来当然并不新鲜；但我们有许多年轻的自然科学家以不是哲学家为自豪，却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只要他们对事物闭上了心灵的眼睛，那事物就会因此而不存在了”[62，Ⅰ，79f.]。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这段冗长的话是适时的。

于整体的“排列规律”[220]，特别是力图说明这些条件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决定了各洲民族的发展。必须用十分细心的批判眼光去寻找会惊扰 19 世纪晚期的科学宿命论者的话。第一篇讲稿开头不远处，李特尔确实表达了他的信念，以为地球是被规划成“人种的临时繁育场”的[104]，第二篇末尾有一句则说，这规划的一部分是各大洲的特定形状和位置，这导致了——正如他的详细讨论所指出的——各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243]。①那些能宽容表达这种信念的词句的人，就会像洪堡一样，按这几篇论文的科学内容来评判它们。

洪堡在这方面的评论，也可以看出他对人文地理学的兴趣。他指出，他本人就曾长期坚持主张大洲的形状对它们的气候和植被有很大的影响，在讨论到斯特拉波力图证明欧洲的拼接式和半岛状的外形与其文明发展的关系时，他补充说：“在当代，李特尔以极大的智慧阐述了在自然特点和政治特点上亚洲三半岛呈现出与欧洲三半岛的相似之处。两组都有独具外观特色的文化中心”[59，Ⅰ，67f.，脚注]。

然而在某些方面，李特尔的哲学确实也影响了他的著作，对他的追随者的著作影响尤甚。他的目的总是从个别事实到所有现象的整体；并不是追溯现象的内在联系直到“最终原因”，他的目的却是找出整体中诸力的一致性， 从而最后指出这个整体的目的[威索茨基，1，304]。这个目的肯定必须特别从地球上最高动物身上去找，那能够构想这整体的组织的唯一动物——人类身上去找（他答复弗勒贝尔说，提出同样也可以从母牛身上去找，在逻辑上是错误的[55，518]）。因而他对地球的考虑在逻辑上是集中于人类的。

这个见解可以在 1804 年他最早发表的地理著作上看到，他说明给《地学》作序的目的时，又特别表达了这个见解：“把地球表面一般是最重要的地理—自然状况在其[指地理—自然状况或可能指地球表面]自然的一贯相互联系（Naturzusammenheng）中描述出来，并按其最本质的特性及要点描述之

（地球表面），特别是将它作为对人类身心的发展具有多重影响的各民族的祖国”[49，Ⅰ，V]。

这个地理学概念无疑把主要重点放在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上，但却并不把它限制于这一观念。“地球不以人类为转移，它超乎人类之外，也在人类面前，是自然现象发生的地点；它的形成规律是不可能由人类出发的。在地球科学中，地球的规律必须去问地球自身”[49，Ⅰ，4]。《地学》第一卷在

① 莱利对这两处阐述的译文可能使读者发生误会[222，242f.]。第一处引文略 去一个重要短语——未指出删节，使文义大变，细阅下面所引原作的全文（括弧示删略部分），就看得出来。“In den Gesamterscheinungen der Natur und der Geschichte treten die Einwir- kungen dieser fellurischen Anordnung des planeten und seiner

Verh ltnise uberall hervor,da er （zum Schauplatz der Natur und ihre Kr fte wie）zum Xr ger der V lker von Anfang an eingerichtet ward，als Heimath，Wohnort und tempor re Entwickhlngsanstalt f r das Menschengeschlecht，（das ohne diese Bedingung nichtgedacht werden Kann。）”（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中，到处都显示出这个行 星的运行规律及其种种关系的作用。因为有了这个行星才有自然界，并发挥其力量，也 就有了人类栖身的家园、住宅和受教育的场所；没有这个条件，这些是难以想像的。）换言之，如果有人说：“地理学研究自然界以及人类”，引文可能就成了：“地理学研究人类”。第二处引文中，“从时间的开头”一语从句子中部移到开头的着重位置。这种结构在德语中也与英语中一样常见，所以当设想李特尔原意并非要这样强调这个短语。（原文在李特尔重新发表的论文中翻一下就找得出来[50， 104 及 203]，在莱利所提到的那个版本中发表时，与原本无异，而莱利的版本较不易得。）

对非洲各地区作详细研讨时，显然与人类无关[参看普莱韦，8，70f.]。可是在以后各卷，赫特纳却发现李特尔把注意集中于人类到这样的程度，竟至忘掉了他要建立自然与人类的全部联系的目的[161；87，参看马尔特，25，18； 拉策尔，26]。不过他的主要成就之一，照马尔特的说法，是详细研究我们所谓的区域地形，建立地理学的自然基础[25，24ff.]。

此外，李特尔的独特的哲学观点——但也许正是他未能做到给概念以严格的逻辑验证的地方，使他能加深区域作为地球表面的“自然分区”的传统观念。在这个方面，李特尔的自然哲学还在继续影响着那些否认这种哲学的地理学家的观点。这一点，赫特纳曾一再提到[在 1908 年，300，7～13；再次提到，161，299～306]。

最后，我们可以推论说：李特尔在教学时与写文章时大不相同，他的目的论观点给予学生的印象更为强烈。这一点，他死后不久发表的几篇讲稿可以为证[61]，他的学生的所作，证据甚至更多。

毫无疑义，近代科学家对洪堡的著作比对李特尔的著作更熟悉。佩歇尔虽然从洪堡的某些话中断定他不可能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却尊敬他避免了“唯物主义者及其反对派都习以为常，以某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方式来描述科学调查”的混乱[66，Ⅰ，305]。确实，有一点上，佩歇尔发现“洪堡的高贵的心似乎有点损害了他的判断意识”，这是在种族问题方面。洪堡力图维护“人类统一性”理论，这是“首先通过基督教流行起来”的概念，而在奴隶市场上则可以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仅仅因为“巨大的财富使基督教堕落了”。对与此相反的“人类之中有人种等级之分的假说”，他说成是“非但不仁（lieblos），而且虚伪”[52，183～184；60，Ⅰ，385f.及脚注]。虽然洪堡的论题会得到今天人类学家的支持，当时弗勒贝尔及佩歇尔则正是以此为批评根据的，不过批评本身基本正确：他在这问题上的观点是受到非科学思想的强烈影响的。青年时代，洪堡性灵受到最初激发的场所，在哥德、福斯特等人看来，似乎却是“柏林的荒芜环境”，那几乎全是犹太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就从他们那里，他知道了莱辛和康德[按勒温堡和多弗的说法， 20，Ⅰ，40～49；Ⅱ，292f.]。他本人也描述了他第一次在热带美洲看到奴隶市场的堕落情景所给予他的印象[47，Ⅰ，卷Ⅱ，第 4 章]。无论在政界还是科学论文中，他都一再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种族问题的论点。在他的杰作《宇宙》中，他决定“结束宇宙自然现象的总描述”，引用了他的哥哥威廉·冯·洪堡如下的一番话：“我们很想指出一个思想，在历史的全程中，愈来愈看得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这就是博爱思想，⋯⋯不问宗教、民族及肤色， 把全人类看作一个联系密切的伟大种族，看作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存在着的整体——这目的就是：内在力量的自由发展”[60，Ⅰ，385f.]。①

① 洪堡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力的著作，在欧美历史中都具有某种重要意义。虽然他是贵族，并且当过普鲁士先后两个国王的私人顾问，但洪堡毕生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他青年时代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1789 年的思想”，1804 年他访美六周期间，这些思想再次受到激发。访美的六周，他几乎有一半时间是与当时的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共同度过的[20，Ⅰ，393ff.，Ⅱ，293，295]。50 年后，他对欧洲的政治形势感到失望，把美国看作“有理性的自由的堡垒”，他怕奴隶制的祸害可能会毁了它[19，Ⅰ，16]，所以允许利用他的名字支持弗里蒙特的 1856 年总统竟选[20，Ⅱ，295ff.]。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但翌年他却成功地使普鲁士通过一项禁止奴隶制的法律；此外，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基本上支持当时在政治上有嫌疑的弗勒贝尔的观点，大胆地继续进行对黑奴制度的总攻击。（他们在科学论点上意见不合，对这个问题本身，

佩歇尔也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未能注意到洪堡的哲学观点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反复被表现出来的程度，他也未曾注意到在这些观点与李特尔常常以更浓的宗教色彩表达出来的那些概念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对洪堡说来，研究地理学，其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作为理解“活的整体”的“宇宙的和谐统一”， “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的手段[60 ，Ⅰ， 4f.] 。“洞察宇宙有机体

（Weltorganismus）创造了精神的愉快和内在的自由，即使在命运的残酷打击下，这也是不能被外力摧毁的”[44，32；参看 60，Ⅱ，89ff.]。

对洪堡说来，这种自然统一体并非目的论和人类中心说的统一体，他写的是理解“自然力的内在秘密作用”[44，32]，——李特尔谈的则是发现“神圣的秘密”[50，228]，——而是自然界整体的均衡统一体，人类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请注意德林的许多引文，22，18，37ff.；59]。“在亚马孙河森林中，正如在高安第斯山（HighAndes）岭脊上一样，我感觉到被一股从北极到南极的呼吸吹醒的，怎样只有一个生命倾泻成为岩石、草木和禽兽，成为人类的起伏的胸脯”[雷赫德尔引自一信，23，136]。洪堡思想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与哥德密切的个人关系[20，Ⅰ，187～201]。洪堡与哥德以及整个一代（最广义上说）的“浪漫主义者”，都共同怀有一切现象皆赋予有机一贯性的思想；这也是两位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的共同特征[普莱韦 8，49～51]。

换言之，无论洪堡还是李特尔，在哲学观点上说，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

——特别是两人都受了康德和卢梭的影响。对于李特尔的宗教天性说来，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在宇宙中，所有自然和人类的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这思想需要假设某种神圣目的和规划，科学家应当试图去证实它。承认了这一假设，那末其中的终极目的就不可能单纯是错综复杂的宇宙机制的产物，这一点也显而易见了；这个目的只能在宇宙最高生物的生命中寻找，这最高生物即是宇宙中唯一能认识宇宙秩序或其背后目的的人类。洪堡则不同，这同一个哲学思想却在他对美学事物而不是宗教事物的感情中找到回响的弦音。卢梭和圣彼埃尔的作品中，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自然的和谐”的描写； 从哥德，他获得了“浪漫主义”运动孕育出来的“景观”概念。[参看雷赫德尔，23，134～138]①近代地理学两位创建人之间哲学观点的比较虽则可能是有趣的，但这里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主要之点在于，他们两人都与他们的哲学先辈和文学先辈不同，即都不是竭力以康德那样的使用演绎逻辑，也不是以圣·彼埃尔那样对自然的主观印象作多情善感的描写，而是对自然界所观察到的东西作客观的描述，以表明他们的哲学概念。如果说在李特尔的著作中有些例外是我们须宽容的，那末在洪堡的著作中同样也有，只不过程度上稍轻罢了[参看多弗，21]。在两位学者的著作中，现代科学家会看到某些反复表达的哲学概念，今天在这类著作中一般是不谈的。近代科学与宗教哲学斗争甚烈，但却未与自然美学观点发生严重冲突；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洪堡表达他的世界观的词句对今天的科学界读者说来不像李特尔的词句那么引起混乱。

总的说来，李特尔和洪堡都看不出科学与哲学有什么冲突。李特尔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融合（die Combination unddas Mass）各种思

意见却是一致的[参看弗勒贝尔，28，Ⅰ，303]）19 世纪 40 年代，洪堡奋然参加反对施行反犹太人的限制法规。近一世纪前洪堡说过的话今天仍然适用：“黑暗时代的历史表明，这种解释鼓励了怎样一种倒行逆施”[20，Ⅱ，291ff.]。笔者此刻在 1938 年的德国进行写作，只能对此深感遗憾！

想为目的，因而也就不得不作哲学探讨”[50，152]。洪堡是研究康德和菲希特的著作的，他同样也感到需要有点儿什么“更美好、更崇高的东西，可以把万物归属于它”，因而他热情地欢迎谢林所创的自然哲学。他在 1805 年致谢林的信中，并在两年后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了他的信念：“真正的自然哲学是不会有伤于凭经验来进行的研究的”；反之，“这种哲学把发现带回到原则，同时也是新的发现的基础”[20，Ⅰ，288f.；41，V]。确实，几年后当许多学者偏重了“纯思想”而压低了凭经验来进行的研究，并似乎认为不用研究即可凭思想产生出科学来的时候，洪堡猛烈地抨击了这种自然哲学的“疯狂”形式[20，Ⅰ，230]。

洪堡并不把李特尔的著作与那种蔑视观察和实验、宣扬“不必沾湿双手就可研究物理学”的哲学“假面舞会”（bal en masgue）联系起来。这一点， 由他在柏林大学一次讲课时盛赞李特尔的著作之后的一番谈论中看得出来： “对宇宙的描述为正确的自然哲学提供了材料，人们以各种方式去寻求它的基础。我不能对这种努力吹毛求疵，虽则我本人是打算多靠经验来进行工作的。在这种自然哲学中，我们需要害怕和千方百计地避免的只是：虚假的事实。经验主义者和哲学家不该相轻，只有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到达最高目标” [52，15]。

对洪堡和李特尔两人说来，自然的统一性这个概念意味着自然界所有的特征相互间都有因果关系。研究自然现象就是为了证实这种一贯性和统一性。因为“自然”的统一性包括有机和无机、人文和非人文、非物质和物质， 对他们两人说来，这都是自明之理。撇开任何一部分，不但都是武断的，而且也破坏整体的一贯性与统一性。李特尔在 1804 年发表第一部著作时就竭力反对“纯地理”倾向，他以为这种倾向流于过分强调“自然景观”

（natürlicheLandschaft），坚持地理学必须描述和解释一个地区的现状[24，Ⅰ，250ff.；普莱韦，8，32f.]。确实，最后他对人类的超过一切的兴趣，也把人的要素强调得过分了，以致他实际上也未能完成他的基本目的[马尔特，25，18；拉策尔，26]。

洪堡的科学观点仅受他自己头脑以外的宇宙的限制——这就是“自然”。哥德和李特尔说“他本人即是一所学府”[20，Ⅰ，198；24，Ⅰ，154]。即使我们删除他的著作里他不视为地理学（Erdbes-chreibung）的那些部分， 他对这门学科的见解也够广博丰富了，几乎每一个寻求地理学的某种特定形式的动向——从格尔兰的地球物理学到班斯的美学地理学，在洪堡的著作里都可以找到先例。然而谁都不能仰仗他作为排斥这一领域中其他部分的先例。“在因果关系的大链索中，没有一种物质、也没有一项活动是可以孤立起来研究的”[44，39]。“对自然的一切观察的最高目标，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因而我们以研讨人种来结束我们的描述”[52，13，182～190]。同样，《宇宙》的系统地理学——按当时习惯称为“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大纲也以人类一节来结束[60，Ⅰ，328～86]。对人的研讨包括精神方面以及物质方面，“仿佛精神的东西并非同样也是包括在自然整体（Naturganzen）之内似的”[60，Ⅰ，69]。伦理美学等问题因而也形成他的研讨的一部分[参见 44，24；47，Ⅰ，348～352]。

确实，在洪堡的许多区域描述中，找不到多少有关人类及其劳动成果的东西，但他自己解释说，他在热带美洲旅行所到的地区，“人类及其产品可谓已消失于荒凉而硕大无朋的自然界之中了”[47，Ⅰ，32]。在展示“使所

有文明人感兴趣的总成果”时，他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气候及“依土壤及其植被而变化的乡村的面貌（pay-sage）”，而且也要描述“气候对有机生物的影响”，“分隔开各人种以及植物群落的山脉河流的方向”，以及“各民族的状况的改变。这些民族分布于不同的纬度和或多或少有利于他们才能的发展的地区。我不怕把值得注意的事物罗列过多，因为当代文明有别于过去时代文明的细微特点之一，就是它扩大了我们的大量观念，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因而对于以过去的过分狭窄的观点看来似乎互相隔绝，以致只有少数博学之士才关心的事物，也发展了更广泛的兴趣” [47，Ⅰ，14]。

在描述有人烟的地区时，洪堡一贯力求达到这一目的。人类及其文化和劳动成果，都作为他对自然界的描述和解释而包括于其中（他对中亚的研究因俄国政府横加种种限制而受掣肘）。

洪堡和李特尔二人都把各种性质的一致性概念带到对各地区的研讨中来，至少是在我称之为“垂直的”意义上——即一个地区的所有特征，在其相互联系中形成一个自然地统一起来的复合体，不论看作一个单元整体还是 仅仅世界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对洪堡说来，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这个整体的统一性的反映[60，Ⅱ，89]。李特尔对这一点说得更着重；可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两人都是沿着先辈指点过的路走的。

如何研究这种统一性呢？毋庸赘言，两位地理科学的“创建人”没有一个认为研究地区应局限于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或应从这样来考虑这个整体开始。两人虽然一开始就都假定，自然（就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世界这一意义而言的自然）的所有物体和力量是相互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的，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承认，只有调查各个特征的相互联系，并在其实际关系中把它们结集起来形成整体，才能科学地证明这个整体。科学地理学家的作用就在于理解这些特征——不是孤立地，而是在其相互关系中理解这些特征，从而使他能够凭聪明才智来再现那统一的整体，那就是自然[60，Ⅰ， 4ff．，51ff．；参看普莱韦，8，39]。

以上这些说法都正确地体现了李特尔的目的和方法，这一点不仅得到许多更熟悉他的著作的学者看法上的支持，就是对他的方法论论述或著作稍稍想一想，也就可以明白了。确实，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词句，说的似乎相反。因而 1 世纪前，青年学者弗勒贝尔断章取义地摘取了李特尔的一两句话，似乎李特尔未先经分析就企图综合似的[54，502，504]——正如莱利所说，这是“全体论”（holistic）原则，它“禁止调查者把整体分割成部分，唯恐破坏了它的连贯性，因而也就破坏了它的基本性质”[222，257]。李特尔不会幼稚得连综合即意味着分析也不知道，这一点，就在弗勒贝尔引为论据的那句话后面几段也看得出来[49，Ⅰ，3]；确实，他的著作中每一段都表明了他在导论中说得很明确的原则：“程序必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部分到统一体”[49，Ⅰ，24]。李特尔受人非难，指摘他的“积聚和结合”的方法是一种“不自觉地假设其中有分析”的方法[弗勒贝尔 54，504]，对此他竟有几分踌躇，未即答复，这正是他的个性的一贯特点。许多人以为他本当要求弗勒贝尔把提到的那几页再读一遍的，可是他只不过暗示了一下，说他的批评者也许会想得到，对于一个综合体系的作者说来，展开综合须从分析入手决不会是新闻[55，515]，也就满足了。确实，后世的批评者也提出过疑问：李特尔实际上是否做到了跳过分析而达到综合。

李特尔也深化了以特定地区（作为个别整体）统一体的“水平”概念， 虽则显然加上某些限制。他确实强调过各洲的个性，他有时就称之为“器官”， 但在回答弗勒贝尔时，他却坚持说，这些用词只不过是比拟，不可从字面上去理解（正如弗勒贝尔也曾把地球上的类似现象系统写成“器官”一样[54， 495]）。他对“个别”一词未尽满意，只要知道有更好的词，随时都可扬弃它。然而他把每一个洲都按其所有特点想像为“自然整体”[55，518f．]。同样，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把各洲划分的大区（die Lnder）写成“个体”，这是“肢体”，并非仅仅是大陆“有机体”的各部分[参看布尔格尔， 7011，14～19]。虽然这些概念与李特尔的目的论哲学相契合，但未必是这种哲学带来的结果，这样的哲学对这些概念也并非必要。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这类用词[参看赫策尔，27]。

洪堡似乎未曾考虑过这个概念。德林断言：“对李特尔说来，个别地区都有其本身特有的既定价值，而对洪堡说来，则不过是规律和因果关系这个伟大宇宙主题的一个变化而已”[22，162]。“地球上每个角落的自然界，都是整体的反映。这个有机体的形式以千变万化的组合再现自己”[60，Ⅱ， 89]。在某种意义上，洪堡既未试图把全世界或任何大洲的区域组织成一个系统，那末他也就没有碰到区域划分的问题。不过他认识到地理学研究需要这样一种组织，这一点后面再谈。

如果我们撇开两位地理学创建人的哲学观点不谈，以为这除了影响他们的著作外——其实这种影响也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重大——与我们无关，那末他们对地理工作所作的指导究竟又有什么重大差别呢？

虽则我们看到，在有关地理学独有内容的看法上，要分出他们两人的根本区别是错误的，可是他们的著作在性质上的差异，却确实使后世的解释发生重大分歧。虽则洪堡在他的著作中多处提出人类地理学方面简略的系统研讨，但他在系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限于非人文的特征。反之，李特尔对非人文环境研究的兴趣却是从属于对人的兴趣的，他的伟大著作是以区域地理学的形式写成的；此外，他的方法论研究反复强调地理学中区域组织的重要性，这与由分门别类的现象来组织有绝大的不同。由于这双重的悬殊，我们觉得上文已经说到的地理学中这两种二元论形式之间的混乱——这就是人文地理学和自然（非人文）地理学的区分，是包含在区域地理学和系统地理学的区分中的。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就会看出把人文特征以及非人文特征都包括入地理学，无论在洪堡或李特尔的思想中都没有引起二元论问题，反而是他们的自然统一性基本概念所不可或缺的。

然而他们两人无疑都把二元论的第二种形式看作研究形式上和地理材料组织上的明显差别。此外，这种方法论上的二元论已经提出一个在地理学史上（包括现时）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地理学家中想以撇开这一面或那一面的简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代不乏人——那就是：或者把地理学完全局限于系统研究，或者完全局限于区域研究。关于这个问题，两位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出来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

毫无疑义，李特尔在著作和方法论表述中都着重于区域组织，这容易使人得到一个错误印象，以为他对世界上被分析过的每一要素的系统研究没有多少兴趣。但对一位普遍被认为在地理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如果我们要想作更深的了解，而不止仅仅从他的著作要点和摘自他的方法论的

少数词句得到一点印象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比 1 世纪前的那位青年批评家[弗勒贝尔，54]更仔细地来看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切不可与前面讨论过的有关问题相混淆：那就是李特尔企图不先经分析就来综合一个地区中相结合着的因素的论

点。这个问题用一句话就可以撇开，我们只要说，不论从少数断章取义的词句看来他是怎样说的，但这位为历代的学者名流尊为地理学大师的人决不会是傻瓜，也就够了。不过目下这个问题却也真是个问题。

对李特尔的方法论探讨，与其看作对一个科学领域的均衡的论述，毋宁看作一位试图把先前的地理学改造成一门科学的改革家的纲领。系统地研究他的某些先辈时，他似乎觉得在世界上把相互联系的自然现象划分成孤立的类别，并把这些类别割裂开来加以研究，这种智力（“主观的”）作用正好破坏了自然的实际一致性[49，Ⅰ，20]。这个结论可说是不需要什么目的论基础的。他说，当我们按各类现象的形式和过程来研究它们时，其结果不仅可与其他科学门类的研究成果相比，而且毋宁说是其他某一门科学的一部分。这些分门研究的“纲要”是不能成为一门地理学的，给任何特定地区把每一分门研究的地区片段拼凑起来，则完全不是什么科学。①

因而李特尔再三坚持，对于一门研究地球的科学，正确的方法是“地球的规律应当问地球自己”；它必须用“客观的”（我们也许要说“凭经验的”）方法，“唤起对自然界的主要构造类型的注意”；这种方法凭着调查奠基于自然界本身的关系，会得出一个“自然系统”[49，Ⅰ，20；参看威索茨基Ⅰ， 273ff．；布尔格尔，11，15]。

根据这样的说法，人们也许会像弗勒贝尔一样，指摘李特尔忽视对个别特征作系统研究的重要性了。确实，人们是可以找出一些意思正好相反的话的，可是必须相当细心才能找到。例如：“对地球的表面，深处及高处都须测量，对地球的形态，须按其重要性来安排”[49，Ⅰ，4]。此外，1828 和1833 年在柏林科学院前的讲演中，也有相当多处论述研究各类现象的必要性[50，129ff．，152ff．]。

然而后世大部分批评家都感到，要是李特尔的区域著作能够更彻底地以系统研究为基础，即使由此引起的拖延会限制著作的规模，但却会更加有力。李特尔在世时，从来没有人有力地对他提出这个批评。我们早已提到过 1827 年布黑的辉煌评论，从评论中也许可以推导出这样的批评，虽则确实不是对李特尔而发的。评论对《地学》轻轻一笔带过，但对李特尔早期的欧洲系统地理却详加论述，推崇为正确的系统方法的重要典范[51，93f．]。可是到底布黑是否有意对李特尔的后期著作寓以含蓄的批评，或者李特尔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却不知道；但 1831 年他自己的一篇刊载于《贝格豪斯年报》的论文中[55，516]，给加了一条编者注，却一定引起了他对这篇评论的注意。马尔特和威索茨基都承认布黑的研究很重要，但两人似乎都没有看出它对《地学》有什么批评。

尤利乌斯·弗勒贝尔的批评文章大家更熟悉，弗勒贝尔当时是个在学校

① 李特尔反复使用“纲要，一词（德语拼法相同）来表示他的著作的对立面，在对弗勒贝尔的答复中（德文和拉丁文并用）尤为显著[55，508，513]。莱利在译述该文中李特尔说明他的目的那段话时，不仅把一个句了里所列举的 3 个不同而对等的目的删掉两个，而且实际上还强使李特尔用一个词来称呼自己的著作， 但李特尔却恰恰是使用此词来表明自己的著作不是这一类东西[222，245]。

地理学方面只有两年经验的青年学者（关于弗勒贝尔本人的教学大纲见第三章之一）。由于李特尔的推荐，贝格豪斯在他的《年报》中发表了这篇论文， 李特尔本人也在同期对此文作了详尽评论，这使学术界把注意力都集中于此文了[54；55]。大约 50 年后，弗勒贝尔叙述这件事时，说到当他发现自己这样一个当时并无特殊成就的青年学者，竟忽然成为大师的对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真是又惊异、又惶恐。李特尔对弗勒贝尔的批评发表的公开评论，放过了足以使弗勒贝尔出洋相的良机，反而对他的批评力作大加夸奖，誉为出自“确乎敏锐的头脑”，是为了使地理学“再前进一步的真挚思想”的表现[55，506f．]，这是李特尔性格的有趣的流露。而且，不久以后弗勒贝尔到柏林时，李特尔还热情地接待他，让这位青年学者得到十分需要的工作，为

《地学》绘制地图。弗勒贝尔叙述洪堡接待他的情形也颇有趣，但他说到自己（对李特尔）的“鲁莽”批评，显然受到洪堡的赞许时，却是语焉不详， 只是事隔 50 余年写的个人回忆，尚属可信而已[28，Ⅰ，60ff．]。

尽管这次弗勒贝尔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但从对李特尔或当时人们地理学思想的最后影响看来，其效果却等于零。弗勒贝尔仅仅以对李特尔著作的一点有限知识为根据，他的进攻远远没有击中目标，因而他的批评纵有几分真理，也就看不到了。我们可以指出，它与布黑的批评适成显著的对比：布黑是以对所批评著作的过细分析为依据而作出批评的[参看马尔特，25， 29f．；弗勒贝尔没有提及布黑的论文，甚至在贝格豪斯已经相当有力地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之后，他在接着发表的论文中还是没有提起]。

虽则弗勒贝尔所批评的是李特尔的“观点”和“处理方法”，但他研讨时却忽略了李特尔的方法论论文，只局限于当时已出了两卷的《地学》。根据第一卷导论中的几句话——其中有的他误解了，弗勒贝尔对这部著作总体上的价值作出了批评性的结论。如前面所指出的，有一处，只有割断上下文单就那几个句子本身来看时，批评方才有效。弗勒贝尔对李特尔所使用的“比较”一词的讨论，连同李特尔在回答时所作的评论，对问题都未曾作出多少澄清，因为正像普莱韦所指出的，双方都是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却都忽视了对方的假设[8，38]。李特尔在用词上无疑是不够精确的，这造成一个问题进一步混乱——这个问题以前已经使地理学家们困惑不解，后世的许多学者也曾为之大伤脑筋；对这整个问题的最透彻、最有启发性的论述，则是普莱韦的《关于‘比较’地学概念的探讨》提出来的[8]。

对这里我们要谈的问题——系统研究与区域地理学的关系，李特尔的理论阐述为争论提出了明确的根据。在回答那些专事系统研究而从未触及各地区中相互联系因素的实际结构的人们时，他首先号召研究那些充满相互联系现象的地区，断言对全世界都作了这样的研究后，那些材料对系统地理学普遍原则的顺利发展就会很有用处[49，Ⅰ，75]。李特尔在以后的许多著作中保持着对这些方法论原则的信念，特别是在他 1833 年的论文中[50，181]。然而李特尔的批评者在设想这些理论原则构成他的《地学》的基础时，

却忽略了——或者是不知道——李特尔在别处论述方法论时却表示需要与此相反的方法，在实践上他大都也是遵从这种方法的。我们已经谈到他早期对欧洲主要地理特征的研究和普通（系统）地理学手册，前者布黑曾奉为系统研究的典范。虽然后者未曾发表过，但其中许多章节却曾为不同教科书所采用，有的时候也指出原作者。因此李特尔在评论弗勒贝尔的批评时，可以指出这些章节以及对特征诸范畴的系统讨论，这在《地学》的导论中占了 50

多页的篇幅。弗勒贝尔忽略了这些，但洪堡等作者却在其中寻找到普遍概念和原则，他们自己写作地理学方面的文章时也可以使用，因为李特尔在评述中详细注明出处[55，511]。可以再说一句，在以后几卷中，马尔特计算出的系统研究不下于 24 篇之多，有的每篇长达百余页，专门论述矿物和栽培植物；可是也有多处李特尔提到以后诸卷中要发表的研究题目，事实却始终没有发表出来[25，脚注 14]。

此外，1826 和 1828 年在科学院宣读的论文，也包括对系统研究的方法论上的讨论[50，103～128，129～151]。例如在后一篇论文里，曾讨论到研究有不同范畴现象的地区的几何形状问题，这可说是“格局”研究的早期范例。最后，李特尔还可以指出他讲的普通（系统）地理学课，以前十年间听课的学生有好几百人。他虽未发表这些讲稿，但实际上却改头换面，变成了贝格豪斯的《地理学原理》——曾被弗勒贝尔誉为地理学应当做些什么的范例的，正是这部著作[53，500，505]！贝格豪斯本人作为《年报》的编辑， 在两条显眼的脚注中肯定了这番话，含意是说，凡是读过《原理》的人，这一事实理应是清清楚楚的[513，516]。①这件趣事甚至比李特尔所承认的还要滑稽。次年在论亚洲的第一卷导论中，李特尔又把那些话更清楚地说了一遍， 声称贝格豪斯的著作，其内在组织是他的讲课的成果，但又说他为初级学生在表达的文体上作了润饰，给了他的朋友一点面子[49，Ⅱ，ⅩⅤ及 20f．]。但吕德在比较了原作以后，发现贝格豪斯发表的简直是李特尔讲课的听写， 好多页还是逐字照录的[普莱韦，8，59]。

李特尔青年时代，曾在一本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确凿资料的书中冒昧地批评过他的先辈，因而受到一位评论家尖刻的嘲笑；但他对弗勒贝尔的批评， 说也有趣，竟只是彬彬有礼但却直截了当地要求他在批判别人的著作之前， 先对它再熟悉一点[55，520]。因此，当时大部分人竟都忽略了弗勒贝尔的不成熟、不正确的批评中也含有几分真理，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人似乎反而愈加热心地信奉弗勒贝尔批评过的方法论。使他们产生这样的印象，无疑是由于不断强调李特尔对地区全面研究的方法论上的论述，也是由于那十九卷

《地学》与少量用他名字发表的、显然是系统研究的论著截然不同的缘故。他们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把李特尔作过的系统研究向前再推进一步，只有邵可侣是明显的例外；在他们的区域研究里，他们依靠已可利用的系统资料甚至比他还要少。李特尔的追随者写了那么多的著作，后来终于都被认为没有多大价值，也许这正好说明了弗勒贝尔针对《地学》提出的论点：因为此书未曾先作系统研究，所以不可能取得科学价值。确实，批评《地学》的这个论点，本身虽则显然有夸大之嫌，也许最后竟证明是正确的了。虽然数十年来，德国的，特别是俄国的科学旅行家及地理学家，在李特尔的著作中找到“对亚洲实况的重要记载”[马尔特，25，25]，但对现代学者却似乎没有提供多少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即使对于历史地理学家（与地理历史学家有明显的区别）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人们也许还记得，李特尔早年虽曾试图先写一部世界系统地理，但他却发现布赫并不认为是一部成功之作。因此关于系

① 莱利介绍李特尔为其著作辩护，提到这一系列表现时只有下面这一句话：“李特尔在答复中提醒弗勒贝尔说，他（李特尔）在讲课时早已使用弗勒贝尔所推荐的分析程序了”[222，245]。后来人们提到这些“未发表的讲稿”，以为在后李特尔时期影响很少，这是错误的说法。这些讲稿是在李特尔死后三年作为《普通地理理学》发表的，此书在德语文献中经常有人查阅[61]。

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恰当研究顺序问题，并不能由李特尔研究工作相对上的成败得出明确的结论[参见马尔特，25，23ff．]。

洪堡的方法无疑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他并不把地理学本身看成目的，这一点甚至超过李特尔。为了建立全宇宙的统一，系统地研究地区里互相联系的各种现象，似乎比准备各地区的全面研究更重要，至少当时是如此[60，Ⅰ，65；47，Ⅰ，2]。虽然这两种研究他都做了不少，但他在《宇宙》一书中力图论及整个《自然地理学》，这正好证明了他先前说过的话：在他的两个目的中，他把这一个看得更重要。然而提到这个众所周知的引语，必须明确理解他使用“自然地理学”（physische Erdbeshreibung）一语的意义（他试用过另外种种术语，例如“世界物理学”等等，但最后采用了这一个）。我们早已指出，在范围上，它包括存在于学者个人头脑之外的所有地球现象：人类及其文化，以及别的有机和无机现象。此外，首先使他感兴趣的也并非诸范畴的现象本身（虽然他曾“热情地致力于植物学和部分动物学”），而是不同范畴的现象间的相互联系——即不同植物彼此间的联系， 与气候、地形、土壤等差别间的联系，及其与动物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每一现存的事物，按其固有特性都可归入某种类型，除了这些类型外，还可以观察到不同范畴的事物在排列、分布和相互联系上的类型。“决定这些类型的形式、这些关系的法则、那把生命现象与无生命的自然现象连结起来的永恒的纽带，这是自然地理学（physique de monde）的大问题”[47，Ⅰ，2～6， 第 6 页引语；44，2ff．，33～36]。洪堡在他的全部地理著作中，始终如一地信守他赴美洲之日写的一封信中为自己定下的原则：“我将时常把注意力放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Zusammen-hang）上，放在无生的万物对有生的动植物世界的影响上，放在这种和谐上”[李希霍芬所引，81，605～607]。在

《宇宙》第一卷中，洪堡更明确地把自然地理学描写成对“按地区（im Raume） 共存的东西”的研究，自然地理学研究的现象是以其与所有其他现象的相互关系排列于各地区中，又与这些自然现象一起形成自然的整体的[60，Ⅰ，49～ 72，50 页引语；参考 20，Ⅰ，274；22，129ff．]。

有的人试图按其他科学的模式来建设地理学，洪堡却正相反，他以为地理学在涉及对自然的研究上，具有与所有别的科学根本不同的观点。个别自然科学——我们可称之为有关地球现象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等学科—— “研究个别动植物、固体物体或化石的形态、结构和作用，”并且“按其内在的相似之点”，探求把这些排列为纲与科。地理学关注万物，一如它们在地区（Raum）中—同存在、互为因果的样子。在物理学和植物学中，“自然界的万物是按其类别来划分的”，与此适成对照，地理学却把万物视为自然的整体，一如它们在地区联系中——部分与地球、部分与宇宙——的情形一样。宇宙志（Weltbeschreibung——这个术语取自康德）是“把被创造的万物、把地区中现有的万物（现实的事物和力量）作为同时存在的自然整体

（Naturganzen）来研究”。宇宙志既包括天文学部分，又包括地理学部分。最后，地理学又与研究地球的第三种观点——即关于所有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的历史观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还比与各专门科学的观点的联系更密切[42；52，14；60，Ⅰ，49ff．]。

在李特尔的著作——包括 1804 年他最早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把地理学与历史学加以比较的类似说法。他特别指出，年表提供了框架，可以在其中把浩繁的史实井井有序地编排起来，地区则给地理学以骨架；二者都要

把不同种类的现象统合起来，纳入各自的框架中[24，Ⅰ，250f．；50，152f．]。我们不知道他这些思想在何种程度上是本于洪堡的。很早以前康德讲自然地理课时，也表示了类似的思想，但直到 1801～1802 年才发表；所以两人也可能都本于康德，但又到何种程度，同样也不清楚。（洪堡在 1827～1828 年讲课时提及康德，但他本人第一次对地理学概念的说明则发表于 1793 年，以后各种不同的版本皆本于此[42]）

因此，正如洪堡所理解的，地理学的驳杂参差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特点。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注重实践的杰出科学家（这里我的意思不是指应用科学家），他认识到，要认识由无数相互联系的事物组成的整体，就必先理解某些事物与所有其他事物的关系。因而他对系统地理学的研究，就集中于与地区中所有其他现象相联系的各类现象上，尤其是植被。“严格说来，植物学研究植物的性质、有机构成和联系，而在植物地理学中，描述性植物学则与气候学联系在一起。”植物地理学的发展，需要测量高度和温度的工具与植物知识相结合；直到物理学家的方法能够与植物学家的方法结合起来以前， 植物地理学的发展一直是停滞不前的。然而在动植物地理学中，“我们不谈动植物，却谈动植物所覆盖的地壳”[52，168～171；参见 19，Ⅰ，64，74]。

换言之，洪堡认识到，虽然地理学中的系统研究必须集中在某一范畴的事物上，但决没有要限于那个范畴的事物的意思，不过要在这些事物与其他地理现象的关系上来研讨它们。因此他的自然地理学不能完全划分成一系列相互分隔、高度专门化的领域；不过每一部分都以一组特征作为注意的中心， 但与其他各组的关系却把研究工作引入所有其他各部分。因为这些关系都是建立在地区位置上而不是历史顺序上的，所以基本的统一原则就是方志学原则[参见德林，22，51～59]。

这种方志学观点，洪堡在他称为地理学的所有论著中始终如一地坚持着。甚至在他和贝格豪斯计划编写（应英国某部当局之请供印度各学校使用） 的一本地理教科书中，他也不肯把原属动植物学的材料插进去。“一部自然地理书既不能涉及能量和物质，也不能涉及有机体生理学，必须假定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贝格豪斯所引，19，Ⅲ，94]因此洪堡对系统地理学发展的贡献，不但可以从他撰写的著作的价值上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他第一次明确描述地理学中的系统研究（但也是方志学研究）与专门科学的系统研究的显著区别上看出来。他一度曾被视为植物学或地质学之类科学的重要人物，这正如他自己解释过的，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误解。据后世这些学科的专家论断，洪堡在他们这些科学中，未曾做出多少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事，都是重述了他本人所说的宗旨[佩歇尔，66，Ⅰ，310]。洪堡没有在专门领域内试图作系统研究，却在他大部分著作中坚持方志学的观点，这使他得以创立系统地理学的几个分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学和植物地理学[佩歇尔， 66，Ⅰ，316ff.，328ff．；格里泽巴赫，20，Ⅲ，232～268；赫特纳，2，

309；161，85f．]。

另一方面，如果设想洪堡以为地理学限于他所谓的“自然地理学”，即限于系统地理学中方志学的研究，那就完全误解了他关于地理学领域的概念。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以他的野外观察为基础，又为一大群别的作者（既有科学家，又有旅行家）的观察所充实，所以他从未准备过写一部世界区域地理，甚至某一洲的区域地理著作。但他承认有作此种研究的需要，并与系统地理学工作相配合，这在 1848 年他为在印度使用的地理教科书起草的大纲中

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大纲中，《专门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组成后半部，与前半部《自然地理学》相配合[19，Ⅲ，55～61]。①他在讨论瓦伦纽斯的地理学大纲[60，Ⅰ，60；52，14，26]，及多处提到他的“大名鼎鼎的朋友”李特尔时，也曾表明同样的观点。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个别区域所作的解释性描述，他是按照各区现象相互联系的总和来研究这些区域的。

洪堡这些区域研究，不少散见于他的旅行记中[47]，其余则见于他的《自然风景画》[45，尤须注意《卡克萨马卡高原》，311～334]；最近从洪堡的许多不同著作中编选出一卷，出版了一部这种区域描写的优秀文集[48]。如果说洪堡认为这些文章的重要性不及他的系统研究，那他也确乎没有把它们看得无足轻重，这从他小心而详尽地讨论了这些研究中所包含的困难和他解决困难的办法上看得出来[45，xf．；47，Ⅰ，137ff．，特别是《宇宙》60， Ⅱ，1～134，《推进自然研究之方法》]。

对洪堡说来，“有一种自然地势是专属每个气候带的；每一植被带，除了它的特定有利条件外，也有它的一定特性（或特殊性）”。他的目的是取得“对世界不同区域的自然特性的了解”，而这种自然特性“是与人类历史、也是与其文化史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43，11～14；《宇宙》，60，Ⅱ，90ff．；参看格里泽巴赫，20，Ⅲ，267]。虽然洪堡的个人爱好可能偏于研究人类的重要性很小的地区，但他的兴趣却并不限于非人文的特征，也不限于看得见的景观特征。在阿拉亚半岛（今属委内瑞拉），他的观察范围包括天文和大气状况、动植物、盐沼及沼旁所建的制盐厂、珍珠业、各种人种所体现的体貌特征，特别是在当地生长的西班牙殖民者性格和习惯的改变，这是由于与西班牙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引起的。他把这种情况与高地或美国的情况相对照，（欧洲移民感到那里的气候条件与欧洲更近似）；也与古代菲尼基和希腊殖民地的性质相对照[47，Ⅰ，卷Ⅱ，第Ⅳ章]。

在洪堡有的也许可以视为更科学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想法。“希腊的天空多么有力地影响着它的居民啊！那优美的道德情操和敏锐细致的情感觉醒得最早的，岂不正是那些定居在奥克苏斯河、底格里斯河和爱琴海之间这片地球上美丽而幸运之地的人民吗？我们的祖先岂不也正是⋯⋯从这些柔美的河谷里重新带来彬彬有礼的风度的吗？”“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影响，物质的东西与非物质的东西的神秘的相互关系，当人们把自然研究提到一个更高的观点的时候，就会赋予它一种鲜为人知的特有魅力”[43，13f．]。佩歇尔在反对李特尔追随者，特别是卡普的著作中的类似意见时，似乎忽略了洪堡文中说的这一类话。佩歇尔特别抨击“居民的景观印象及其心理表现， 其间有某种因果关系”的假设[66，Ⅰ，404]。

另一方面，佩歇尔却又觉得洪堡对地区的描述，在区域地理学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他不仅成功地描绘出地区的图画，而且“使它顶住了力的作用”；因而他“使观察结果与更高级的整体的相互联系成为现实了”。“洪堡以后的地理学家不仅关心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而且也关心历史[人文]现象与其发生地点的相互联系。”佩歇尔特别感到对古巴和墨西哥的区域研究中，地理学被提到了科学的高度[《新西班牙》，46]。确实，在这些研究中，

① 洪堡详细拟定大纲第一节的某些部分；其余部分及第二节全部，他显然交给贝格豪斯去搞了。后因要求编写这部著作的英国小组取消了计划（他们原拟把它译为印地语），大纲终于没有完成[19，Ⅲ，34—204 各页）。

洪堡是把对自然条件的兴趣从属于对社会条件的兴趣的，按照赫特纳的看法，许多材料是不该放到地理学中去的[161，84]。洪堡本人显然也把这些视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然而，仿效他的描写方式，描写与自然状况差异相联系的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状况差别的方式的，事实上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却是地理学家。照佩歇尔的意见，地理学家就是由此使这种区域研究方式成为地理学的职能之一的[66，Ⅰ，336～344]。

施米特在对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研究中，称洪堡的新西班牙研究为“奠基于该国性质的第一部科学、政治、经济地理著作”[7，74]。说也奇怪，当洪堡对区域经济地理学作出大贡献时，李特尔却在为“地理物产学”

（geographische Produktenkunde）而作的未完成的研究中，成为经济地理学中作出系统研究的先驱之一[施米特，7，84，提及前述《地学》中的系统研究，也提及 50，182～206]。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地理学创建人在为发展区域地理学所做的实际工作中的两大差别。李特尔纵然竭毕生之力，也没有

超出亚非两洲的范围，但他要写出一部世界区域地理来的雄心，却使他去考虑面积较大的区域，不过对这样的大区他很少完成过所有相关现象的全面研究罢了。①洪堡却不同，他详详细细地描写了他游历过的地区，有的不过是弹丸之地，因而能用当时可利用的观察手段给人描绘出一幅比较完全的图画。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他不但考虑了一区的每一重要特征，而且给该区每一独特部分，把这些特征结合起来，然后表示出该区不同部分总和上的关系[47，Ⅰ，137ff．]。实在，他对某些小地区给予这么大的注意，这正说明了“微观地理学”研究者之所以宣称洪堡是他们的带路人的理由。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差别，我们已经说过了。李特尔在理论中、部分地也在实践中维护了这个主张：地理学首先应当研究世界所有各区中存在的一切相互联系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各类现象的关系作系统的研究。弗勒贝尔却宣布与此对立的观点，号召首先对全世界各种现象系统地作全面的研究。洪堡是个重实践的科学家，显然感到必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对两组现象的联系——例如植物和高度——比起所有一同存在的现象的联系来， 他也更容易研讨；此外，他也不能坐待完全的世界地区研究告成。

另一方面，他感到，对他已尽其所能作了全面研究的国度，还需要作解释性的描写。为了这件事，他不能直等到系统地理学完成之后。但是，就凭运用他在地区描写里的系统研究成果，他却写出了地区解释的“杰作”来[赫特纳，161，86]。

这些差别的最后结果是既有趣又看来矛盾的。李特尔对系统研究比较忽略，这不但减损了他的地区著作的价值，而且造成了一种传统，在一段时间内使地理学受到了限制，致使区域地理学本身无法得到发展。反之，洪堡的情形又不同，对他说来，宇宙那个大题目是首要的，但今天无论在科学或哲学两方面都并不重要了。虽然他的系统地理学研究，在这门科学的历史发展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也早已过时了。在他后来称之为“比较区域地理学” 这门学科上的研究，现在也已部分地过时了。这门学科的先驱者就是他，而

① 对李特尔的 19 卷《地学》，作者不想冒充熟悉，姑妄言之而已。但据该书大纲，据浏览原文某些部分的印象，以及别的学者的话看，这样说似也有理。不过这也不是说李特尔就没有描述他的区域的详情细节； 例如在《聚落地理》的开头关于阿尔泰矿区村庄田舍的描写就是[49，Ⅱ，847]。

不是李特尔[赫特纳，161，403；普莱韦，8，46～55]。但他一度在著作中指为次要的部分，即以分析和综合的形式，对热带美洲和墨西哥各区域的出色的解释性描写，在地理学中却仍保留着不朽的价值。莱曼指出，区域地理学中任何成功之作都是不会过时的，它们为历史地理学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资料[113，239；参看索尔，84，185]。

关于洪堡和李特尔的若干著作对后世地理学思想方向所起的另一些影响，还可以作简略的研讨。洪堡对地理学的美学一面总是极感兴趣，“视为激发和扩大科学的自然研究的一种手段”。虽然他在哥德、卢梭、德·圣彼埃尔以及前述英法许多旅行家和文学家的作品中找到这种描写的典范，但“在这个方向上作了最有力的开拓工作”的，尤推他的“著名的老师和朋友格奥格·福斯特”[60，Ⅱ，74]。地理学这个方面不可与科学地理学截然划分； 弗勒贝尔以为应当把这种研究与李特尔的历史地理研究一道归入非科学的“历史—哲学地理学”一类，这个明确的要求显然并没有打动他[56，7f．]。虽然他没有提起弗勒贝尔的文章，但他在《宇宙》第二卷里说的话却对弗勒贝尔的意见作了明确的回答。这位描述自然的作者要写的并非他个人的感情；相反，他要客观地描写周围外在的自然界，而应让读者的感情有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说：地理学家对自然界的描写，在表现主义的意义上说，不应是艺术性的；在形式的意义上说，也不应是艺术性的。美学风味不应由作者的“诗意的”词句赋予它，却应由实际景色本身赋予它，作者的职责只不过是尽其翰墨之长，巧妙地把它再现出来罢了。“描述自然界，可以做到虽有严格限制而在科学上却很精确，但同时又不失其想像力上虎虎生气之感。美学风味必须从对感性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相互联系的预感出发，从对普遍性、相互限制和自然生命统一性的感觉出发”。能使人得到理性的愉快的， 并不单单是对浮光掠影地眺望到的景象的描述；对“景观中诸力间的和谐作用”的理解，给人理性的愉快远过于此[60,Ⅰ，34；Ⅱ，72～74；参看德林， 22，89；佩歇尔，66，Ⅰ，336f．；格里泽巴赫，20，Ⅲ，251ff；但多弗感到洪堡本人却犯了自己在理论上反对的毛病——用诗的形式来描写，21]。

洪堡和李特尔两人都没有明确解答地理学的自然范围问题——它究竟包括整个地球呢，还是限于地球表面。无疑人们也会像格尔兰一样，在李特尔的文章中找到持前一种主张的论点，可是十分明显，这些论点与他的大部分方法论论述和所有著作都是矛盾的：他把“地球”描写成自然力的表演场所， 尤其是人类的居地；这样的地球就不是它的整个球体，只不过是那层包裹的外壳。确立 Erdkunde 或地球科学一词的竟是李特尔——这个词正如赫特纳所指出的，把他的概念表达得那么拙劣，这也正是李特尔的特点。李特尔是以此词与外来语的 Geographie（地理学）和听起来更不科学但为洪堡所喜用的Erdbeschreibung（地球描述）互用的，但后世的学者却逐渐从字面上把它解释为地球科学。

洪堡为了确立他的宇宙统一性的论题，因而把整个宇宙纳入他的视域中，但也是把它置于这个堂皇的 Erdbeschreibung 之内，作为“大地或地球

（irdisch）”部分[60，Ⅰ，51f．]。他自己的研究大部分限于地球，实在还是限于他所知的那一部分——即地球表面[德林，22，55]。因此前古典地理学家把研究领域限于地球表面的倾向，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整个古典时期。

另一方面，洪堡的实际研究工作要扩大到李特尔考虑的范围以外，即对

各种不同现象的分布的研究——基本上可说是“事物的所在”问题[德林， 22，64ff．]。然而他可能把这种分布研究只看作系统地研究相互联系的现象所必要的初步调查而已；无论如何，这种研究只构成他的地理学的一部分。最后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 19 世纪中叶——如果不是更长的话，地理

学方法论的发展上，有两个因素使得李特尔的影响要大得多。李特尔占有德国——如果不说世界的话——大学地理学唯一的教授席，其影响所及，远远不止其受业的门生；洪堡则不然，在一段时期，受他影响最大的只是一些并不自认为地理学家的人。第二，李特尔是在方法论论文中反复阐述他对地理学性质和各种问题的观点，洪堡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却散见于他的一般性著作中。也许就是因此之故，他对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的概念，竟未为人所注意近一世纪之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