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与补注

（凡涉及正文中排印错误处，已在译文中改正，此处从略，其余照译。

《更正与补注》中标明的原文行次，译文中于相应处标上←记号。——译者） 页次

23，关于 19 世纪早期一位杰出的美国地理学家与欧洲诸地理学家保持着的密切联系，参见布朗的杰迪迪亚·莫尔斯研究[409]。

26，2 行。另一个重要例外是尤金·范克利夫[见 439]。

32，末行。换言之，即无意再提出一个权威论断，借以判断地理学家的具体著作是否有资格进入地理学领域。固执地、令人生厌地提这样的问题： “但这是地理学吗？”（下文 101 页提及）对此，索尔在其主席讲话中斥之为美国地理学的弊端，甚为中肯［447，4]。另一方面，以为能够提出一种说法，为地理学概括出一个纲领，而又不至于让人用作检验某一著作是否属于地理学的标准，这却是天真的想法。至少有两种情况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

（1）一位专业地理学家接过一位地理学家写的论文，觉得没有能力作出判断。此时他不得不这样想：他原以为自己对地理学这个领域一般还是够格的， 但在这一部分却力不胜任；不然，就是这篇论文不属地理学范围；（2）一位地理学家准备了一篇论文，当作地理著作。另一领域，比方说历史学领域， 有位同仁读了，断言此文基本上是一位历史学家也会写的同一类论文，在目的和技巧上，在他看来似乎都是历史著作。此时那位地理学家就不得不考虑： 地理学的独特性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可能指出此文正表现了这种性质，而不是历史论文的性质。

如果提出这些问题是有理的话，又有谁授权来回答呢？肯定没有一个人或团体有这样的权威；我们只能说，这个学科的发展，最后总会作出回答的。一个自认为是地理学研究者的人，其本身即此种发展的一部分。如果许多地理学家跟着他沿一条路线走，他们就很可能使这种工作成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不管先前是否包括在地理学里面；可是如果他的路线显得与地理学领域的性质或逻辑不合，他可能会发现跟他同道工作的只有别的领域的学者，他在不知不觉间已逛到那边去了。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让这位学者自己来决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自己的方向，即与这个总领域的关系。然而有效的定向不应认为是与学科边界线的关系，而是与兴趣中心的关系。

34，末行。不理解写作本文所依据的根本原则，已经引起了几点重大的误解，这表明对这些原则有比摘自布劳恩和奥布斯特的引语作出更明确的说明的需要。

第一个大原则是，方法论研究所需要的学识标准，其严格程度不会下于实质性著作应有的学识标准，包括对假定的细心检验，有可靠的证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及与别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发现作广泛的对比。虽然所有这些标准在我国的方法论著作中屡被忽略——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假定，以为方法论这个领域，人们心血来潮时都可随意涉足，不过除了上述最后一点外，可能没有几个学者会怀疑其重要性。不考虑别人的发现，看来是美国地理学的通病，甚至在实质性著作中。可能这是由于所研究的问题或地区，很多都是别的地理学家先前从未研究过的。不管在此种研究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这是我们大部分方法论著作的致命弱点。学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杰出地理学家所提出的概念，他们显然不知道，在先前的研究中，他们的论点早

已有力地被驳倒了。

方法论研究虽则都应是精深的学问，都应适当考虑别人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长篇巨卷。本书目的是从文献资料里搜集有助于说明当前问题的论述的所有分析，理成有条理的系统。对笔者所接受的概念需要这样做，对他视为错误的概念也需要这样做；相反，文献中资料最多的，恰恰是地理学家所争论的问题。这些资料不少都有部分重复，并引起混乱，这是因为学者未能把他们所描述的东西与前人所描述的东西相比较的缘故。要在这一片喧闹声中理出个系统来，就要作些变动和挑选，不但弄清观点之别，而且要确定地理学家间意见一致的基础和程度。做学问的标准程序也必须消除因从前的作者未能遵守缜密推理、忠实表达他人观点这些准则而造成的误解。

于是，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论述所考虑问题的过去文献作彻底的组织和分析，使后来的学者也许可以用作参考。（讲德语的地理学家都已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别人的思想作比较，这大大地促成了本书的目的。因而作者去找德国文献要比英、法文献多得多，在英、法文献中，许多有深刻意义的讨论很可能都被埋没了）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方法论研究，如果切合眼前问题，自当包括到批判检查中来，这也是上述标准的必然结果。这种著作有的被推敲得过分严格， 作者就提出抗议，如果说这并不好笑，却也有点令人诧异。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研究都是以十分严肃的学术态度提出来的，而且主要也是因此之故， 所以对地理学思想曾起过、同时仍继续在起着重大的影响。这从另外很多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这里既有方法论著作，也有实质性著作。这些十来年前发表过、但在类似刊物上未曾改正的意见，就理当视为现行的见解，要反对这一点，似乎也是同样不适合的。

作为本文基础的第二个原则或假设是，在地理学家所发表的一些有关本领域的方法论论文中，在他们对实质性地理著作所作的仔细分析中，我们就拥有一批资料，应当可以从中作出对地理学性质和范围的可靠阐述。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作出这样的阐述了。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直接考察所有引人注目的实质性研究，从中提炼出地理学的实际方法论。即使这样一项任务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可以完成，最后的结果也只能表达一个人的见解，不论对或不对。

本文的假设是，利用上世纪期间五六位可信赖的学者对有关诸如洪堡、李特尔的工作的慎重评论，把它们互相印证，并与诸如佩歇尔、拉策尔、李希霍芬、赫特纳等的结论相印证，同时直接查对各部分的原文，就可以得出最可靠的结论。（这是学术上的正常程序，望亦能推动学者自行阅读这些原文）

主要是靠着德国学者的这些评论文章，才有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评价早期的实质性著作对方法论的深刻意义。可惜对后代的工作却很少作出这样的研究。我与菲利普森也有同感，都因本书没有对他那一代欧洲地理学家的实质性著作所运用的方法作出评价，而引以为憾。他（在通信中）提出，这样一种研究应当特别考虑“在这许多区域著作中，把人文现象与地区位置和性质融合为一体”所取得的成功——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特别是诸如帕奇、菲利普森等本人所写的，及追随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法国地理学家所写的区域著作。例如，在德国方法论讨论方面的许多参考书，强调了帕奇的西

里西亚区域研究作为范例，但没有充分发挥其特别意义。此种事例本身就须大力研究。

倒过来的关系，即方法论著作对同一学者或别的学者的实质性著作的影响，可以更容易、更可靠地判定。因此凡能清楚地追溯到这种影响的地方， 就遵照此种程序进行。发表于非地理刊物上的论文，一般都认为与本文目的无关，因为不能设想此种论文是作为地理研究而提出来的。此外，还有许多实质性著作是作为运用某些概念或方法的实例而简略地加以引述的。挑选此种著作，并未打算与我碰巧熟悉或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引起注意的那些实例加以区别。

既然并未打算对本领域所有著作或较为重要的实质性著作作一番综述， 因此设想按本文的讨论和参考书目，就可以衡量个别提到或漏掉的学者地理著作的相对重要性和价值，那就大谬不然了。此外，本文也无意评价个别地理学家在较为狭窄的方法论领域内的重要性。本文所关注的并非方法论作者，而是方法论著作。要检查本领域内可能找到的所有书刊，尽可能公正无偏、理解深透地分析有关论述，并判断这些著作对目前地理学家思想的影响， 笔者是煞费苦心的。如果这些细致的分析，包括指出逻辑或描述上的种种错误，会引起读者心中判断方法论领域中个别作者的可信赖性，那也是任何批评性著作所不可避免的事。我只能向有关的人保证，我未曾故意压下有关本题的批评，也未曾故意放进无关本题的批评。

35，3 行。关于古代地理学观点的标准英语参考书，是邦伯里的《古代地理学史》[402]。最新修订的较简短的研究，系托泽所作[403]。伯杰对各派工作性质的分析，差不多可与现代地理学家所熟悉的分类相比[404]。库恩对 18 世纪德国地理学改革的最新研究，可惜未能一读[407]。对于从古典时

代直到 18 世纪初这一整段时期，却没有一部用英语写的书堪与佩歇尔的资料

丰富的历史[401]相匹；可是对本章目的说来，此书不及威索茨基对 18 世纪晚期地理学思想的详细研究[1]那么切题。关于洪堡和李特尔时期，以及自从那时以后的发展，最近我在埃拉·伍德的博士论文（未发表）中找到相当多的补充细节，该文是在已故惠特贝克教授的指导下写成的[406]。

54，27 行。现在我们知道，归纳推理的过程不可能如李特尔似乎会设想的那样简单。对他的话必须理解为反对依据一般理论作演绎推理，来杜撰想像中的地球实际的倾向（如 48 页所述）。

57，脚注。对本注及下文若干脚注中译文的改正，当时曾被认为是改正

《年刊》中的记载所必需的。莱利既已客气地接受了这些改正，那末这里的评论也就不再适用了，可是不幸，本版重印时却无法抽去。这些话也都适用于这么一篇并不代表莱利对地理学知识所作的有价值贡献的论文。

74，29 行。最近韦贝尔指出李特尔关于种植园制起源理论的正确性，与几位以后学者的理论作了对比[526]。

85，脚注。盖约特的父母虽都是法国于格诺派教徒，但他的高等教育大部分却是在德国受的，特别是在柏林，他曾师从李特尔，殆可肯定。一度他曾着手翻译李特尔的部分著作为法语，但显然未曾译完。1848 年他卷入政治风波，因此离开瑞士来到美国。1848～1849 年他在哈佛用法语作了《与人类历史相关的比较自然地理学》的洛厄尔讲座，被译成了英语，并在 1849 年发表，题为《地球与人类》[64]。他长期受聘于史密索尼亚学院，1854 年任普林斯顿地质学及自然地理学教授，任职直到 1884 年去世为止。除了一大套为

史密索尼亚学院而制的《气象学与物理学一览表》（他在这个领域内所做的工作，促进了美国气候局的建立），他还发表了一套学校地理读物。参见詹姆斯·达纳的《专题报告》[410]。

94，26 行。1939 年春写作此文时，似乎最好还是对这些基本事实含糊其词，但现在不必再加掩饰了。赫特纳不能在德国发表他的手稿，显然因为他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人属犹太血统。也许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他先前的著作中曾攻击过自此以来就已成为官方学说的种族主义，又不肯看政治风向转舵。赫特纳死于战争期间，我没有听说有计划要发表他的关于《人类地理学》的手稿。

100，10 行。德马东的相似的研究《法国的地理学》（到 1924 年为止）， 强调了地理学在法国的发展是从历史学统治下获得解放的结果[412]德芒戎有一篇论文，把地理学定义为人类集团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此文最近在他的一部地理论文集中重新发表[425]。

100，25 行。承弗勒雅意来函，指出最好还可多谈一点赫伯森对英国地理学思想所起的影响（但可参看 24，25，99，393f．各页）。虽然他没有把对地理学性质和范围的见解用文字发表，但他是牛津地理学院院长，自《地理学教师》于 1902 年创刊以来，他又一直任编辑至 1929 年早逝为止，所以对别的地理学家起过重大影响。他的一本不完全的笔记文集在他死后不久出版，附有麦金德等的回忆录[427]。在一本按地理区编排的最早的英语教科书中，说明了他的区域地理学概念；他为一本欧洲区域地理准备的大纲，由麦克芒恩小姐协助写成，他逝世后，麦克芒恩小姐和科斯特合著的一本书中， 大部分就是按这个大纲写的[513]。

100，33 行。1921 年凯尔蒂的《地理学在英国诸大学中的地位》一书纲要中，有许多关于英国地理学思想背景的情况介绍，还有当时所持观点的一些直接引语[411]。

近年英国地理学家关于地理学性质和范围的讨论，福德、麦金德、迈尔斯、弗勒、菲茨杰拉德都曾发表过意见[433，437]，最后几位多以此文为依据。此外，这里我们还可以特别指出澳大利亚地理学家霍姆斯《地理学的内容》一书中的讨论[431]。

100，脚注 32。除了这几国外，还可以加上瑞士[414]、苏联[415]、中国[418、419]和印度[420]诸国地理工作的描述，以及温克勒关于国际大会纲要的讨论[413]。

119，9 行。这里对构成地理学物质界限的空间外壳的系统阐述，在逻辑上是与麦金德的“水圈”概念不同的，虽则最后结果并无大异[196，434]。与此处所举的系统阐述显然十分相似的又一系统阐述，是惠特尔西所报道的弗纳德斯基的“人类圈”（noosphere）概念[456，17]。

122，21 行。今天，“环境论概念”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是格里菲思，泰勒，他至今仍在继续设想，攻击这个概念即意味着否认关系的实际。他详细说明了他关于许多重要论文的观点[如在 438，440]，特别是在他的就任主席讲话的引言及结论中[450]。泰勒教授对他自己在地理学研究上的发展和澳大利亚地理学一般发展的叙述，在这个方面说是有趣的[481]。

122，28 行。英国另一些地理学家也有力地批评过“环境论概念”，其中包括福德[428，433]和 E．G．R．泰勒[432]。

123，37 行。巴罗斯的主席讲话虽然当时给人相当深的印象，但其影响

却是短暂的，至少在我国是如此。伦纳设想巴罗斯代表着一大批地理学家， 他们都信从他的以地理学为人类生态学的思想，却是想错了[422]。桑思怀特则不同，他承认人类生态学是一个需要地理学（也许还有植物生态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合作的领域[443]。又见亚当斯的短文[441]。

127，29 行。又见福德的类似论述[443，219ff．]。

131，32 行。有一本书中简略地讨论了地理学对公民义务教育的作用， 这部分内容多系摘自笔者此书，对地理学的性质和目的作了半通俗的表述[451]。理查德·拉塞尔在《战后的地理学》中简明地提出地理学领域的范围和目标[455]。

134，脚注 51。正如范克利夫所指出的，这些术语源出托勒密，据邦伯里作了缩短[439]。| 138，18 行。此处所提的诸地理学家中，亦应包括菲利普森[422]。

139，33 行。克雷布斯几乎在同时，而且显然是独立地表达了地理学概念，正像他所指出的，与赫特纳的概念十分相似[421]。

141，27 行。一位英国评论家特别提到这种把时间关系研究划为“历史学家合法的研究领域”的分类法，问道：“发展既然关系到时间，那末地理学是否就不准按地理现象的发展来理解地理现象了呢？”他是一位细心的评论家，他找出了“书中另有几处[如 179，193f．诸页]，作者本人就明明白白作了否定的回答”[《地理学》，26，1941，99 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历史学家是否不准运用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呢，回答也是否定的[175f．]。

142，脚注。57 页更充分地说明了李特尔的表达方式。1879 年苏格兰哲学家亚历山大·贝恩在讨论地理学时说，地理学的基础是“被占据的空间的概念”（《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纽约，1879，272 页），指出这一点是有趣的。如有联系，又是什么联系可以追溯到李特尔，却未指明。

146，33 行。试比较格里菲思·泰勒的十分相似的示意图[438]，以及以后阿克曼给人以极深刻印象的示意图[457]。

151，2 行。将瓦洛与上句并提会引起误解。他并未提过 paysage（风景） 一字可以表示一个地区——事实上这很可疑——而只是考虑了含意完全不同的模稜两可的词。

160，1 行。全书中使用“区域”一词都与面积大小无关。不幸我们表示面积等级的类似的词，数目不够用。

171，23 行。“先前人迹不到，但并非荒漠的岛屿”，此语已证明会引起混乱。原意是说，“一个先前人迹不到，但人类可以居住的岛屿”。

175，标题。本章谈《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移到后面可能更妥，读者如在第十章之后再来读这一章，就不大有被打断思路之感。与以下各章相比， 本章较简，对此不应视为对本题重要性的衡量，而应看作对本题构成地理学家间有争议的题目的程度的衡量，特别是在我国。这也反映了作者觉得自己与赫特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完全一致，本章通篇都是一贯地遵循着他的论述的（只有一处例外，186f．特别指出）。

自本文发表后，也许就是因了本文之故，索尔在 1940 年[474]，惠特尔

西在 1944 年[456]所作的两篇有刺激性的主席讲话中，对史地关系提出了相当不同的见解。我想这两篇讲话虽都不应看作方法论分析，但都触及本书历研讨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在适当的地方应加简短的注释。可是加注对二文的

重要性还不够看重。

惠特尔西根据“再现人类扩大空间意识的步骤”，给地理学描述了一幅深远的景象，富于冒险精神的学者所受的鼓舞，当也不下于那些思想深沉的批评家们。作者引人注目地引起后者，也引起前者的兴趣。

索尔的讲话应视为他对当前地理学领域发展方向的说明，视为他勉励去研究他相信“我们应予提高”的那种知识所作的努力，正如他当时所指出， 以后在通信中又更透彻他说过的。关于方法论的任何明白表述和含蓄暗示， 都是附带的。同样，很明显，对别的地理学家所持观点的批评，也应看作是附带意见；即使口气上有点挑战的味道，却也不是有意要引起讨论。同样， 对过去 20 年间美国地理学史的评述，显然只是据记忆来谈的个人印象；熟悉那一时期和索尔在这期间所写的文章的读者，可能会看出其中有不少自传成分。不论读者对这些顺便提到的小事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反应如何，都不应影响从仔细研究该文主题所取得的价值。地理学中一个明确发展方向的合理性和价值，可以由细心和正确的方法论分析来论证，也可以完全独立地由有价值的实质性著作来证明。索尔并未试图做前一件事，他和同道的人们却一直在为论证后一件事而工作。

然而他的引言里有个部分说得太明确了，不能不加质疑就放过去。有的观点和结论被说成是本书的观点和结论，把它们置于论文中要阐述的主题的反面地位，此外，也不知与题目有什么相干，还拿它们与被说成是赫特纳的观点相对照的。可以立时指出，这些描述大半是错误的。索尔在受到质询时， 却不作解释，意思只是说，这有关的一节是附带的。这一节看来也是不必要的；读时如略去此节，论文中阐述的观点也一样清楚。相反，删去此节倒反可以消除可能的混乱。因为索尔论文中主要部分的论述与本书的结论并无矛盾。他有几点结论与他先前几篇论文的结论倒有明显的不同，是本书所得出的结论的翻版。

176，17 行。关于特纳在地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造诣和历史学家对他的边境论题所持的流行看法，参见《地理评论》，34 期（1944 年），510f．对二文的评论。

176，22 行。约翰·赖特遵循这个思想，提出“从实际历史事件的地理条件和关系方面来研究这些事件（如森普尔的《美国历史及其地理条件》）， 与其称之为’历史地理学’，毋宁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倒更合乎逻辑”[《地理评论》，35（1945），167]。我觉得这个术语比“历史的地理学”更清楚， 赖特早就从布吕纳引用了这个用语[405，193]。有一位地理学家在这个领域里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最新贡献，就是斯坦利·道奇对新英格兰殖民地边境“及其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的研究[499]，人们可能希望这项研究会扩大到中部和南部大西洋海岸去。1943 年 J．拉塞尔·史密斯的主席讲话《作为欧亚大陆历史周期性发展的两个因素的草地与耕地》[521]，则在时空两方面都属于等级相反的研究。埃尔斯沃思·亨丁顿最新的书《文明的主要动力》[506]甚至更雄心勃勃，这是“他毕生事业的概要”，作者进一步描述它是“试国分析生物遗传和自然环境在影响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最近惠特尔西[444]和布罗克[445]讨论了地理学对历史学的一般意义。 177，16 行。赫特纳对这个问题的见解，1937 和 1939 年受到瑞士地理学

家温克勒的激烈反对，他主张地理学必须是时间的科学，景观既成为它所研究的对象（第九章要讨论这个概念；特别请注意以下有关 263 页的补注中提

到的温克勒的另一篇论文），那末文化景观史也是个重要题目了[423，424]。可能是由于赫特纳“丧失资格”，使他不能发表答辩（参见有关 94 页补注）。

177，24 行。此语意谓，1925 年索尔认为地貌学原系地质学而不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检查原文证实了这一点[211，32～33，47～48；209，22 同此]。他在以后的论文中[447，2，5]有力地肯定了相反的观点，这说明了他已经放弃而且显然已经忘记了这个立场。作者的结论表述于 423 页，其措词似乎正是误解的先声。

178，28 行。布罗克这项研究[333]应当引为“比较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恰当的例子，下面在 187 页要讨论到。句中“六”字有误；文化景观分 3 个时期来研究。

180，8 行。另一方面，哈洛克·劳普插入一条有力的注释，“反对一种时行的地理惯例”，即试图解释一个地区中现在存在的东西，而不去研究其先前的发展[473]。尽管他假设学者在区域研究中都被推向一条“僵化模式” 的“旧辙”里去而流于夸大，尽管他从一篇从未完成的论文中为一篇短文挑选例证，但他的批评还是有其正确之处的。那批文献里包括着许多已完成论文的实例，其中对主要区域特征的解释只限于分析它们与现时情况的关系， 而不考虑其发展的关键时期起作用的因素。

183，13 行。括弧里的“（或过去）”三字应作“（或过去，或即将）”。下面“第二位”一词应理解为“从属”，并非“次要”之义。梅格斯的研究运用尚未结实的小果树的相对数目作为区域倾向的指数，正说明了此处的思想。这些果树在生产统计上是不予考虑的，但在一个区域目前在运行的经济上却是一种重要的特征，而到了未来某一时候，就会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成为重要的特征。他对这些项目的情况都感兴趣，并非主要是对果园的成长过程感兴趣[472]。

184，20 行。鉴于最近的讨论，可以指出，赫特纳这番话的最后一句（这句话本当放在引号里，而不是作为转达的），是他 1927 年收入他的书中时， 补入他 1905 年写的一段话中的。1931 年麦金德也说到“我们不清楚在做什么，就把历史与地理混起来的危险”。在下面的区分中，他也许已经提供了一条线索：“照我看来，地理学应当是一门生理和解剖学科，而不是一门研究发展的学科⋯⋯它应当是描述，带有动态意义上而不是起源意义上的因果关系”[429，268；重点系作者所加；又见本书 358 页类似的讨论]。

186，8 行。以为历史地理学是把“当代地理复原”为古代某一时期，正如达比所说的[339，165]，这种看法在许多研究中都已得到说明，特别是英国地理学家的研究。10 位英国地理学家给《1800 年前英格兰历史地理》撰写的各章，大部分都坚持这个概念[339；但请注意本书 188 页评该书缺少完全的概念统一性]。各章谈的都是某一世纪或某个世代英格兰的地理，这是很典型的。E．G．R．泰勒写的两章，说明了他的观点，达比在序言里加以引述： 历史地理学“严格地说来，无非是把地理学家的研究引向过去；他的题材还是同样的东西。”达比作为编辑，又进一步加以发挥：“这种题材与复原过去的地理有关，目的在于提供取自区域发展各连续时期的一连串横截面。”

在这本书中，伊斯特也写过一章，他本人的《欧洲历史地理》[500]也有个重要的例子，对本书所遵从的历史地理学概念作了极其有力的讨论[430]。他的讨论是根据麦金德描述“真正的”历史地理学——与发展研究（见前往） 成为对比——时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历史地理学是“对历史的现在的研

究⋯⋯地理学家必须回到那个曾经存在过的现在⋯⋯他必须尝试和把那个时间设想成完整的；他必须尝试和恢复这个时间”[429]。拉尔夫·布朗严格地、也很有效地遵从这个意见，用现在时来写 19 世纪早期或我们大西洋海岸的历史地理[497]。另外还有些杰出的例子，如梅格斯对多米尼加传教区边界的研究[515]和莱利对中世纪利沃尼亚（Livonia）诸镇的研究[512]，虽则他们并不完全地只抓住一个时期写，或者用现在时来写。不妨指出，阅读了这章后梅格斯引起了我对他的著作的注意，是因为他觉得这一章是“我在工作中所依据的哲学。”

可是索尔 1927 年论文的参考书目却不应放到代表此种历史地理学看法的那些论文书目中。虽则他把历史地理学定义为“仅属过去景观的研究”， 但接下去又说它是“所有一切区域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84，200]。在他1941 年那篇论文中，他显然又进了一步，论断道，如果不是所有一切人文地理学，那末所有一切区域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因而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部分[447，11，9]。确实，在他的讲话里，这些总结性的话是附带地插进去说的，而且也分隔得很远，但看来也表现了他的一般思路。然而在重申他相信使地理学带有历史观点的重要性时，他却不想回答本章述及的许多学者提出的怀疑，或者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

188，8 行。这里对历史地理学的研讨只限于历史区域地理学。布罗克提醒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任何过去时期的系统地理。

188，末行。惠特尔西显然觉得，我们总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历史方法包括进来，不是仅仅作为一种需要时用一下的技术，而是作为整个地理方法中的一个永久性组成部分[456]。他的论点是，不断扩大地理学的眼界，势必会把时间作为第四度空间包括进来。他对这个论点的解释，使 20 年前德赖尔看成瞬间的梦魇的预言实现了。他评论了正值我们在学习宇宙新概念时康德对史地所作的比较，附带这样说：“超欧见里德几何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地理学家的‘空间’和历史学家的‘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会叫我们头疼半个小时”[《地理评论》，16，1926，348]。我看不出惠特尔西能带我们通过这半个小时：我们又怎么去克服同时处理四度空间这伤脑筋的难题呢？对此他仍未说明。数学家用抽象概念和方程式来完成这件事，但这些我们却用不上。我们是被限制于一度空间的语言叙述和二度空间的地图——就连描述那个框架中诸特征间固有的相互关系，我们也已经有困难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三度空间的模型。然而鉴于我们确实有过更大规模地结合史地的企图，如同亨丁顿和泰勒所做过的（175f．说到），我们正不妨在区域的规模上尝试作更深透的研究。

有一个结论似乎是很明白：地理研究中须有某种程度的历史方法，对这个问题，即使想作出近于决定性的回答，也需要我们作更多的考虑。也许在我们还没有够多的实质性研究来检验我们已经提出的各种论题以前，任何结论都应当认为是极其无把握的。

191，15 行。我不知道现在美国还有哪个地理学家支持这个限制，多年来它却曾被认为具有头等重要性。彻底修改本文时，本章可以大加删削，并入《背离历史发展路线的偏向》一章，或者包括在 R．J．拉塞尔称为“地理学的怪想”的一类中[455]。然而这个概念只变了点样子，仍旧留在我们头脑里。索尔是我国第一个提倡这个论点的人，但显然没有严格坚持下去，这在发表于《伊比利亚—亚美利加》的各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来，不过我没有见到

这些论文；他以后的研究《墨西哥的性格》也表明这一点[519]。他在 1940 年的主席讲话中简单地提到“‘文化景观’中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复合体”， 以为是“我们知道如何系统地去研究的事物的核心”，虽然它未必包括所有人文地理[447，7]。这个概念即使作了这样的修改，但仍有破坏性效果，参见 209—218 页。

212，9 行。也可与克罗伊茨堡的论述[460]相比较。

212，29 行。特雷瓦撒在最近那本关于日本的书中，就不受此种限制的束缚，却把对农场租赁及租金的考虑，以及作为社会单元的地方小区组织之类要素都包括进来[523]。

234，23 行。梅格斯随后又作出了贡献，他根据电话簿上名字的分析， 绘制出路易斯安那法语文化区地图，使我们增加了该州文化地理区的知识[516]。

252，末行。据我所知，今天已没有一个美国地理学家再坚持本章所讨论的区域基本概念了。因此下文仔细检查先前的一些说法，主要也只是还有点历史意义罢了。然而这番检查，也强调了把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和按先前文献中的论述加以考察的方法论概念发表出来，这是危险的。

257，30 行。就我们所能判断而论，索尔已经抛弃了这一整个思想方法。在他谈“文化区性质”的主席讲话中所作的讨论，表述了本章所得出的许多结论，虽然言简意赅，但也许更有力[447，11f．]。

258，7 行。本文讨论过普雷斯顿·詹姆斯的许多方法论见解，他现在已大加修改，他的《拉丁美洲》一书特别表现了这一点[508]。此处讨论过芬奇和特雷瓦撒的教科书中[322]的许多说法，在 1942 年第二版中也都更改或删去了。

263，20 行。从相似的假设出发，温克勒必然会按景观（Lands-chafts-） 形态学、生理学、年代学、方志学和类型系统等继续走向彻底改革系统（或普通）地理学的方向。地貌学、气候学等等，都抛给别的学科了[463]。

274，17 行。又见格拉内关于芬兰各区域的更完整的研究，并进而作方法论讨论[462]。

275，19 行。破折号内的芬奇引语应删去。仔细研究他的讨论[233，14]， 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不去试图建立边界，就可避免产生这个问题， 但人们可以仅仅承认过渡地带。这种表面上的解决早已被抛弃了（274 页 7 行）。

279，末行。本文发表后不久，普雷斯顿·詹姆斯就写信给我，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结论，即创造了马赛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类。与他为他的一本早期著作[321]导论中所写的适成对照，他觉得这正是他那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中[508]的主题之一。他说得很好，我所写过的，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森普尔小姐的名言：“自然界讨厌鲜明的界线”。

280，19 行。此后坎曼检查了这些结论及其所依据的谬误的假设[476]。

282，14 行。“前面”。在 226 页。

286，7 行。戈特芒最近曾指出，先前促进法国区域研究的一个因素，是来自政治家沃邦，以应国家的需要[408]。

1936 年，乔尔格提出了 1877 年以来应用于整个北美，或分别应用于美国或加拿大的区域说明史比较概要[292]。

294，15 行。1944 年，乔尔格对已发表的 6 幅北美“自然区”及该大陆

15 个其他亚区的地图提出了有启发性的分析，每图都只以一个自然要素为基础绘成的，如自然地理、气候或植被[465]。这项研究以对欧洲文献的彻底考察为基础，文献里除赫伯森、赫特纳和帕萨格的研究外，还包括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系加卢瓦著作[458]。美国地理学家当时决定推迟绘制美国“自然区”地图，——可充作“区域调查的逻辑单元”[466]，——视为这是“一件更高的、不同等级的工作”，指出这一点是有历史趣味的。他们转而决定集中力量，把美国划分为自然地理单元。这件工作最后由已故的芬内曼教授完成了。

306，4 行。通常这个问题目的上纯属学术性；地理学家难得会应召去为实用而制定区域划分的。在俄勒冈关于有无可能修改该州各县划分的讨论， 引起了斯蒂芬·琼斯以现实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分析和比较了在政府和商业的实际行政管理用途上的许多区域划分，与自然分区作了比较[477]。

同样，国家资源委员会关于美国规划区域组织的讨论，也使伦纳编纂了一大批国家区域划分地图，但那份报告中却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分析或解释[291]。

德国需要一种比 1871 年前从独立的日耳曼诸邦政治史上继承下来的更切实可行的分区，德国地理学家以及政治家、规划人员，对此早就在关心了。迪金森利用德国作者的研究分析了形势，并建议彻底改组联邦结构，取消普鲁士统治[480]。

地理学家应召为国家设计区域划分，以便进行行政管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巴西。“国家地理学委员会”是一个联合机构，它被委以重任，要它推荐一种新的国家区域划分，以便治理。法比奥·吉马拉埃斯讨论了这个团体力图解决的一些问题，本书的理论探讨中就考虑过其中不少问题。主要不同在于，巴西今天的大区原始经济发展，很少有迹象表示出未来的区域发展性质可能是什么[478]。在澳大利亚，霍姆斯教授显然已经在为新南威尔士州从事相似的规划[379]。

308，脚注。约翰·赖特提出地理学家可以研究“地理条件本身对地理学思想的性质的效应”，作为地理条件对人类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他会把这种研究称为“地理学的地理史”[405]。他在提出这建议时指出过许多更遥远的时代的实例[405]。

309，10 行。此外，地区面积本身的因素有利于区域划分。勒施等曾指出，在自然特征和政治文化背景完全均一的理论上的内地平原，城乡贸易的需要和对较大城市结集中心的需求，将会导致独特的经济区的发展[471]。

经济学家帕弗和麦克林托克曾演示过按交通流量来确定经济区范围的有用的技术[517]。

311，17 行。下这样的结论证明是会引起误解的。这些话用意并非在于对赫特纳的区域系统，或对其所依据的原则表示赞同，这些原则中较重要的一个，即发生学原则，是被否定了的。这些话只不过承认了一个事实，即别的学者，包括笔者在内，所建立的系统都未能为各地区所有一切有意义的特征提供单一的逻辑框架，而赫特纳却完成了这件事。

316，1—6 行。这里应当只有一句而不是两句。删去第一行中“实际植被”四字及第二、三行（至“此外”为止——译者）。

322，最后一行。对柯本系统里的这些困难及其他困难，自此以来桑思怀特即已彻底地讨论过了[475]。

325，28 行。休·劳普在植被区域这个相似而复杂性可能较小的事例中寻找对这个结论的支持；他提出自己的见解是按格利森前面那句话：“既然每一个（植物）群落的结构都有变化，既然没有两个群落是完全相像，或具有起源上或动力上的关系的，那末一个精确的群落逻辑分类也是不可能的” [449，347]。

331，33 行。1916 年，马克·杰斐逊的主席讲话中，有一个极有启发性的提法，即通过绘制城镇地图，观察这些人群集中点的分布与差异较小的农村人口的对比，来作出有意义的区域划分；该文及其详图论述了不列颠群岛、印度以及美国[468]。

332，脚注。“鞋带村庄”（Shoestring village）看来会成为表示此种形式的普通术语，与起源或内部结构无关。惠特尔西提议使用豪厄尔斯的术语“带子城镇”（stringtown），但此词大概不适用于农业村庄。

333，34 行。亨丁顿指出，“对人文差别的衡量标准，是地理学中显著的空白之一”，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定量差别要大大超过人种差别，在地理学上也更重要，这就是世界不同区域按人头计算的生产力差别。在农业生产力方面，差距之悬殊竟至 50∶1，在工业生产力方面甚至还要大[505]。

335，20 行。索尔在他的《历史地理学前言》中表达了基本上相似的结论[447，特别是 8，12，16 各页]。

336，5 行。“普遍”应作“无所不在”，如加弗等所使用和估量的[347]。

354，14 行。在三本最新教科书中，世界农业地理是按土地利用类型论述的，与这里的几页所讨论的相类似，而与按商品的传统组织论述成为对比， 这三部书是：克拉伦斯·琼斯、达肯瓦尔德合著[509，第四、五部分]，D．H．戴维斯所著[498，第四部分]，芬奇、特雷瓦撤合著（第二版）[322，第二版， 第三十章]。应当指出，前二书中，组织编排的思想源出于约翰·奥查德的一篇论经济地理学课程组织编排的论文，该文在 1929 年地理教师全国理事会会议上提出[参见《地理杂志》，31（1930），187—198]。在琼斯和达肯瓦尔德的书中，组织是以行业为基础，但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有的部分论述又回到按商品来考虑了。戴维斯的系统（书中不少篇幅是解释这个系统的） 显然是直接取自前几页讨论过的哈特向、迪肯合著的书[328]，最早促成此书的动力也来自奥查德的意见。无疑地，他们的系统以及克拉伦斯·琼斯和达肯瓦尔德的系统，也都是受了惠灵顿·琼斯和惠特尔西在芝加哥所做工作的启发的，克拉伦斯和哈特向都曾在那里读过书。芬奇和特雷瓦撒那部书的修订版中对这个论题较为简略的阐述，利用了这几页所述的两个系统以及另一些对有限地区的研究，来建立前后一致的世界农业类型系统，并用一张世界地图来展示。

357，28 行。此后我已在瓦洛著作[186，200]中找到了原话，我要特别指出，我从提出的方式来推论索尔已节略了这句话，却是想错了；他是未加改动地把这句话翻译过来的。

363，25 行。说我们有“两种可能性”，意思不是表示前几页所详细讨论的两个特定系统就是这两种可能性。每个特定系统都只是那两个看来似乎可能的基础的例子。无论对哪个基础，另一些研究者可能强调完全不同的特定标准，从而创造出性质上和区域轮廓上完全不同的系统来。

386，7 行。关于一般概念，特别是关于地形方面，在赫特纳[459]、威廉·莫里斯·戴维斯[467]和坎贝尔[469]等的早期研究 里，有许多有价值

的东西。

398，6 行。对这里关于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关系的讨论，最近按阿克曼重新作了考察，特别是按他指导一群地理学家合作搞区域研究的经验，此种研究是为供政府战时使用而规划的[457]。他觉得外表上的“二元论”，基至在某一区域研究之内，也可以变为方法上或观点上的差别。虽然我觉得这与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并无大异——重新检查赫特纳的论述，我深信关于他自己的看法，他也会说同样的话的——但我觉得阿克曼比我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关系。下面将更明确地加以注释。

399，5 行。鉴于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在近年来迅速增加，也许其本身就应当看作一门科学，这里考虑这个领域的那几句话是完全不妥的。主要参考书仍是马克斯·埃克特 1921 和 1925 年那部二卷本著作：《地图科学：地图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与基础》。他最后一部著作《地图学：它对当代文化的任务与作用》（柏林，1939），该书在他死后不久出版，部分是早期著作的修订和节略，部分仅为增补。可惜此书充满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一本很有用的英语本是欧文·赖斯的《普通地图学》（纽约，1938），虽则此书属于初级性质。约翰·赖特在《地图绘制者是人》[448]中对地图的貌似客观的欺骗性提出了引人注目而及时的论述。

400，6 行。朱伯有一篇简短的论文，试图将与规划有关的各门科学的学术关系与它们在规划工作中的关系加以比较，这是引起我注意此种尝试的唯一的实例[486]。

10 余年来，一些地理学家一直在把地理情报和技术应用于区域规划和国家规划问题上，而本书对他们的意义极其重大的著作却未予考虑，本页的那几句话必须用以对此作出说明，不论是否说得有理。要作充分考虑，就需要整整一章，而这项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却未曾见于书刊，所以笔者也不能写出那一章。然而举一些论述把地理学应用于规划问题的某些较重要的研究倒是合适的，如鲍曼[482，487]、格里菲思·泰勒[481]、索尔[383]、乔尔格[484]、麦克默里[485]等的著作。由科尔比及其同道工作的人发展起来的“区域分析”技术，在国家资源规划部的一份报告中有扼要的叙述[492]。地理学家在土地规划工作中所使用的另一些特殊技术，赫德森[488，489]、特雷费森[490]和普劳德富特[491]都曾作过描述。

对地理学家在联邦政府其他机构里所进行的工作，这里无法对其重要性作适当的评价。地理学家在土壤保持局所做的工作，在贝内特论《土壤保持》的巨著中有所描述，此书中所开该部门工作人员的地理研究参考书目，成为一篇可观的文献目录[494]。也应指出，贝内特的主席讲话，把土壤保持问题和计划，概括为“农业对环境的适应”[495]。这里也应提一提 1941 年美国农业部出版的《气候与人类：农业年鉴》中所载的地理学家论气候对美国农业关系的大量论文[524]。

近 200 名地理学家曾受雇于战争机构，把地理情报和技术应用于关系密切的重点研究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出版的书刊中很少披露。那项工作的性质及其成绩缺点，在“全国地理专业训练与标准研究顾问委员会”报告中作了讨论[493]。报告也考虑了应用地理学的战时经验对学术性地理学的目标所起的相反作用，阿克曼也讨论了这个题目[457]。

401，8 行。1941 年，布罗克在他不很正式的《关于经济地理学的谈话》中讨论了这个领域最近的趋向[446]。以后，芬奇又讨论了这个领域的性质和

范围，及其所需的训练和技术[453]。还可注意从已故德芒戎教授著作中辑录的经济地理学论文[425]。

401，39 行。另一方面，政治态度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变的，或许可以发现其区域变化是与另外的区域变化——社会经济特点、地形、土壤、矿藏各方面——密切相联系的，所以（如第八章所说明的）是地理学所直接关心的事。在关于路易斯安那的“共和党区”那条附注里提出的一个孤例中， 尼芬在那草原区看到中西部房屋样式（234 页）。约翰·赖特以县为基础， 对全美投票习惯在各区的不同作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研究[400]。最近吉肖纳对法国阿尔卑斯山一个更狭小的地区作了一番更详尽的研究，这是对一个久已定居、地方差异相当大的区域的山地地理作出的令人感兴趣的贡献[502]。他以社区为基础，把投票的连续性在地图上画出来，不管“右派”、“左派”， 结果发现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引人注目的联系，而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则又是以当地自然地理和有关运输设备为基础的。

403，33 行。本当指出，这个结论虽然用了略为不同的词句来表述，但在普雷斯顿·詹姆斯 1937 年在哈里斯学院圆桌论文中，却论证得更加透彻， 并对值得注意的例外作出说明[507]；后收入他的《拉丁美洲》有关部分。

404，倒数第二行。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学的性质和范围远未取得一致意见，试看这个领域内著作的内容千差万别，正反映了这一点。惠特尔西的论文集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对今日州区过去的发展怀有历史兴趣。作为某些大区域政治地理的一种历史背景，此书在英语书中是无与伦比的[528]。范根堡在这个领域的教科书内有一份很好的文献目录，可惜大部分却是依据国家有机生命周期这个谬误的论题[525]。菲茨杰拉德对欧洲政治地理的论述[501]，在相当程度上是遵从着（在其基本章节里）哈特向发表于 1935 年有关该领域范围的纲要中所阐述的一些概念[216]。约翰·赖特简短的讨论，对政治地理学的范围提出稍有不同的见解[452]。哈特向在《世界政治地理模式》的概述中，力图从现实主义观点而不是从法律观点来作出政治区分类， 并在一张已发表的地图上，第一次画出世界各不同区域政治管辖的实际性质[503]。

赖特、斯蒂芬森合编的《世界的境域：政治地理论文集》，收了由二十几位作者写的 28 篇论文[527]，关于这个领域的种种研究方法，该书有引人注目的说明。在一篇论文中，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对他著名的“心脏地带” 概念作出重新检查。

国界问题的系统研究，已有日积月累的明确进展。战争在欧洲发动时， 博格斯正在写他那部论述国界分类、作用及问题的书[496]。该书一部分以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为基础，也广泛吸取这方面的地理文献（包括鲍曼、哈特向、斯蒂芬·琼斯及惠特尔西等美国地理学家的著作）。随着美国的参战， 他把斯蒂芬·琼斯请进他的部门，推进这项工作。琼斯工作的最高成就是一本谈《界线的划定》的详尽透彻的手册，此书确应视为“政治家、条约编纂者和边界专员”的不可或缺的指南，同时也是这个领域的科学知识的一大进展[511；分析问题，描述条约文本中的边界一节，先已在 510 中提出]。

笔者于 1935 年在我国首次探讨了地缘政治学这个新问题与政治地理学的关系[216]，1937 年瑞典学者爱德华·特梅尼厄斯对这种关系又作了更详细的考察，但结论仍然相似。地缘政治学是不是对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地理学的贡献，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彻底分析的，可能是安德鲁·乔居，他也作出

基本否定的回答[454]。关于解释豪斯霍弗尔学派的政治、战略目的论文和书籍，因篇目过多，此处无法收录。同时这也不是开列战争期间出现的这许多研究的地方。这些研究论述国家政权的地理基础，或论述也许可称之为美国版的地缘政治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已故的斯皮克曼教授的研究了。

405，26 行。一个主要的例子是特雷瓦撒对作为美国聚落要素的小村子的一系列研究[522]。

406，18 行。阿克曼对这个由来已久的说法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挑战。假设有一群地理学家，人人都是系统地理学中某一门或几门的专家，他们组成一个合作组，进行同一领域的系统研究；又假设任何要素或要素复合体的系统研究，都包括着对它的变化与别的要素或要素复合体变化的关系的研究， 那末，“如果这种系统研究是完全正确的话，总起来就可以成为区域地理学了”[457，138]。这一点取决于一个人的区域地理学概念。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种程序会提供区域分析的主要部分，即不同要素相互联系并与整个图景相联系的方式，那末按那些小单位地区，那每一个都均一得足以看作仿佛都是均一的（如 439～442 页所讨论的）小单位地区来说，这个区域结构上的组成，岂非仍旧没有触及吗？阿克曼写信给我说，他觉得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说那个结构实际上是由个别要素的几个相吻合的模式组成的。这种分析也许在两边都有点模糊，可能很需要由特别研究来考察，使其更加清楚。

406，37 行。阿克曼觉得这个比喻会引起误解[457，131]。我对它也不满意，但我们两个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比喻来。但我的意思不是说“系统地理学不关心地方或区域关系”。完美的系统研究会包括不同要素间的关系； 每个片段（每个平面）的目的都是理解一个现象范畴的地区差异。这一点在下文详细论述《系统地理学》处说明得更清楚（413～436 页；请特别注意 415

页第二段和 431 页第一段）。可以指出，范克利夫在早期曾把赫特纳的比喻引伸为与地层学相比拟，并用图解来说明[439]。

413，23 行。在第二版，论文化要素那一节虽作了很多扩充与改进，但篇幅仍不到论自然要素那一节的 1/3。

414，17 行。还可注意赖特[452]和芬奇[453]的论述，以及地理专业训练与标准委员会的相似结论[493]。

416，32 行。休·劳普回顾了洪堡以来植物地理学的历史发展，也作出了相似的结论：植物地理学的目的是“研究植物世界的地区差异”[449，346]。他对这个领域的性质和范围的研究，有意识地与本文所研究的整个地理学领域相配合。（注意，他除题目外，在全文中一贯使用“植物地理学”这个术语）

421，末行。后来胡佛对区位理论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对关心这个领域的地理学家，当可证明是有很大价值的[504]。

422，21 行。医学是在共同感兴趣的科学边界地带与地理学有关的另一个领域。1944 年《地理评论》上报道了医学地理学的最新发展[417，418]。美军军医局医药情报处的医药、公共卫生和工程等方面的军官的战时工作， 带动了一套关于《全球传染病学：疾病与卫生地理学》丛书的科研规划，第一部包括印度、远东和太平洋，现已出版[520]。丛书按国家论述，有专节谈每国的地理。该处处长原拟增加一两个熟悉医学问题的地理学家，可惜此愿未能实现，甚至与某一独立机构的地理人员经常合作，也未能如所想像的把地理学和医药情报综合起来。

425，7 行。阿克曼对此节的结论提出强烈的挑战[457，132]。因为问题涉及一个边境地带，不需要在那里划什么界线，所以作出一种决定并不重要， 而两方面的讨论却都可能是有启发性的。

427，2 行。讨论绘制比率地图，不应限于特定等值图技术。赖特指出， 在某种场合，别的比率技术更适当[448]，马施内还论证了在他的南阿帕拉契亚人口密度的精致地图中，气体密度测量技术的有效性[514]。

427，26 行。伯施教授的学生古斯塔夫·诺伊恩施万德在苏黎世的一篇最新博士论文里探索了地形分析定量法的发展史，并对欧美许多国家人数极多的研究工作者提出的主要方法，作了详细考察。他对这些方法的批评和他的文献目录（数约四百条），当能使此文成为极有价值的参考书[464]。还可参看沃尔范格提出的给地形作分析和分类的定量法和图表法，其中包括一长串美国论著的篇目[474]。

437，5 行。这篇书目里当包括惠灵顿·琼斯 1930 年的短论文[470]。这是第一次提出野外实地分析“分片法”，此法由春季野外组拟定，后来由芬奇更完满地予以实行[285]，此后如赫德森所描述，即采取作为规划工作中测量之用[488，489]。

447，16 行。还可参考杰森论比较法的用途的论文[461]。

451，20 行。不能把这个结论看作以我们的经验为根据的悲观之论，如同阿克曼所推论的那样[457，135]；而应把它看作从 446 页所详细阐述的区域地理学理论得出的逻辑推论。如果这一推论正确的话，那末让地理学家承认这个结论，不再继续去力争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反而好得多；试比较休·劳普提到植物地理学工作时的类似见解[449，349f．]。

455，18 行。此句须大大强调。莱利对区域研究的批评（453 页提到）， 并非如此处的讨论所暗示的那样完全没有击中目标。有的小区研究的挑选， 并非因为研究者相信该区对一个大区域或者对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题目有代表性，却只是因为它碰巧为分析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或有吸引力的地点，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455，末行。普拉特以后出版了他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书中把这些微观地理研究放在一般区域框架之中，使读者有机会来直接核查他的方法的效力[518]。照《地理评论》上一位未指名的评论者的说法，“人们感到奇怪，对于这种方法的正确性竟还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