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这些标准与地理学特殊技术的关系

把索尔关于特殊地理技术与地理学要研究的材料的关系的论点，应用于这里讨论的标准所包括的内容上，可能是有启发性的。如果说地理学家有什么特殊技术的话，那又是什么呢？对他研讨这里包括的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纷繁现象，这种技术又是否适用呢？

如果我们对各种重要地理学报各卷所收种类繁多的地理著作作一番检查的话，又会发现什么特殊技术为所有作者共有、而为其他知识领域所罕用的呢？那必定是制图学的表现技术。地理学家已经给这种技术发展出种种丰富的细节。关于这一点，再没有比鲍曼对当前地理工作中所应用的观点、技术的资料种类所作的无与伦比的讲解阐述得更好的了[106，请注意那大量种类不同的地图及对地图的讨论，104ff．]。

确实，地质学家也是依靠地图的，但对地质学说来，地图大都只是为了达到了解地球历史这一最终目的的次要手段。虽然我国与大多数别的国家不同，标准地形图是委托地质局绘制的，但这项工作还是由一位“地理学家” 来指导的。

地理学家声称有绘制地图的专门技术，似乎无须证明。许多别的学科也要使用地图，正像有时也要使用历史方法一样，但没有人会怀疑后者是独特的历史技术。历史学领域确实不能垄断历史方法，地理学也不能要求把绘图学作为它那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见第十一章之五）。然而其他领域的工作者通常都毫无争议地承认，不论绘制地图还是使用地图，地理学家都是地图专家。这是一种他们常来向他求助的技术，往往是在这种场合，他们终于明白了，地理学家处理地图的能力远过于他们所预期的。詹姆斯认为“地理学对认识世界的最重要贡献，来自绘制分布图和比较、概括分布模式等技术的应用”[286，82]。

地理学家关心地图过于所有别的学者，这不是偶然的。除了地图，地理学家能怎样应用别的方式把具有空间关系的事实集中起来研究呢？他又能怎样运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其空间联系呢？（图片对于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是对地图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因此我们常常能根据人们在地图上表现的有效程度，来判断其工作的地理质量。地理期刊编辑常常把一幅有价值的详图缩为半页大小，甚或更少，希望他们能把赫特纳 1905 年写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由于制图学表现方法的进展，文字描写已失却其原有的重要性，现在只起着补足和解释地图的作用了”[126，685，622～624；又见161，324～376]。

最后，也无须作什么讨论，来证明地理学家的制图技术可以应用于非物质现象及物质现象。制图技术早已这样使用过千百次了。诚然，在研究某一领土问题上，地理学家的工作与政治学家的工作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一点再没有比使用地图的相对程度和效果表现得更明显了。这种明显的差别不仅在于地图本身，尤其在于研究中对地图的使用——真正的地理学家情不自禁地会用地图来研究这个问题。

鲍曼的《新世界》[332]是可以说明这种技术价值的一个突出范例。此书虽论述许多政治学家曾经研究过的问题，但它使用地图异常有效，这使它成

为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贡献①。在个别边境地区的详细研究中，还可以看到更清楚的例子。这样的研究，在德国和法国的地理文献中可以拿出几十个例子。例如作者讨论上西里西亚的边境问题，主要就是靠着使用 16 幅地图的[355]。

不应设想，在政治地理学中，这种技术只限于研究边境问题。

在政治地理学的另一些部分以及所谓“社会地理学”的许多别的论题中， 这种技术也非常重要，这一点在埃尔斯沃思·亨丁顿、格里菲思·泰勒和马克·杰斐逊的众所周知的著作中，已经无数次得到证明[参看布吕纳 182，图206，211，220～222]。笔者对战前奥匈地方主义问题的研究[358，根据 20 余幅地图]，米洛杰维奇对南斯拉夫类似问题的研究[370]，赖特对我国国民选举中地区倾向的研究[400]和笔者对美国人种地理的研究[359]，提供的例子更为详尽。

诚然，地理工作中使用地图是这样重要，如不想提出什么新的法则，那末向地理学家建议一个随时可用的粗略方法，来检验他所进行研究的地理质量，似乎也是合理的：如果他的问题根本不可能用地图来研究——通常是以几种地图作比较，那末他的研究是否属于地理学领域以内，这就值得怀疑了。

① 这里笔者也许可以改正在先前一篇文章中对此书的描述，说它“大部分是用为巴黎和会的美国委员会收集的材料写成的”[216，785]。除了一个广泛流行的看法，这话并无别的根据，而鲍曼博士则使我确信这看法是错误的。虽则推动鲍曼博士作此项研究的动力和他取得的很多有关一般资料，无疑是由于他在巴黎为美国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但所采用的实际资料，却都是他回国后收集到的，委员会从巴黎带回的资料并未包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