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这一限制的实际结果

我们的考察表明，把地理学研究局限于感官可以观察的事物，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这门学科的历史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只是限制这一领域的核心，也没有根据，这个领域本身大概是统一而完整的。一种只限于实际可见的景观、限于地球外表的研究，会构成统一的研究学科，只有从作为环境观察者的人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因为他也要以另一些方式来观察环境，所以这样的研究只能是对作为人的感觉源泉的地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研究的一部分，虽则在这种场合肯定也是主要部分。赫特纳把这门学科归入地理学的特殊领域，称之为“美学地理学”。这门学科与心理学有密切联系是明显的，但看来实际上也不需要决定它究竟以属于哪一领域更恰当。

诚然，自从近代地理学出现时起，少数地理学家就已怀着兴趣作这方面的研究了。洪堡力求根据外界现象，而不是其所引起的心理感觉来客观地考虑它，但后世的批评家却怀疑他是否做得成功。无论如何，他把这门美学地理学只看作地理学的一部分。19 世纪晚期的科学气氛，对有兴趣于这一领域的地理学家是不大支持的，但少数人如拉策尔、奥佩尔，特别是维默尔等却力图发展它。按照弗里德里赫森的意见，维默尔正是从美学的意义上把景观学（Landschaftskunde）一词引进地理学术语中来的。他写道：“从事描述的地理学家只不过是以词句来描画景观和绘制地图罢了”[74，9；注意瓦格纳的评论，75]。

在近代地理工作者之中，英国地理学家弗兰西斯·扬哈斯班德爵士对于在地理学中研究自然美特别感兴趣。他有两篇论文题为《自然的心脏》[235] 以德语出版，在德国比在英国原来的演说引起更大的兴趣。特别是班斯和福尔茨都走了相似的道路。班斯明确主张把 Landschaft 的概念作为景观的形式或图画，象征着整个环境的外向表现[246，42]。

虽然施吕特尔和帕萨格一流学者可能不接受这种分类，但他们的许多批评者——包括弗里德里赫森[230]和沃格尔[271，7]——却觉得他们所提出的观点主要是一种美学观点。以帕萨格而论，他特别依靠的是照片（不是航空照片）而不是地图，似乎可以证实这一判断。他的马德里“城市景观”研究只不过是该城的一幅极简单的地图，无非表示城区的扩大而已，但却使用了4 幅照片[374]。他那部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范例提出来的论著，共有 31 幅

照片和 4 幅全景画作精美的插图，而所收的地图却只有 2 幅——一幅是普通地形图的一部分，一幅是他那地区一小部分的小草图[268]。

由这一观点引出了班斯和另一些德国地理学家关于地理学中美学的重要性的论述。这使有的人提出本文前面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地理学究竟原来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赫特纳把美学地理学与作为艺术的地理学加以区分[161，151～155]。前者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应当是客观的（即此一个理由，即使我们想把它转交给艺术家，他们恐也不会接受），而后者则是主观的，本质上是艺术的，所以人们不大会跟着班斯，希望使它成为地理学的一部分。

①

① 班斯的景观“灵魂”概念比通常把它与其美学的一面联系起来的作法要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个概念使他能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来描写地区，有几处描写，即使比他更熟悉这些地区的人并不欢喜，却也应当会使他们觉得有趣[参看他的美国印象，330，Ⅱ，47ff.]。关于班斯的观点和研究工作还有些论述，见第四章之

地理学虽不可局限于任何特定的观察方式，但也不是说我们解释过的景观概念对地理学家就没有价值。把区域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地区里看到的物质特征，这也许是有重大价值的[参看弗里德里赫希，230，160]。特别是当他进入一个区域时，面对着这么纷繁的事实，他可能会茫然不知该从何处着手；凭着经验，他很可能就从眼前所见的事物开始[参看芬奇，288]。可是如果他局限于这一方面，那末他的研究也就可能是不完全的。②另一方面，这肯定也不是唯一的恰当步骤。例如，先从仔细考察人口分布着手，就曾作出很出色的研究，而这方面的资料却不是通过直接观察取得的。凭经验假设看得见的景观事实一般可能正是表现一个地区特色很有意义的东西（虽然也可能未必如此），假设非物质的事实更可能是没有地理意义的（虽则在个别事例中可能又正好相反），这也可能是有用处的。

在野外考察中这个粗陋的规则不论有什么价值，它却不能提供取舍应考虑现象的恰当标准。即使我们排除了所有的非物质现象，而局限于考虑感觉得到、观察得到的现象——暂且不去管那些倡导者在规定包括什么时所碰到的困难，我们仍然会有太多的事实须加考虑。一般标准虽然只以具体事实为限，但也提不出如何从其中进行选择的客观根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格拉内在逻辑上遵循着这个概念，确定了按不同特征给予我们感官的印象来进行选择。照此则那风吹雨打的破旧谷物起卸机，昨天在景观中还几乎无人注意，但因新装了金属盖子，明天却可能成为最触目的东西了。虽然风景画家会以为这些话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它表达了地理意义的恰当尺度。

地理学家又用景观物体的地面广度标准来代替这个美学标准。描写和解释形成景观的事物是地理学家之责，因此他主要考虑在地区中构成它最重要部分的事物。虽然这似乎合于逻辑，但值得注意的，却很少有学者在实践上这样做。施吕特尔在他的理论论述中提出这一标准，但为了举例说明文化景观形式的系统研究，他却选取了桥梁，而桥梁这种特征，根据这一标准就不得不列为文化现象中最不重要的一项[247]。此外，我们已经看到，他把一种特殊的放大镜运用于人，使他们不会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地面广度的文化特征而消失掉。

每逢这些场合，施吕特尔似乎都在以地理学为景观研究的逻辑和以地理学为地区差异研究的逻辑之间进行调和，幸而后者占了优势。大部分地理学家在考虑城市时也作了同样的决定。虽然城市在地球表面只占极小的部分，但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考虑能使我们信服，以为城市在地理学中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大多数地理学家都住在城市里，可能是这个事实使得相对地面广度这个尺度才没有被严格地应用于这些特征上。另一方面，另一些类型的高度专门化地区，单单因了面积窄小，虽则发展迅猛，特色鲜明，但此种独特性在景观中可能不会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因而也常被忽略了。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指出忽视矿区特点的倾向。凡是采矿在地下进行的地方，在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效果就很小，虽则矿坑的结构和铁路侧线可能是最上乘的。在矿业地区采矿受到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注意。熟知这样一

一末尾所列参考书目。

② 这个结论不但是根据理论上的考虑，而且也是根据作者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中试图对一个极有限地区作区域描述时遵循这个步骤所取得的结果。

个地区的人，都会承认该区的特色在无数方面都不同于纯农业区之类地区，虽则两种地区的其他条件都很相似。这种不同也可能按输出矿物的数量来估量，因而也可以火车的实际运行来估量，但许多独有的特点都是非物质的。不过这些特点仍然是真实的，也是有地理意义的；人口的社会特性和人种特性、在外观似属农村的地区开展工作的劳动组织，甚至在城镇街头巷尾一眼可见的迥然不同的社会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与矿业活动造成的特殊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特点。这些地区带着独有的特色，理所当然应按其本身重要性大小的比例，予以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考虑。但即使从人口方面看，它们也比世界上的游牧区重要得多，可是这些游牧区却很少是没有不受到详细考虑的。①

从景观的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物质之物中进行挑选时，看来没有一个人曾想应用地面广度的标准作为区分重要性大小的根据。一切物质之物都要占据一定的地面，因而它们显然都是可以研究的，虽则似乎有个一致的看法，就是它们都应当是 immobilia——即留在原地不动的事物。虽则施吕特尔在理论上排除了房屋式样的研究，幸而另一些大体上接受这一理论的人都不顾这个逻辑结论，给我们作出乡村房屋式样的重要的研究，虽则按地面广度来说，就只好把这些看成乡村景观中微不足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房屋在城市景观中显然比乡村景观中重要得多，景观纯粹论者的理论，似乎证明了对个别城市的研究是正确的：这些研究里附有地图，分成街区，表示殖民地式、复折屋顶式或新西班牙式房屋的百分比，甚至包括一城之内汽车加油站不同格式的“地理”研究。

所有这些意见——但愿无人视为荒谬绝伦——却也可以用一种说法来证明其正确，这就是尼芬在理论探讨中为他的房屋样式研究辩护时所用过的： “文化地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可观察的景观现象的性质、起源和分布，这些现象直接间接都应归因于人”[295，163]。确实，尼芬在他的实际研究中，也曾指出他关心房屋样式，理由决不是根据景观或物质现象，而是根据非物质文化的性质。然而我们可以承认，他的上述说法，是把地理学看作纯属景观研究的想法的必然逻辑结论。

景观作为可观察的实在是由个别物体（或其表面）组成，这些物体形成一个整体，只有从美学观点看来才是有意义的。即使这个概念延伸到包括一区的所有物质之物，情况还是如此。把这些物质之物作为可观察景观的各个部分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直接联系，除了作为一幅“图画”的各部分以外，是毫无意义的；要研究它们的间接联系，我们立即就会超出看得见的景观，早晚定会面向非物质因素。虽然景观纯粹论者的规定也容许这样做，但显然并不予以鼓励。无论如何，如果景观特征单单因为是景观中可观察的特征，就证明是有理的，那末地理学家既非艺术家又非心理学家，也是不会把景观作为图画或全部感觉而对它发生兴趣的，他势必按这些物体本身的地位，按其“性质、起源和分布”来研究每个物体或物体范畴。

上述理论上的结论在实践上不是无意义的，这在斯科菲尔德的田纳西房屋样式研究中可以看出来。这些房屋都按样式分类，考察了起源和发展，但除房屋是“景观特征”这一简单事实外，并没有指出什么地理意义[387；参看普法伊费尔的评论，109，120f.]。

① 此段系根据对刘易斯·托马斯的《采矿景观》手稿的分析。

如果说方法论中有一点几乎所有近代地理学家全都同意的话，那就是对单独一类物体的性质、起源和分布的研究不是地理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研究这些物体的系统科学。索尔错误地指责赫特纳想把分布研究包括到地理学里来（见本书第 140 页注①），但自己却又提出一个以地理学为“景观”研究的概念，这就势必引到同一个结论上来，岂不可笑！可以说没有一门系统科学曾把房屋样式拿来研究过，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理学家在那种研究中取得的成功，会激发有的学者关心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们就会有另一个这样的事例：地理学开辟了一个领域，却转交给另一门科学。我们那些房屋样式的研究者大部分只关心形态、起源和分布等问题——换言之，即主要是物体本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倒证明了莱利的逻辑结论的正确。他说：在这里，专业地理学家对谨严的历史学家研究艺术及文化形式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可以加添的[220，138]。①

李特尔把地理学描写为对充满大地现象的地球表面各地区的研究，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极重要的差别之点，恰恰就是李特尔这个古典词句——但也稍稍有点拙笨的词句——颠倒过来所体现的差别之点。对于有形地充满地区的物质之物的研究，并不就是对地区的研究，这也不是方志学；因为它并不研究所有一切在地区里的东西，所以在逻辑上就分解为对地区里存在的物质之物的研究。

对“景观现象学”的研究，证明只不过是对景观里存在的个别现象的研究；景观的结构、起源、增长和功能，证明就是景观中每一物质之物的结构、起源、增长和功能。

我们可以指出，在景观纯粹论者的许多研究工作中，还引起一个结果，即只强调结构或形状的倾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只能观察形状；起源、增长和功能是必须从现在的形状推论出来的——这却决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或者凭间接观察方法来观察的，其间往往会含有看不见的、甚至是非物质的因素。此外，如果一贯坚持“景观”的概念，那末其中的物体只有在形状方面才是整体的成分。正如我们指出过的，景观并不是作为整体而发展增长的；其中各个独立的东西都是在独立地发展增长的。

专心致志于地形，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培养近代地理学家时重于地貌学的结果。对于地貌学家来说，地球表面的形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得不把这些形状解释为自然地理史的最终产物。

对不同地形与其他地球特征功能关系的注意却要少得多；这种悬殊的差别，在 1906 年彭克讨论地理学中的观察问题[128]和施吕特尔以后的著作中[247]，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然而，如果像许多学者现在所感到的那样，不要求地理学家解释地形的产生，那末描写地形而对功能却没有相应的注意，这样的描写就显得贫乏不足了。许多批评家都指出，在施吕特尔、帕萨格和格拉内的著作中，对景观的出色的地形学分析，却没有以对它的生理——现象的相互关系——的适当考虑作相应的配合[参看韦贝尔，226，及布尔格尔， 11，93]。同样，芬奇对区域的地理描述的讨论，花了很多篇幅谈地形，而谈及功能却只有一行[288，117]。

① 也可以说莱利并非有意要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他对卡林的纳尔瓦研究所作的讨论中，我们又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接着他一问一答，指出地理学家变成了“艺术史学家”，这“并非完全是他的心意”，但这些话却不能令人深信不疑，因为结果又说文化地理学家在保持别的才能时，还当成为艺术史学家。

确实，对地理学中“纯粹景观”观点的严格解释，很可能会完全挤掉功能，除非功能自行表现于外形。但既然没有一个地理学家愿意撇开他所描写的事物的功能，所以许多场合下的倾向是从推论来假设外形表现功能——工厂外观与公寓不同，具有谷仓形状的建筑就不是住宅。但在新英格兰的农庄里，却可以看到消夏住宅把谷仓改为房舍，并不显著地改变其外观，内部形状改变得确也很小。笔者有一次曾花了好几个小时开车经过著名丝绸中心里昂的街道，寻找丝织厂，但最后反而发现丝绸是用小机器织制的，设置机器的房屋与普通出租房屋无异，这些房屋一度曾是出租的，也许那时仍旧还是出租房屋。根据这一点，他是否有理由把工业作为不重要的东西，而从里昂的地理中把它抹掉呢？正如科尔比在回答最近一份征求意见表时所写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人类事业都是设置在维多利亚式建筑里面的。为什么要凭一个机构的复折屋顶来判断其重要性呢？（见本书第 517 页脚注①）

正如韦贝尔所指出的，特别在城市景观中，外形可能是功能的不充分的指针。毫无疑义，受过良好培养的城市地理学家，应能观察以商业占优势的城市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在外观上的不同，但要在实际上估量程度上的差别，却是极端困难的，因为所有城市部分地两者都兼而有之。栈房可能改作工厂，或把工厂改作栈房，外形上却并无显著变化，可是功能的改变在城市生活中却可能有莫大的意义。总括起来说，正如迪金森所指出的，“功能和外形未必是和谐相配的”[202，6]。

幸好功能的重要性很明显，看来会战胜定义的限制。在对城市的论述上，也许是靠着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城市地理的影响，甚至是极严格地坚持要限于物质之物的地理学家，主要也是按功能来分析地区结构的，其次才按照建筑形式[322，633；321，181～189]。

地理学的景观概念自然会导致重外形而轻功能，不仅在考虑个别物体时这样，而且在考虑景观中诸物的结合时也是这样。当前有些批评家口头上使用的“模式”热成为地理学中近时的风尚。笔者并不像有的人那样否认模式的重要性；反之，举例说，他还觉得透彻地研究城市街道的模式，会得出关于城市发展基本因素的重大结论；对我国城市明尼阿波利斯[354]和欧洲城市上西里西亚[356]的研究，情况都是如此。（应该再提一笔，在后一例中，只因普雷斯顿·詹姆斯提出异议，说是一座城市不可能“没有模式”，才取得成绩的）普拉特对拉丁美洲成零散住区的定居模式作了一系列研究，表明特别把研究模式作为研究功能差别的方法很有价值[各项研究列于 221，13 脚注内]。

另一方面，单纯描述模式而不对这些模式作深入一层的考虑，就是最简单、最无眼光的描写方式。除非对提出的模式进一步加以研究，我们就无从确定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仅凭它们在地图上占着广大地区、并能引起欢喜样式的人的兴趣，是不会证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的，这是要与一大群现象相比较来证明的，而这些现象我们却不得不视之为不重要而不去考虑。例如俄亥俄西部的铁路模式，大略表示出各大贸易中心的位置，但其最触目的特点，显然在于铁路几乎是杂乱无章地通向四面八方的，这无疑是地面特点的反映。但我们如能获得所有这些线路上的货运资料，并以按比例的粗细线条把这些线路绘成地图，那末意义也会大得多，可以由此解释该区农村社区与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解释该区在总体上与匹兹堡—克利夫兰煤炭钢铁区与大西洋海岸一带的关系，解释伊利湖与北部内地一带的关系。

换言之，模式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其表现不同地方相互位置间的重要关系的程度。因此许多批评家发现，在景观纯粹论者的不少著作中，常常特别疏忽了这一方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些作者确乎未必是由于疏忽，才没有提到地区的联系，可是经常强调地理学家必须集中注意于具体的物质之物，自然会造成缩小区位的纯几何因素的倾向——虽则别的地理学家绝大多数都会同意布尔格尔，把区位因素看作一种特殊要素，要比任何别的因素都更有鲜明的地理特点[11，30]。

在许多接受了景观概念的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种影响的例证。施吕特尔就说：至少在自然地理学中，区位概念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127，13f.]。索尔的各种“功能图解”里都没有相对区位的地位，他以后的研究，无论在正文还是少量的插图中[参看迪金森的批评，202，7]，也都没有提到这个因素的重要性[382～384]。同样，韦贝尔正确地指出，在格拉内的著作中，“区位关系（Lagebeziehungen）完全被取消了”[266，204]。

帕萨格的著作也十分相似。在《地球的景观带》（Die Landsch-aftsgürtel der Erde）中，不但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世界“景观带”（其中包括“文化景观”），而且也比较详细地作了说明，而对这些文化景观区位相互间的关系或与海洋的关系，则实际上未予考虑[305]。甚至城市的发展，看来主要也只是一个地址问题——港口、津渡、矿藏等等[98ff.]。如果我们可以用他提出的实例来判断，在一个小区研究中，“景观学的”（Landschaftskundliche）方法也是如此[268]。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个实例中地图用得很少。仔细检查正文，人们也会想像，研究蒂罗尔南部米兰一带的文化景观，可以丝毫也不必考虑该区的相对位置，无论是作为通向意大利阿迪杰河一条支流的河谷，还是按其与蒂罗尔北部以及总体上的欧洲日耳曼人地区更重要的关系（需取道大布伦内罗线或雷申—沙伊德克线[参看特罗尔的评论及讨论，268]。

詹姆斯以及芬奇、特雷瓦撒都曾利用马克·杰斐逊的尽人皆知的近铁路线地图，给予我们关于观点转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在他原来的研究中，杰斐逊只给他的地图题名为“离铁路线 10 英里内的欧洲”等等（此种地区以白色表示，离铁路线更远的地区为黑底）。他在正文中说得很清楚，他所关心的是某些地区离铁路线很近，与另一些地区相距很远适成对比。可是詹姆斯采用这些地图却作为模式地图，除了密度外，在模式中并未提到别的意义；但他在某种程度上确乎也提示了近捷的重要性[321，183～5]。芬奇和特雷瓦撒在逻辑上更严格，把地图改名为“铁路密度和类型”，因为“地理学家首先关心的”正是铁路的这些特点[322，656]。实际上，杰斐逊的地图对密度表示得很不清楚，因为地图对铁路很发达的地区未曾考虑加以区别，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明白；同样，在这些相同的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和美国东部

——图中什么类型也没有表示出来。至少普通铁路图中的类型都表示得好得多。杰斐逊的地图事实上完全不是什么铁路图，却是与铁路的关系上具有一定区位的地区图，他自己的标题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地理学家难道因为这种特点是看不见的、非物质的，就可以不予考虑吗？经济学家早就考虑过铁路的密度了，有的人，如里普利，还曾对模式作过仔细的思考[381]；只有地理学家才会产生绘制近距离地图的想法。这个想法被另一些学者广泛采用于公路以及铁路的关系上，并至少已进入一种欧洲地图集内，由此可见其价值

了。盖

一般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看功能而按外形来研究一个地区中的个别物体，会使我们无法把这些物体作为地区现象有意义地放在一起；同样，研究景观的结构或外形，而不考虑相互关系上不同区位的地点特征——即构成类型的生理基础的因素，产生出来的形态也将是贫乏的。克罗曾评论过近代地理学中有一种向事物退却的倾向，成为地区内所有一切事物的形态分析，这些事物先前是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研究的[201，2]。

读者不会看不到，那些只想考虑物质之物——即感官可以直接观察之物

——的人，他们的论点的基础正是物理科学的精神。物质之物——特别是可见之物——是受过物理科学教育的学者知道如何处理的那类现象。有这样的学历的地理学家——包括今天的大多数地理学家——自然宁愿只研究这种确实可触摸的事物。非物质的事实只在影响到物质之物处才不得已承认其必要性，但目的还是很清楚的：对它们考虑得愈少愈好。特别是如果考虑一个地区，能只以其景观的外形或外貌为限的话，那末要确定哪些现象是有意义的，似乎也较容易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却觉得，以地理学为研究景观或单是研究地区中物质之物的概念，提不出可以运用的标准，以便选择可供研究的对象，于是什么可观察的物体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也就挑选什么了。

另一方面，正如布尔格尔所指出的，要确定什么东西对一个地区的“性质”是有意义的——要回答科尔比的问题：“不是外观怎样，而是实际上怎样”，看来“习惯于对科学资料作显明、具体划分的自然科学家，都会觉得太没有把握。有眼光的学者会处理这种无把握的处境，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判断什么重要和什么不重要。确实，没有批判眼光、才疏学浅的人，不专心致志于本地区的研究，尚未在实际上‘体验过’它，于是就会流于把件件事物都写成有地区意义，在地理上很重要。”但方法论却是不会重视这样的人的[11，89]。

因此许多在理论上表示过坚持景观概念的学者，竟然会力图研究那样一些景观特征，它们在地区总体特性中的意义，主要却是从非物质的文化方面

——即聚落形态和房屋形式方面——看来才显得重要，这就看来有点自相矛盾了。他们声称因为这些是景观里看得见的特征才去研究也好，承认他们实际上是研究文化地理也好，都是骗不了读者的——他们所探索的正是文化。对有的地理学家说来，可能这些题目都无足重轻，但另一些地理学家几

乎却又把它们看成头等大事。弗雷德·尼芬在最近的“文化地理圆桌会议” 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把对不同种类建筑的研究看作文化地理学家的职责[295， 163] ，莱利却显然会把整个文化地理集中于这种“文化不动体

（immobilia）”地方化的研究上[220，132ff.]。人们可能有理由不去理睬那种显然不以地理学史的考虑为根据的理论主张，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合完全使我们离开地理学而转入类似历史建筑学一类学科，我们很少人是有这方面的修养的。另一方面，在这些题目上所作过的艰苦而有启发性的野外研究——特别是欧洲地理学家，但我国的霍尔、尼芬等也作过这种研究，却是需要认真考虑的。特别是因为这种研究虽然明显地被“可观察的物质之物”

盖斯勒在他的《上西里西亚地图集》[346]，18 页中复制了两幅原由作者发表的此种地图[355]，这是直接受杰斐逊地图的影响而产生的。又见拉尔夫·布朗的 1800 年前后大西洋海岸“距公路 10 英里的地区”图 [334， 228]。

的教条合法化了，却也须考虑是否在这条铁的规律下能在地理学上变得重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