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这一限制是否提供了统一的领域？

尽管有这些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反对理由，许多接受了地理学的限制观点的人还是踌躇不决，不能就此抛弃它，因为这种观点似乎提供了一个限制事物的复杂性的根据，这是研究地理学的人所必须考虑的。许多地理学家都表示过这样一种需要。道格拉斯·约翰逊在讨论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前途时， 说到“对目前地理学所要求的广阔领域有加以某种限制的必要”[103，221]。姑且承认从许多观点上看，加上某种限制似乎可取，那我们也必须正视这种希望有落空的可能性。如果地理学家要研究世界上的地区，他们必须承认， 每个地区也正像世界本身一样，是充满许许多多事物的，那些想用简单的观点来看这个地区的学者，可能免不了会倒霉。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是他们学科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使它不会成为他们一伙中有的人也可能欢喜的那种科学。但总的说来，正如克罗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异常冷静地负起他们一方的责任”[201，3]。然而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为他们问题的复杂性所困扰，于是只要有什么看来有望能取得解决的建议，也就不会纯粹以逻辑为理由而予以抛弃了。对这一领域所提出的限制是否能提供一种基础，使我们能赖以缩减地理学的必要“内层”领域，而同时又使这个内层核心保持完整统一的形式呢？

区域地理学的这种基础在布吕纳的系统中很难找到。在他的系统中，区域地理学连同以关系原理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方面的考虑，被划入“基本事实以外”的一类。他的基本事实大纲虽则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显然他自己也并不视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基础。

我们也很难指望帕萨格会给地理学提出一个范围要小一点的统一的系统。确实，他比这一派的另一些学者都要更经常地讨论他的概念，他和他的学生曾发表过大量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有价值的地区研究论文[许多篇目他开列于 268，但还须参看韦贝尔的批评讨论，250；特罗尔，268，评论；克罗，201，10ff．]。即使我们可以无视他在政治地理和社会地理方面的研究， 我们也觉得他的“纯景观学（Landschaftskunde）”无论他在理论上给它规定得多么狭窄，但从他的范例可以看出，它所包含的内容却远比有限制的地理学概念所能包含的多得多。

索尔声称，这种限制——主要是限于看得见的物体——会把这一领域缩减到这个地步，使得在地貌研究中，地理学家的特殊经验和修养“能提供必要的观察技术和评价基础”[85，623]，那些主张地理学家应恢复更彻底的自然地理训练的人，无疑心中是有这种想法的。姑且承认这样一种准备是可取而且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了地理学中别的甚至更重要的部分”，正如赫特纳在批评自然地理学的“戴维斯学派”时所说的一样[152，41～46， 又见格拉特曼，251，评论，552]。假定地理学家的特殊技术是在地貌学中发展起来的，这有什么根据呢？这是让一门年轻的科学肩负起一门极其古老的科学，而这门年轻的科学与另一门科学——地质学关系上的地位还是很不明确的。姑且承认地形研究的发展大大推进了地理学的进步，但气候学的进步同样也推进了地理学，而气候学却运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技术。

附带要说一句，我们也许可以说，“景观纯粹论者”所宣扬的概念，可能表现了 19 世纪晚期一个姗姗来迟的支派，当时的地理学家——追随佩歇尔和李希霍芬——主要是关注地形的。结果是强调外形过于职能，并设想地理

学是专门关于研究肉眼所能观察到的物体的外貌的。像彭克那样的地貌学家还可以接受庄稼和房屋，因为这些东西——在物质的意义上——构成了部分地形，但种庄稼和造房子的人却必须除外。在我国，进一步支持把地理学中所研究的文化现象限制于物质文化的东西，显然是加利福尼亚学派与文化人种学家的接触带来的结果。关于史前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只能从其物质产品的遗物来研究。这些民族的研究者所受到的限制，显然也转嫁于地理学家，人们对他们说，他们也只能根据现存地区的无生命的产物来研究它的文化——但可以使用那样一些东西，即使只是些在景观上无足轻重的碎陶片。这种原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偶然结合，结果得出了一种奇谈怪论。很难这样说，地貌学修养使得地理学研究者对十来种不同的印度陶片，能鉴别得比一个邦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更加清楚[参见 383]。

如果我们考虑当前的地理学家——包括景观纯粹论者在内——所使用的技术，其种类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区域地理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不是凭自己的观察收集到的事实；那些确实观察到这些事实的人所用的技术，却可能与地貌学并没有多少相干。麦金德反对夸大研究陆界的重要性的意见，宣称地理学家实际上与水界的关系更大[196]。即使这观点是正好相反的夸张，但确实区域地理学家必须研究气候资料，而评价这些资料是不会使用地貌学技术的[参看布吕纳，182，第 1 章]。

除极小的区域研究外，任何研究中所用的“可观察的物质资料”大部分也是如此。姑且承认如芬奇的芒特福特研究[285]以直接、详尽的观察资料为根据的小区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也并不是把在许多不同小区中观察到的事实加起来，以求描写和解释更大的区域；我们毋宁依靠并将继续依靠人口普查档案，以取得有关庄稼、家畜饲养和人口的资料，而这种资料当然不是靠什么直接观察收集来的。确实，这些资料说到底还是要靠某些人的观察的—— 农民可能“观察”到他有多少母牛，有多少孩子，但如果这样说，那末所有事实要承认是事实，也都是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观察的。

普法伊费尔对经济地理学方法的讨论尤为索尔所赞赏，以为是景观概念在这一领域的正确应用[85]。在他的讨论中，我们觉得必须研究经济事件的过程、产量和运输商品量，觉得“调查方法必须由景观观察和经济学中对统计资料的评价，以及对研究的考虑来实现”[164，327，425]。

实际上索尔的大纲以及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清清楚楚是需要增加而不是限制地理学家必须使用的技术的。他必须运用“额外的方法⋯⋯按特性是历史的方法”，因为这种研究必须始终朝向发展。因此地理学家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料，“复原从前的聚落、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不论这些记录是书面的、考古学上的，还是语言学上的”[85，623]。

人们只能觉得奇怪，不知道怎样把这些方法运用于发展完整的区域研究，因为并没有随着理论的建议同时提出“一部著作来，使他的观点变得实际些，并显示出这些观点优于迄今人们所怀的概念”，正如赫特纳向有心改革地理学方法论的人所劝告的[175，383]。在索尔以后发表的区域研究论文及其许多追随者的区域研究论文中，我们早就看到非地理学的方法——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有压倒具有地理学特点的方法的趋势（第六章之二）。在特雷瓦撒对无碛丘陵地上早期法国贸易站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把历史描述方式应用于地理学所取得效果的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作者对日本的实地研究是杰出的， 他虽然反复坚持地理学家应以“可观察的特征”为限，但他却

有一本区域研究著作，第一章不但在大要上完全是历史的，而且还几乎完全以文字记录为依据，因为早期法国人的定居在目前的景观中几乎丝毫痕迹也不留了[393]。

地理工作不能根据一种特殊技术来考虑，却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许多不同的技术，这一点施吕特尔并不怀疑。即使我们要撇开人的研究，它“还是会展示出一幅色彩缤纷的画面，像气象学、水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这样一些不同的色彩，都在这幅画面上混在一起”。此外，“人类所制造的东西⋯⋯作为一些组成部分进入景观，并成为其性质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历史、经济或人种的研究⋯⋯就不能理解这些。然而地理学这样处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非重要之点，重要的却是寻求造成不同科学之间的普遍联系。⋯⋯事实上，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真正的地理学家，他那门科学从自然部分过渡到人文部分，不一定要有比从气候到地形或从气候到植被覆盖更大的飞跃。每一个这种例子，都意味着转移到一个新的思想领域中去；然而每一个这种例子，又有宽阔的桥梁从一方跨向另一方”[148，145～ 146]。

另一方面，地理学家（或者至少是“纯”地理学家）又不能跨过从考虑人类聚落通向考虑其非物质创造物——语言、习俗或国家——的桥梁。施吕特尔为他的“较狭窄的概念”辩护，说它是“由集中的需要所决定的”[213～ 14]。除非做到这一点，对地区进行全面而统一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偶尔考虑到一点可能反映地域性质的非物质特征会破坏这种统一，而全面研究这些特征，又会使地理学家的任务大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实在“会大大搅乱地区描述的内聚的统一性”。然而“较狭窄的概念”并不像人们所想像那样狭。它包括人口数和人口密度、人口按性别年龄分类的组成、人口的增长和迁徙， 以及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从生产通过中间人到消费，包括商品通过贸易的实际运动[216～217]。

除了这些，施吕特尔还承认要完满地解释看得见的景观特征，可能需要考虑非物质的因素，因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但也仅仅在这个基础上才可采用这些因素。赫特纳诘问道，前门对这些特征深闭固拒，但一感到它们值得注意，后门又把它们引进来，这究竟又有什么价值呢？这是在破坏一门科学的自然统一性，然后又试图在继续前进时修补它[126，555；167，280；哈辛格 253；阿尔马基亚，188，16]。同样，彭克显然不容许地理学家直接研究属于日耳曼文化的民族的分布，虽然他强调这种文化景观（Kulturlands- chaft）带有那孕育了它的民族（Volk）的特别印记[158，52]。换言之，正如布尔格尔所指出的，地理学家可以在地图上把“文化景观”绘成其居民文化能力的地区表现，但不可以绘出属于那种文化的民族的直接地区表现[11， 64，75]。

格拉内强烈反对赫特纳的开后门比喻：非物质因素只有在其差异是与物质现象的差异相互联系着的时候，才可对它们开门；把这些因素放进来也只是为了解释物质现象[252，179]。但他并没有回答这个论点：在这基础上， 最后他就会去考虑别人——正像赫特纳那样——本来就已经考虑过的所有非物质现象，其不同在于迟作考虑，正是力图恢复先行割裂的研究的统一性。格拉内本人先从假设出发，以为我们环境里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现象形成一个单元（Einheit），他承认“精神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与形体上可感知的环境有相互联系”，但他却坚决主张，地理学中只有后一

类事实才可以直接研究，前一类事实则属于社会学[245，5；252，46；270， 297]。这个结论看来不但违背逻辑，而且根本是文不对题的。美国地理学家屡次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重述，这不是什么论辩，不过是在争论中重申论点而已。如果对非物质事实的研究属于各个社会领域，那末对物质事实的研究就属于物理学、地质学、动物学、土壤学等等——一部分也属于如经济学之类的社会科学。照此立论，那末除了所有别的科学迄今尚未注意到的事实外，地理学到最后就连什么对象也没有了。

一个地区的非物质现象属于社会科学，因此就不属于地理学——上文所说似乎就是从这个论点得出的逻辑结论。虽然如此，幸亏这些学者在事实上没有一个放弃他们对任何地区现象的要求。他们论题的唯一重要结果，是他们开始时的步骤是坚决以某几种事物为限——不是限于一般科学的基本事实，而是限于一批属于一定范畴的基本事实和推论事实，但以后在他们的研究中又带进另一范畴的事实——不论是基本事实还是推论事实。因此克罗的评论似乎是完全有理的，他指出“景观观念的模糊不清，只要一下明确的定义，就真相大白：整个‘景观’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小心翼翼地放进帽子里的东西重新掏出来的过程而已”[202，15]。

这里可以考虑一下美国东南部某一区域来说明这个争论之点。假定区域地理学家首先以纯粹写物质之物为限，那末他就会写棉田、种植园房屋和田间劳动者的棚屋，而小心避免提及肤色，特别是奴隶制时期的文化传统。如果要考虑这些，也只是为了说明所看到的物质之物。但熟悉该区的读者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作者要这样拖延，甚或略去我们南方这些与国内他处相比起来很重要的特点——其重要性也许不亚于其他特点，不论是自然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即其大部分人口都是黑人和奴隶的后代[参见 359]。换言之，任何地区，不论是否知名，它的特征只要对整个物质特征复合体有深刻意义，那末其本身就是该区的特点，即使在描写中撇开了它，也会使该区的画面显得不完全[参看格拉德曼，236，130f．]。

有一个结论似乎是肯定的：如果区域研究里终究需要非物质的现象，那末最好还是像在野外碰到时那样，把它们连同其他现象一起加以考虑，而不要首先硬是把它们排除于外，然后当研究工作显得需要它们时，才又从观察者的模糊记忆里再搬出来，这样的东西与细心的科学家的笔记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完全物质的东西似乎有一种形成统一物体的方式，对它的研究自然可视为地理学的核心。正如前面所说，人们可以局限于研究在地球外表形态这一意义上的实际可见景观。虽则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学者曾说过这样一种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除了彭克可能这样说以外[163，40]，这里当然也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之意，不过这个概念却仍然是引人注意的。因为它似乎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使“景观”这个模糊的概念得以容许各种学者在这个基础上构思地理学核心——或总体上的地理学——的不同概念。

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景观是一种客观实在，并形成连续不断的物体， 以整个世界而论，这是单一的具体的物体。因此它构成一个研究领域的单元基础。确实，研究一超过单纯的描述，研究者就必须离开景观本身钻到它的下面去，甚至要阐述它的形式体现了什么——把一座森林的外层枝叶转化为森林本身，把楼厦的外表转化为不同种类的楼厦，如此等等。如果他不这样做，那末他的研究就完全是有关的表面形态——意味着外表的平面形式。这

样一种研究就不止在字面上，就是在别的意义上也都是浮面的，正如克拉夫特对一般“景观”研究所作的评论一样[166，17]。我们对房屋、工厂、森林的兴趣不能只限于其表面形态；只有在美学地理学这一有限领域中，这样的局限才还有理可说。我使用房屋、谷仓、工厂、办公楼等等词语，正是表明我们主要是关心这些建筑物的内部功能；外形是次要的一面，我们无非单单用来作为一种探测内部功能的方便手段，并且应当仅仅在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可靠手段时才使用它。

此外，解释景观形态的模式和斜度（slope）时，要求我们审察产生这个表面特征的深处。我们不但要观察植被底下的土壤表层，而且要观察这个表层下面的底土，甚至还要观察更下面的围岩，不论这岩石是残积土基本成分还是仅为被搬运土的供源。基岩的位置和性质可能是我们理解滑动、泉水和自流井之类地表表现形式所不可或缺的。要解释地表的矿藏结构，可能需要我们深入到地表以下数千英尺。我们撇开景观，反过来解释气候条件的影响， 这甚至有更为普遍的重要意义。

这种离开研究对象进入相关的外物的做法，是任何科学所必要的。然而在大部分科学中，这种题外研究似乎只是附带的，总起来也许不及包含于这门科学本身对象中的东西来得重要。在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一事例中，情况显然正好相反。视觉景观研究主要在于景观本身内部所不包含的事物的研究。此外，虽然这些事物是由别的科学来研究的，正像以其表面组合成景观的各种物体，可能由某一别的科学来研究一样，但是却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能随时给地理学家提供有关这些非景观现象的地区差异的必要信息，无论在其相互关系中或与景观的关系中。因此，地理学家在描写景观时，并不比在研究解释景观所必要的其他特征时更加专一地在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把景观看得比影响它的非景观特征重要得多， 以证明我们把景观看作这一领域的核心是正确的呢？提出这个问题也正是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美学观点或视觉观点来看，我们才能把森林的外形看得比它的内容更重要，把煤矿的地面建筑看得比地下巷道更重要，把该地的外形轮廓看得比降落在该处的雨量更重要。

因而我们可以断言：一项研究虽然目的只限于详尽解释实际景观——即大气层底下的地球外表，我们觉得这就是形成具体经验对象的术语的唯一概念。这样一种研究虽然最终总会连带考虑到一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地理，但景观本身并不是该区的核心，而仅仅是该区大部分起作用的因素的外向表现。这种外向表现，严格说来决不是该区的中心、核心或心脏，甚至也未必是该区最重要的表现，而只是我们能以最容易却并非最可靠的方法——即单单眺望着它——就马上可以观察的。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这种表现在勘察研究中的价值，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就需要观察大地区的方法，即使在我们要作更小心、更细致的观察时——用温度计、雨量计、人口普查资料等等，可能立即就会抛弃这种方法了。

最后，实际景观并未反映某些因素的存在，而用别的观察方法，我们却知道该区是存在着这些因素的，就这一点而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明这些因素在该区并不重要；我们只能由此得出推论说，在这种情况下景观并非该区内容的完美指南。究竟这些未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否有意义，只能由检查它们和别的特征的关系来确定。例如一个地区一年四季的可感温度是该区的特征，也是对该区的人相当重要的特征。要追问这个特征是不是地理特征，那

就为时过早。这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特征，但在景观上却很少表现出来。实际上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学者局限于研究景观形态以及造成这些形态的因素，就不会有机会考察实际温度和可感温度的差别。同样，北美学者如碰巧没有研究过格朗德河彼岸或者别的大陆，就难以发现景观里政治地理的重要表现。可是实际上美国国内这种缺少差异的情况，决不能视为正常的情况。与此相比较，英国与法国文化区之间，或者是西欧与东欧文化区之间，或者美国与墨西哥文化区之间的景观差别，则体现了由一种异国外来因素引入的反常的东西。相反，把美国景观文化形式的相对均一性视为一种最奇怪的景观现象，倒可能要妥当得多，这仅仅是由于整个地区是文明人把它开发为一个政治区划的缘故。但这个政治区划是一种地区事实，研究景观本身的学者， 除了这种显然是消极的表现以外，几乎是不会发现它的任何别的表现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地理学的方志学概念，不但不需要排除任何特定范畴的现象，而且相反，对地球表面地区的充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求地理学家研究许多非物质的以及物质的现象，同时，对于研究地区的学者说来，偏爱或抬高这两组现象的任何一组，或者一般地偏爱或抬高任何特定范畴的现象，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研究地区差异时，对地区差异显得重要的所有特征，都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如何决定这种重要性，后面一章将研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