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14.11 为纽约市服务的选列生产区位中每吨钢的调整经济和生态成 本(美元)(括弧里的数字是假设的)
区位 |
表 14.10 的 合计栏的数 |
在污染控制设备方面的固定成本 |
生态成本 |
总计 |
---|---|---|---|---|
纽伦敦 |
17.90 |
(0.75) |
(7.00) |
(25.65) |
匹兹堡 |
19.51 |
(0.90) |
(8.90) |
(29.31) |
克利夫兰 |
21.01 |
(0.90) |
(8.90) |
(30.81) |
斯帕劳斯波因特 |
16.34 |
(1.00) |
(10.80) |
(28.14) |
布法罗 |
19.03 |
(1.00) |
(10.80) |
(30.83) |
伯利恒 |
16.42 |
(0.85) |
(8.00) |
(25.27) |
特伦顿 |
13.13 |
(1.00) |
(13.50) |
(27.63) |
萨斯奎哈纳河中游 |
(21.00) |
(0.60) |
(2.30) |
(23.90) |
这是一种研究方法。当考虑到括弧中的数字时,就说明象费城这样的区位无需再发展钢铁厂,这是由于当与在萨斯奎哈纳河中游(或纽伦敦或伯利恒)比较时其社会成本很高的缘故。这说明在费城地区,与在萨斯奎哈纳河中游相比较,将污染物排入空气、水和土地中将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结论是基于使用表 14.10 括弧中的成本数字。很自然地要问:这些数字是谁的成本以及它们是怎样推导出来的?费城地区的失业者, 很可能在新钢铁厂找到工作,并且他也可能既没有认识到费城的空气污染, 也不关心水的质量,标出的生态成本除了它们可能被夸大外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不相干的。对于费城地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可能就一个专业人员来说, 这些成本是太低了。他很关心排放出的 SO2 与氧结合形成硫的多种氧化物及其他硫化物,并且导致较高的癌症发病率的可能性,更关心会阵低费城地区生活乐趣的可能性。
对于在郊区而不在钢铁厂排放的空气污染物扩散的盛行风道上居住和开业的不动产经纪人来说,这些成本可能是太高了;对于驱车上班并且途中要呼吸一些此类污染物的行政官员来说这些成本可能是太低了。一句话,看来在各种各样人群里,对于生态成本的认识有着很大分歧:贫穷的失业者与保护主义者对立;不动产经纪人与高收入的专业人员对立;保守的自由主义资本家与注重社会福利的准社会主义者对立。
而且,还有更困难之处。我们从第七章的论述知道,当我们在一个地区开办一个如象钢铁厂这样的特定的工业时,其他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新工业需要投入,其中至少有一些投入来自当地并导致当地其他产业的扩展。新工业需要劳动力供应,这些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从已经在这里的或移居的人中来)。这会形成新的工资收入,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会变成对于许多商品的有效需求。一些商品,例如象零售服务、专门服务和可口可乐等,只适宜由当地的企业提供。于是就有新的扩展,产生第七章及本章描述过的所谓“滚雪球式的”扩展效应。结果,新工业引进之前的产出向量
[ X ]
( n×1)
现在变成了
[X + A△X]
(n×1)
用上我们的一套污染系数,在新工业引进前,我们估算的一组排放量为:
[a cj ] [X]
(50×n) ( n×1)
现在随着新工业的引进及预期的增长则变成
[a cj ] [X + △X]
(50×n) ( n×1)
但是,我们知道问题并非就此而止。附加的污染不仅仅是由于新工业的引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增长所致,而且还由于周围人口及其消费,以及由消费而来的污染不断增加。因而,必须加上另外的污染物。而且人们并非就住在其工作间的隔壁。许多人住得很远,驱车上下班也产生污染。我们必须加上这个量,以得到建立这个钢铁厂所产生的全部污染物的量。况且污染物要向这个区域的各个亚区传播,并在传播中发生转化,这样,由工业和人口所产生的附加污染物的估计量必须加在那些污染物的估计量上。接着,这些污染物的传播量必须由扩散模型来估算。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表 14.11 表示的生态成本差异的数据并不恰当,它们仅仅包括某些生态成本,并不能把握与钢铁发展的倍增效应有关的主要生态成本。如考虑到后者(及可能的效益),那么,保护主义者可能马上就会声称所列的生态成本大大地低估了实际成本,然而,把两只眼睛盯着产生新职位(和与此有关的利益)的企业的创办者可能会声明所列的生态成本大大高估了净成本,或者是非常不恰当。
而且,由于已知原因,很难找到可行的确认生态成本的科学方法,充分考虑到对健康的影响,我们要对变为停留在每个亚区的各种污染物(直接或间接地由钢铁厂产生的)确定一个价值。但是我们如何确定呢?特别当某些亚区的污染物非常少而另一些亚区的污染物非常多,人口及其福利观念有很大差距时,我们怎样作这一工作呢?而且,某些污染物对于目前和未来人口的影响也相对不同。再者,某些污染物可能有较少的短期影响(今天和明天),而有较大的长期影响(十至二十年以后)。我们怎么度量一个人目前的健康和未来的健康呢?如何使上述度量与人们的想法一致起来,也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只能推测一个区域各个亚区中各类污染物的社会成本,我们怎
么能够写出表 14.11 中生态成本列的数字呢?由于我们不能鉴定其中任何一个数字,许多人可能认为我们不应当把它们列出来。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列出这些数字,表里的数据会显示,我们应当把费城地区的钢铁生产能力增加三倍。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作,每个人都会知道所产生的附加污染会超出这个地区的空气和水资源的容量。从维持人口健康来说,这个生态系统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做出明智的环境管理研究的话,显然我们必须在生态成本列中写出一些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是不够的。但是这仍然使我们陷入要对钢铁厂估计适当数字的困境,同样地,对于其他一些污染严重企业,如电厂、水泥厂、造纸厂、化工厂或石油炼制厂等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无论我们如何艰苦努力加速科研进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仍是严峻的。当然,我们仍需正视明智的环境管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