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工业家的态度及对其行为的预测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这个希腊工业家，并考察他对于得力助手提供的数字的反应。譬如说，除了在事态Ⅱ的情况下，对希腊北部的纺织业综合体的利润持不大乐观的态度外，他同意这种分析，并且认为这些估算是合理的。于是他把利润估计值从 196000 减少到 100000 美元，并认真考虑了表 9.1 的数据。

现在，这个希腊工业家大概要采取什么行动呢？由于只是出自好奇心或由于我们是科学家并想了解行为，我们可能想知道这一点。或者，我们所以想知道这一点是由于他大概要采取一种我们（作为计划人员、政治领袖或关心我们社区的公民）认为是不合适的行动，我们可能要向他施加压力，让他选择另一种行动。

然而，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就不能进一步预测这个希腊工业家可能的行为。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他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以我为中心，并确信世界站在他一边——他会选择在雅典建立和经营一座钢铁联合企业（C 行动），因为上帝必定不愿希腊加入共同市场，现行政权继续执政，政局保持稳定（事态Ⅱ）。那么他获到 361000 美元，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但是，假定这个希腊工业家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也是以我为中

心，而确信不论他干什么，世界总要难为他。因此，当他考虑 A 行动时，他确信事态Ⅲ将成为现实，他的利润将为零。当他考虑 B 行动时，他相信事态Ⅲ肯定将成为现实，他的利润将为 81000 美元。如果他选择 C 或 D 行动，肯定也会出现一种使他利润为零的事态。因此，当世界一定要难为他时，他选择 B 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会产生最大利润。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能够预测这个希腊工业家的行为之前，我们需要有关他的态度的信息。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想在并非可能只出现一种事态——连决策人也知道这一点——的境况下，要了解和预测行为，态度变量是至关重要的。但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处理城市和区域问题，以及经济发展问题时，倒总是忽视心理因素。一旦我们承认能够成为现实的事态不是已知的，而是多种情况都可能出现的变量，我们就必须同时引入态度变量，以期了解一个决策者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点。假定决策人只看到一种可能的事态，比方说是事态Ⅱ。那么表 9.1 就减少到只有一列。不管他是个乐观主义

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或两者都不是，他就上下打量这一列，找出最高利润的数字。由于只有一种可能的事态，如果他选择相应的行动就肯定会获得那么多的利润。无论他考虑可能采取的行动是象表 9.1 那样的 4 种，还是 10 种、

100 种或 1000 种，都肯定可以实现最大的可能利润，单列事态是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常假定的类型。然而，一旦我们承认，对于大多数城市和区域问题来说，实际上存在几种可能的事态，那么我们就要有一张有若干列的表格，而且有关决策人态度的心理因素也必须明确纳入分析之中。

我们现在考察可能遇到的决策者的几种态度。第一种是完全保．守．的类

型。他只愿意考虑“确有把握的事情”。他审视每一行，找出每一行的最低利润数，并确定该数为该行行动的价值。于是，在表 9.1 中，他确定 A 行动的价值为零，B 为 81，C 为零，D 为零。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些确有把握的事情中有最大值的行动，即 B 行动。注意，事实上他是沿各行找出最小值，确定它为相应行的行动的值，然后选择相应的这些最小值中的最大值的行动。换言之，他遵循的是一种最．大．——最．小．策略。持这种态度的典型人物是银行家，尤其是那些世代从事银行业的家族成员；那些年龄已大难以适应变化的父辈；以及不愿意冒险而改变政策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不管这些改变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是多么小。

与完全保守型不同，一些决策人的想法中是有一定的期望的。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类决策人。就以百分之百的乐观主义者为例，他沿 A 行观察，并依次为该行数字确定可能性。不过，他对这些数字中最大的一个，即 225，假定其可能性为 100％，其他数字的可能性均为零。这样，对于表 9.1，他对 A 行动的估计报偿为 1.0×225＋0.0×196＋0.0×0＋0.0×100=225，即该行动的最大值。同样他对 B 行动的估计报偿为 144；C 行动为 361；D 行动为 324。于是他选择产生这些最大值中的最大值的行动——事实上，他遵循的是一种最．大．-最．大．策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几乎没有这种百分之百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多是年轻人并且还没有体验到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生活的艰难。他们或许是现实生活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吧？

第三种类型是百．分．之．百．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也估计可能性。与百分之百

的乐观主义者相反，他把一行的最低数字的可能性估计为 100％。于是，表9.1 中 A 行动的值为 0.0×225＋0.0×196＋1.0×0＋0.0×100＝0。B、C 和 D

行动的值分别为 81、0 和 0。接着他选择可以产生这些值中的最大值的行动，即 B 行动。事实上，象完全保守型的人一样，他遵循的是一种最大-最小策略。具有这种态度的人并不罕见——他们是我们世界的耶利米。①

注意，百分之百的乐观主义者和百分之百的悲观主义者使用可能性来计算每种行动的预计利润（报偿）。然后他们选择能够产生最大预计报偿的行动。就他们计算每一种行动的预计报偿来说，他们是最．大．预．计．报．偿．的．追．求．者．，他们确定一种事态的可能性为 1.0，其他所有事态为 0.0。当然还有各种其他最大报偿追求者。考察一下那么一个认为四种事态都可能出现，且每种事态都有可能发生的人。然而他不能肯定其中任何一个出现的可能程度。他可能采用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认为每一种事态出现的可能性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他认为每种事态的可能性为 0.25。于是他作如下计算：

① ：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指杞人忧天的悲观主义者。——译注者

A 行动的值＝0.25×225＋0.25×196＋0.25×0＋0.25×100

＝130.25

B 行动的值=0.25×100＋0.25×100＋0.25×81＋0.25×144

＝106.25

C 行动的值=0.25×0＋0.25×361＋0.25×0＋0.25×25

＝96.5

D 行动的值=0.25×100＋0.25×324＋0.25×0＋0.25×25

=112.25

于是他就选择产生预计盈利 130.25 的 A 行动，这是所有行动之中最大的报偿。另一个人把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混．合．的．乐．观．—．悲．观．主．义．者．。他可能考虑到每一行动的最高和最低的可能盈利情况，认为两者各有 50％的机会出现。实际上，他取的是每种行动的最高和最低盈利的平均值。他选择能产生这些平均值之中的最大值的行动，即 C 行动。

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也值得注意。我们熟悉一种人，如果选择另一行动会更好些的话，他总是后悔他所选择的行动。他的后悔程度，通常可以由在出现的事态下他本来能够实现的最大报偿，与他选择的行动所产生的报偿之差来衡量。例如，假定这位后悔者选择了 D 行动，出现的则是表 9.1 中的事态Ⅰ。那么与 D 行动相应的后悔值为 125。也就是说，该差是假如他选择 A 行动，本来可得到的报偿为 225（表 9.1 中第一列的最大值），与由于他选择了 D 行动而得到的报偿 100 之间的差额。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当事态Ⅰ出现时，与 C 行动相当的后悔值为 225，B 为 125，A 为零。将这些后悔程度记录于表

的后悔程度矩阵的第一列。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