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及社会公正

世界，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其他各种地区内不同区位人们的人均收入的主要差异历来都是区域科学家的重要论题。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其他社会科学家还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然而，随着贫穷人口政治权力的增长，其他社会科学家才发现他们再也不能忽视收入、财富及权利分配上极其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了。另外，重提第三章和第八章已谈过的内容，问题随时间而强化了。世界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或在贫困线以下。无论是绝对数

量还是相对数量，这类人口都在增加。

而且，当穷人继续在贫困线上挣扎时，富人却变得更加富裕。我们认为不论美国、瑞典、日本、阿拉伯或印度的富人都是如此。或许，这一现实加剧了贫穷者的不满，加剧了他们坚持要更多地干预政治，他们对公共部门推进和实施更多、更新的福利项目以消灭剥削现象的要求也更为强烈。

事实上，结点的层次越来越多，而每个层次的结点也越来越多，这时我们如果考虑发展，很清楚，关键决策仍然集中在等级系统的最上层，而贫穷者和被剥夺者全都在下层，由于关键决策越来越与他们脱离，他们对于这些关键决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是说，金字塔的高度和规模不断增加，因而他们距离关键决策点越来越远。

社会福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人能够或将会能够给它下完整的定义，更不用说用某些数学公式描述它了。在十九世纪及更早些时候的伟大政治理论家的传统中，我们可以把社会福利看作与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有关。在二十世纪，我们可以加上安全（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作为另一总括性的因素。但是，显然这一广义的社会福利定义在我们集中研究的年均收入差异方面帮助不大，因为我们并不能把这些差异与任何这类广义的、模糊的价值观念的存在或缺失直接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从另一极端发现一个非常精确的量值，例如国民生产总值

（GNP），我们可以把它和社会福利联系起来。但是这样联系，社会福利的含义会非常狭窄，除实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意识到经济力量的政治领袖外，显然，它不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那么，可以扩充我们的定义，使之不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而且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在人口中的分布类型。这样我们就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各类产品的成果的分配（这些产品有必需品，如基本食物，衣服和住房等生存和[或]健康生活所需物品，还有非必需品，如貂皮大衣）。而且，把非必需品分作挥霍性的消费，和个人及社会的精神、文化、教育发展性消费等类型，我们认为这样划分社会福利是合适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用全体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或者用类似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力在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生产中的分布情况来度量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福利可以按识字率、犯罪率、家庭牢固程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产品生产的分布类型等等来度量。

显然，社会福利还没有单一、明确的定义。每人对什么因素重要，和如何权衡它们的份量都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对于社会福利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广泛分歧，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作些有用的思索和分析。例如，两人进行交易时，各自都发现其结果要比交易之前情况好，若社会中没有其他人受到这次交易的影响，我们就可以说社会福利增长了；因为两人各自的福利都增长了，而所有其他人的福利仍维持原状。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考察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负责经营生产，其成员共同拥有一个使得他们更为富裕的生活环境，倘若这个合作社的这些行动没有外溢或对社会中所有其他合作社和行为单位的福利没有什么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合作社没有外部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福利增加了。

除了上述一般论述，我们可以作一些别的基本分析，尽管我们还不能定义社会福利，这些基本分析大体说来还是合理的并且一般可为人们所接受。开始，我们采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象通常那样，用一个特别简化和特

别常用的概念。让我们来考察个体的标准效用函数。这个函数表示一个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个体在周密考虑后，从花掉的各类货币中得到了各类满足和效用量。我们用图 13.10 中的 UU 曲线来说明效用函数。如果我们能够量度效用，我们用纵轴表示效用量，横轴表示花掉的收入量，或美元开支额。我们在第十章中说过，量度效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只能作出曲线 U1U1 和U2U2 这样一些不同曲线来表示有关效用函数。一位敏锐的社会福利分析家可能认为 U2U2 曲线最有代表性而另一位认为 U2U2 曲线最有代表性，第三位认为 UU 曲线最有代表性。如果我们把效用函数描绘成图 13.11 中所示的从原点出发的一条直线，无论如何会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坚决反对。一般人总是相信—— 这种信条乃是传统观念而很少有什么科学依据——当典型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供花费的金钱时，他从增加的每单位美元中所获取的效用越来越少，即收入（货币）的边际效用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是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律。这一信条或假说与图 13.11 那种直线形效用函数表示的边际效用不变的含义不一致。同样，大多数社会科学分析家也反对图 13.11 中 U3U3 曲线这样的效用函数，它表示边际效用随收入增加而增加。

如果我们接受了货币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我们就接受了如何增加社会福利的某些不成熟的想法。当我们考察有关效用函数，如图 13.10 中的 UU 曲线所示，这一点就很清楚。尤其在具有人人生而平等，并且对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等方面有同等权利等观念的社会里，很自然地会提议，收入边际效用低的，如有 100000 美元收入的富人，应当把他收入中最后得到的那块美元转让给处在饥饿线上，故其边际效用特别高的穷苦人。如果我们认为饥饿妨碍实现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一假说成立的话，上述提议更是必然之事。但是，为什么不提出转让两美元收入，三美元收入等等呢？假定个人在其特质和对于基本生活，实现自由，追求幸福的要求等方面没有多大的不同的话，在大多数国家里，甚至在象美国和印度这样十分不同的国家里，收入大规模再分配的整个概念对于社会福利分析家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从图 13.10 中过于简化的图形中很容易得出收入再分配的原则。这个原则可这样阐述：个人收入应当用这种方法来分配，即，使所有人花费最后一美元所得到的边际效用都相同。有人坚信，用这种方法，我们将取得最大社会总体效用。遗憾的是，生活和社会太复杂，无法实施这个简单原则。首先，我们知道，恰好是收入性生产——即可创造收入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受到个人积累财富和商品以及积聚源于收入的权利这类愿望的强烈推动。如果一个人事先知道收入要这样分配以致他辛勤劳动挣来的大部分多余收入或收入差额会流入他人腰包，这会毁掉他努力工作、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精神动力。这继而意味着可供分配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为减少。这表明上述收入再分配原则须作修正，至少须部分地保留精神动力系统，从而使我们得到这个机制产生的大部分好处。

除了需要保留精神动力之外，还需要设置一些调节共享稀缺资源、剩余基金或其他社会贮存的机构，使富于创造性的企业家（经济的或管理的）依靠这些机构试验新想法，新产品，新生产方式和新组织方法。这样，社会体系中各类结点都可利用这些资本贮存，有关的人很容易利用它，从而利于取得更高的生产率。这些人必须拥有或非常便于取得有形的工厂和设备投资所

必要资金。

此外，还需要在培养人才上投资。这个过程也必须是使天赋不同、才能不同的人能够朝各不同方向发展，并通过精神动力系统鼓励他们这样做。必须提供数量不等的资源以便对不同职业必需付出的更多的努力、刻苦、冒险和艰辛提供可望获得的适当增加的补贴。

有关机会、获取资源、收入和财产等差别可以继续罗列下去，要使生产率增长至少达到中等速度，这些差别是必需的，而且，就所有人都用这些差别而使生活得以改善的意义说，上述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收入再分配的简单原则在应用中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但是，我们对应当作什么限制还没有真正的科学概念。多少世纪以来，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限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十分严格的。作为对比，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相当平均表明对这一原则使用的限制要小得多，苏联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说，迄今没有哪个大社会团体找出了定义和构想限制收入再分配原则的具有魔法的公式。另一方面，人们几乎都认为，一些收入再分配的限制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我们认为，公共部门必然卷入到一些事务中去，这些包括纯直接收入再分配，或正负所得税，或实施收入再分配及促使社会公正等类似的一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