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中的合理性

回顾用来引入本章主题的沃特镇的例子。我们说过纽约州政府命令诺尔敦兄弟工厂停止其空气污染显然是低效、不合理的决策，部分地讲这是在预料之中的、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就美国居民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居住环境在恶化而言，是可以预料的。他们要求制止环境恶化。然而，就美国社会目前的构成和运转来看，要使类似的恶化立即停止，的确超出了社会的能力。但是这个问题被人们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以致人们以此来划分谁是对环境控制无能为力的政治领袖及谁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政治领袖。由于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有当总统的宏愿，但或许没有意识到其中包括的巨大个人代价，因此，每个要想有幸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想必早已声称自己及其政党已开始行动来制止环境恶化了。不论谁当选，他都有责任为制止环境恶化作些工作，尽管一个领导人及其政党可能对这个责任大打折扣，然而他们必定有所动作——做上一点儿工作——为了显得并非不负责任和空口许愿。

明智的环境管理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包括了众多交叉重叠的变量， 以致我们对明智的环境管理应是什么知之甚少。例如，区域和区域之间有很大差异。一个区域可能多风，而另一区域则几乎无风；一个区域水系丰富， 而另一区域则否；一个区域以往的成长和兴旺可能依赖大量的煤，这种煤不错，但含硫较多，例如匹兹堡和西弗吉尼亚就是这样，而另一区域以往的成长和兴旺可能基于水力发电，例如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就是如此；一个区域可能有肥沃的不怎么需要施肥和施农药的农业土壤，而另一区域则不然；一个区域可能有大规模的、高度机械化的商业农场，而另一区域则没有。

在制定明智的环境政策时，如何考虑这些区域差异，我们还所知甚少。此外，有关各类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我们知之更少。关于固体废物的堆放怎样加剧了水污染问题或空气及水污染间的关系等，我们知道得也非常少。关于各种同时存在的空气污染如何影响一个地区，我们亦所知甚少。而且， 更复杂的是，我们对于各类空气和水污染物对健康的各种影响还很不清楚。例如，锶致病的“推测性”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因此，系统阐明环境政策的技术水平尚很低。另一方面，我们的总统及其政党——不论是现在的福特总统和共和党，还是麦戈文和民主党——都被责成立即采取行动。政治领袖和他的政党不可能真地向选民说：“在采取行动前，我们应掌握全部情况，既使这些情况要用十年的时间去收集也在所不惜。”目前采取一些行动意味着他必须在政府的下层结点成立有关机构或单位，目的在于提出“好的”法规。这意味着，尽管这一政府机构连短期的研究也作不了，但必须动员一些专家帮助尽快地提出好的法规，这样的法规多是基于预感和直觉的、缺乏实际和已验证的假设。

一个有民主倾向的社会或声称具有民主倾向的社会中的机构，可能知道，要很好地解决具体问题，就需要有不一刀切的政策。但是，除非它能够为不平等税收、不平等支付或不统一规章作出有力辩解，否则不一刀切政策

将受到所谓机会平等和税收平等狂热者和在感情上钟情于民主平均主义而不是真正福利目标的另外一些人的尖锐抨击。因此，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对之认识不足，没有什么东西比统一的规章-法规更符合美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了，这些规章-法规为全体人民、各个组织和所有区位，对污染物的聚集和扩散设立了同一标准。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象空气净化法那样的法律。

为了与民主原则相一致，我们发现这个法律规定其下一层次的结点，即各州，都要搞出自己的条例以贯彻该法律所拟定的标准。但是，如果联邦政府在明智的环境管理上尚且未作任何研究，怎能指望在研究上资金很少而且必要性较小的州来进行基础性研究呢？既然州也不能进行研究，因此它也只好仿效平等税收、平等支付和统一标准的基本原则行事。然而，如果由那些对技术工程有研究的专家来专门确定标准，而他们参加又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期望他们会认识到社会和经济方面非常重要的间接意义。

因此，我们必定料到纽约州称职的官员会以完全相同方式对所有公司发布禁令，对于一般在任何法规中常出现的特殊情况才作一点儿例外。这样， 对于研究尚不充分并拘泥于平等和民主原则的社会来说，强加在诺尔敦兄弟工厂的命令，部分而言是可预料的、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事实上，有人会作出更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这一决策是很可预料的，因而也是“极为”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我们也能预料到将会作出许多类似的决策。在较高层次结点上，基于机会均等或负担平均的原则，这些决策证明是正确的。但事实上， 由于在较高层次结点上的领导人知识贫乏以及他们的理解力有限，从而在基层将会出现低效率和很大的社会不公正。当一个保守的政治势力掌权，并被责成奉行“没有直接的赢利，就不研究”原则时，我们会料到上述情况会更严重。

作为区域科学家，我们必须了解上述情况正是包括了各种组织和许多个人的系统内部的决策情况，所有这些组织和个人在群众行动的局势中往往感情冲动和狂热。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交叉重叠，在目标上有巨大冲突，不仅任何已知组织内部是这样，而且在所有这些组织和个人之间也是这样。上述情况不仅使在环境管理上，而且使在调整住房、教育、交通、医务、商业等法规及其他政策方面的管理决策的许多行政单位的行为成为可以预测的。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忽视现存的组织和决策的复杂格局。我们必须用这种方法作出我们的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知道很可能出现的决策或知道次一级决策最有可能包括的要选取的决策。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必须努力解决与我们有关的城市和区域问题，尽力改变等级体系，从而减少社会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