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报偿因素的博奕

至少在我们必须解决的城市和区域问题的范围内，我们应当研究决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停下来问在哪些方面涉及到博奕问题时，就出现了新的内容。“那么，我们不得不赌一下子了。”我们听政治及公众领袖说这话真是太多了。通常，这种话是明确地承认有几种可能的事态，每种事态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且每种事态都有某种出现的可能性。然而，这也可能是一场真正进行的博奕，而且博奕本身会实现（产生）真正的满足和效用。

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一些实业家型的人物常常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状况和方式具有巨大影响。这些人物可能是大乐观派，但他们也从掌握时机和胜利中得到很大满足，尤其在形势对他们不利时。这些人可以用许多方法从他们可能选择的任何行动以及可能出现的任何事态上察觉到两个因素。与这类决策者相应的报偿矩阵为：

表 9.10 结果矩阵，每种结果包含两个因素

表中每格有两个数字。第一个表示通常的报偿项目；第二个和“博奕” 活动有关。如果第二个数为零，就表示没有进行博奕。如果第二个数为-1， 则表示进行了博奕，其结果是“输”。如果第二个数为+1，则表示进行了博奕，而其结果是“赢”。我们还在报偿矩阵每一列的下面写下了标在顶部的事态出现的可能性。

如果决策人的动机只在于追求每格第一个数所表示的预期最大报偿，他会选择预期报偿为 100 的 A 行动，而不选择预期报偿为 75 的 B 行动。但是选择 A 行动就没有进行博奕，没有得到以智取胜的乐趣，得不到与逆境抗争中感受到的激情。反之，当一个人选择 B 行动时，他就有这种乐趣和激情。假如这些乐趣和激情胜过 25 这个差异（A 行动和 B 行动之间的预计报偿之差），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这位决策人会选择 B 行动。更确切地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博奕并取胜，而不是失败，对于这个决策人的效用超过了 A 行动和 B 行动的 100 和 75 的预计报偿之差，他就必然要选择 B 行动。

在重要的城市—区域决策人之中，不动产经纪人、企业家、公用设施及其他方面的经营者，都由于在城市舞台上进行博奕，以及由于避开常规的“确有把握”的办法和决策而得到很多效用。当然，他们的人数因文化不同而相异。他们乐意依据预期的报偿、效用及其他价值来为博奕付出代价。我们发现人数较少、但仍引人注意的一些政治领袖、公众领袖及其他领导人，他们喜欢过多少有点儿“风险”的生活，他们常常下意识地不愿采取几乎没有机会进行鼓动、论战和激辩的那些行动和办法。过去确实有一些伟大的领袖—

—F·D·罗斯福，F·L·盖第（纽约市市长），J·S·克拉克（费城市长）， J·F·肯尼迪，T·罗斯福，他们就以这种方式行事。

很显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博奕时，结果至少要由两个因素来说明。

（就上述市长来说，他选择的一组行动和事态与反对派所选择的一组行动和

事态所造成的结果，可能常常需要三个或更多的因素来说明，例如，选票数目，博奕中的输赢、来自公众的尊敬商品量，政治权力等）。当一种结果含有两个或更多的因素时，就需要权衡它们，或者在更复杂的效用或其他价值函数中考虑它们。因此，如果我们要预测一个市长或其他决策人的行动，我们不仅必须知道他的态度，而且必须知道他怎样确定记录于任何一格中的结果因素的值。要不然，我们就不能用表 9.10 的结果矩阵预期其行为。我们需

要把每一格的一对数字转换成如表 9.11 那样的单一指标（比方说是一个效用指标），然后我们才能够运用我们的知识去预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