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手工业和商业

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到众多的古代手工业品。其中有小型的青铜器，如：盉、爵、凿、锥、刀、戈、戚等。经过化学分析，得知这些铜器是铜锡合金而不是纯铜。这比之原始社会末期的纯红铜工具，自然是一个进步。还有三十多种陶器，如鼎、罐、深腹盆、三足盘、大口尊等。有些陶器的口沿上刻有二十多种符号。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夏代的文化遗存。

从商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技术水平。

商王朝建立以后，为了适应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需要，曾经在城市里普遍设立了手工业作坊，驱使大批奴隶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当时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比如在殷墟曾发现石器、玉器、骨器、铜器等各种作坊。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缝纫等也均见于甲骨文的记载。

在各种手工业中，青铜器制造的成就特别突出。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故名青铜。在殷墟宫室宗庙遗址附近，曾发现了许多炼渣和器范，说明那里曾设有大规模的铜器作坊。在郑州，也曾发现商代前期的炼铜遗址。此外，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也可以推测，在各级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都邑中，也都设有大大小小的铜器作坊，这类作坊遍布商王朝统治的广大区域。关于青铜器的制作过程，资料中较少记载。根据对实物的考查和分析，估计冶铸过程大体可以分为选料、配料、制范、冶炼、浇铸、打磨修饰等几个工序。经过修饰打磨以后，一件青铜器就算完工了。

历年出土的文物表明，商代的青铜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产量很大。现已出土的青铜礼器多达数千件，兵器和车马器的数量更多。从各类铜器的种类来说，生产工具有锛、锯、凿、铲等；烹煮器有鼎、鬲（音立）、甗（音眼）等；酒器有爵、觚（音孤）、觯（音支）、斝（音贾）、尊、壶、卣（音酉）等；储盛器有簋（音轨）、盘、盂等；兵器有戈、矛、钺、镞等；乐器有铙等；此外还有各种车马器、装饰品和随葬品。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铜镜，在商代已能制造了。解放前，安阳殷墓出土过一面铜镜，镜背有弓形钮，饰以席纹和鳞纹图案。由于当时只出土了一件，所以它究竟是不是镜子，长期未能解决。直到一九七六年安阳商代妇女墓中又出土了四面铜镜，才肯定了商代已知铸镜的事实。由于商代的青铜制作业很发达，当时的整个手工业生产也都用青铜工具装备了。

商代青铜器的生产，除了种类多、数量大以外，技艺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一百三十七公分，横长一百一十公分，宽七十八公分，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周身饰有兽面纹，形制雄伟，

造型美观，在世界古代工艺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需要两三百个人密切分工合作才能制成，由此商代青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艺即可想见了。

一九七二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是铜制，但在刃部嵌有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检验，证明是陨铁。我们知道，陨石的含铁量常常很高。大概人们当时是把陨石锻打为铁刃，嵌入铜钺。解放前有两件商末周初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流入美国，传说为一九三一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这两件铜器中的铁部经科学分析，断定也是陨铁所制。商代虽然还没有发明炼铁技术，但是人们已经认识到铁的性质，并已开始使用陨铁作为铜兵器的刃部了。

在商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

商人的祖先大概是很长于贩运交换的部落。传说商王汤的十一代祖相土发明马车，七代祖王亥发明牛车。《世本》说：“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诗经·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商人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使用车马，并且到很远的地区去进行贸易。据说王亥乘坐牛车，在部落间进行贸易，被有易（狄族）杀死。后来王亥弟王恒替兄复仇，战败有易，夺回了牛车。总之，看来商人最初是很会作生意的。商王朝建立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提高以及各生产部门内部分工的日趋细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也就更加发展了。殷墟曾经出土大量的玉器和贝，还发现有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和占卜用的大龟。这些东西显然不是地处中原的安阳所产，而是来自远方，说明商业活动的范围已经很大。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货币也出现了。当时作为货币使用的是海贝。商王和奴隶主贵族常以贝赏赐臣下。殷墟后冈出土的一个铜鼎上有：“丙午，王商

（赏）戌嗣子贝廿朋”的铭文。朋是贝的数量单位，每朋可能是串起来的十个贝。后来大概由于交换发展的需要，又出现了骨贝和铜贝。一九五八年在殷墟大司空村的发掘中，曾发现过仿海贝铸成的铜贝，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西周时，奴隶主设立了种种手工业作坊，残酷地压榨手工业奴隶，而劳动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周代的手工业生产。

当时手工业的种类很多，分工也细。《考工记》上说，周代“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拍）埴（粘土）之工二”。分工可说很细。

在各类手工业中，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门。周人灭商以前，周民族的文化比商落后，周人的青铜器制作也比商显著落后。现在还没有发现过周武王以前制作的青铜器，武王时代的作品仅知道有一个“大丰簋”。周人灭商以后承袭了商人的手工业作坊，俘虏了许多有熟练技艺的手工业奴隶，后来的青铜器才骤然多了起来。

西周青铜器制造业的分布地区比商代广，在江苏镇江烟墩山、安徽屯溪

和辽宁凌源等地都有过重要的地下发现。当时的一些主要城市和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冶铸作坊，有的规模还很大。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年来曾发现过大量的礼器、用具、兵器、工具和饰物等。据《考工记》记载，周人制造各种青铜器，使用了不同的铜锡比例。“金有六齐（类）。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周人在制作青铜器合金的比例上，已经有很高的认识了。西周青铜器上一般都铸有铭文—

—金文。商代的青铜器已经有了铭文，但多不长，少则两三个字，多的二三十字，且有铭文的还是少数。西周的青铜器不但大都有铭文，而且有些大铜器铭文很长。例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字，宣王时候的《毛公鼎》更长达四百九十七字。铭文的内容很广泛，不但有铭功记德，同时，也有关于社会政治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关系、赏赐土地和奴隶等各方面的记载。这些铭文，是我们研究西周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

西周的手工业除了青铜器的制造以外，陶器、漆器的生产也都有进步。西周时候还出现了一项新兴的手工业即玻璃的制造。一九七二年，河南洛阳庄淳沟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穿孔的色料珠。一九七五年于宝鸡茹家庄■伯墓中又发现了上千件西周早中期的玻璃管珠。经鉴定证实是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钙钠玻璃不同。解放以前历史学界流传着“玻璃外来说”，上述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两三千年前已能自己制造玻璃了。

东周春秋时候，手工业中的青铜器制造又有改进。这一时期，各地青铜器的生产非常普遍，可以说已遍及各诸侯国。解放以后，在山西侯马牛村的古城（可能是晋国国都新田，在今山西曲沃西），发现了春秋后期的铜器作坊遗址。最大的一处面积达三千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铸造铜器的陶范。据一次发掘的统计，即出土了三万多块。其中有花纹的约一万块，能辨别器形的约一千块，能够配套的约百余件。在一个椭圆形的洞穴里，曾发现了两堆完整的铜锭，共一百一十块，重一百九十一斤。其中最大的铜锭长三.二厘米，重八市斤。由此可知，这个作坊的规模是很大的。

我国古代炼铁究竟起源于何时，尚不能确考，估计可能在春秋初年。我们已知，商人只能用陨铁制成兵器的刃部，但不知炼铁。从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大致在春秋中后期冶铁手工业已有一定规模。《管子·海王》说：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说明铁器已很普遍，种类也很多。《管子》书虽非管仲所作，但内容多取材于齐国的档案，所反映的大概是春秋时的实际情形。看起来，齐国可能是较早使用铁器的一个地区。春秋中期，齐灵公时期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徒四千”之句。“■”是铁字的古写法，估计齐灵公时已有

专门从事采铁冶炼的手工业奴隶了。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用铁铸刑鼎也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事。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足见铁在晋国已很普遍；同时，能够浇铸上面有法律条文的刑鼎，也说明晋国已有较高的冶铸水平。近年在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葬中出土了块炼铁锻打的铁条和铸铁（生铁）铸造的铁丸，在湖南长沙识字岭春秋晚期楚国墓葬出土了铸铁制造的小铁锄，在长沙东郊龙洞坡春秋晚期楚国墓葬出土了铁削，一九七六年还在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钢剑。炼铁技术是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既然春秋晚期已经达到这样的冶铸水平，那么炼铁很可能起源在早于这时的春秋初年。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古代块炼铁、铸铁和钢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这在世界冶铁史上几乎还没有先例。一般说，古代世界各民族炼铁都是从块炼铁开始。块炼铁是用木炭火在较低的温度下（摄氏八百到一千度）还原铁矿石而成。这种铁呈海绵状，含碳量较低，杂质很多，要经过反复锻打才能得到较纯的铁块。铸铁（生铁）不同于块炼铁，是在一千一百五十至一千五百度的温度下炼出来的。含碳量一般超过百分之二，质地坚脆，杂质较少，出炉时呈液态，可以浇铸成型。春秋晚期的钢剑，经科学分析大概是用块炼铁在木炭火中加热，使表面渗碳，并经过折叠锻打制成。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钢称为渗碳钢，也称块炼钢。

我国古代的冶铁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在西方，如地中海周围的一些地区，虽然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可是我国却后来居上，很早就创造出了冶炼铸铁的技术。欧洲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才开始应用铸铁，反而比我国晚了一千九百多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由于有商周青铜精湛铸造技术的借鉴；同时，也和冶铁鼓风炉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吴越春秋》中提到，吴王阖闾铸名剑干将、莫邪，曾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关于鼓风工具的构造，据《墨子·备穴》说是“具炉橐，橐以牛皮，炉有两瓶，以桥鼓之百十”。冶铸铁器必须把铁熔成铁水，而铁的熔点达一千几百度。这样高的温度，若不用鼓风囊是不能达到的。所以，鼓风囊的发明和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总之，春秋时候铁器在生产领域已经逐渐发挥作用了。

有的专家认为西周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冶铁业。因为“成王时的《班殷》有‘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人伐东国■戎’一句，其中的‘■人’可能为冶铁工人，说明西周已有专门的冶铁业和奴隶了。”①并认为，西周时期铁已成为常见的东西。《诗经·秦风·驷驖》中有“驷驖孔阜”的字句，因马色如铁故名“驖”，也有把“驖”写作“鐵”字的。只有铁成为常见的

①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54 页。

事物以后，人们才会用它的颜色称呼别的东西。② 这也是关于我国古代冶铁起源时间的一种解释。不过，在地下发掘中，至今尚没有发现过西周的铁器。

手工业生产中除了前面说过的铜器、铁器部门的发展以外，煮盐业、漆器业也在春秋时候兴盛起来。晋国的池盐、齐国的海盐都很著名。漆器是我国南方的特产，以楚国最为发达。其它如制陶、制革、纺织、染色、玉器、石器等也都有进步。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更加发达起来。

在春秋初期，作为商品交换的主要是奢侈品。到了春秋末年，商品种类进一步扩大到生活必需品。这一时期，虽然贝仍然作为货币使用，但由于交换的发展也出现了镈状的金属铸币。考古工作者在侯马晋国都城的铸铜遗址发现了铜币——空首布。其形制都是尖肩尖足，长柄方銎，銎上大下小。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空首布原物，同时还找到大批空首布内范。这就说明至少在春秋晚期，晋国已经使用了铸币。《国语·周语》中有关于周景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五二四年）“铸大钱”的记载，但迄今没有实物发现。

春秋时期有一个与商业发达相联系的情况是独立商人的出现。在过去，商业或手工业全都由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工商在官”。这时，在某些官府商业存在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商人。《左传》上有一段话记载郑国君和商人的盟约说：“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①。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也不干涉商人的经营，不侵占商人的货物财产。郑国大商人弦高犒秦师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弦高当然是独立的商人。晋国贵族荀莹被楚国俘获，也曾想托郑国商人营救。这样的商人自然是独立的商人，而且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孔丘的弟子子贡也是个著名的大商人。这个经商于曹、鲁之间，使孔丘名扬天下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社会地位很高。这时，也有经商出身的人后来作了大官或公卿大夫弃官经商的例子。例如春秋初期，齐国桓公的相国管仲曾经过商，他当政以后并在齐国执行了重商政策。春秋末年越国的大夫范蠡在勾践灭吴后，弃官出走，在陶地当商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陶朱公。这些例子，对春秋时候商人的地位是一个很好的反映。

另外一个和商业发展相联系的情况是一些商业发达城市的兴起。例如新郑是郑国的都城，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定陶地处齐、宋、鲁、卫之交，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齐国的临淄在春秋时候是海岱的商业中心。

② 同上书，第 313 页。

①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史记·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