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活跃的汉代商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集中统一的措施。除了划一全国的文字、法律、车轨和度量衡以外，还统一了货币。秦规定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单位是“镒，即二十两；以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单位是“半两”。黄金大概只用于大数目的支付，日常交易都用半两铜钱。统一货币后，克服了过去币制不一和换算的困难，对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自秦创用方孔铜钱以后，这种铸币的形态就长期固定下来，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主要流通手段。

汉代曾经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商业仍很繁荣。

重农抑商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秦孝公时已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①。秦始皇时候，更把商贾和罪犯同等看待，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汉代继续“抑商”。汉高祖时曾经命令商人不准衣绸佩剑，不准乘车骑马，不准做官，不得购买土地等。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禁”②，但商人子孙仍不许做官为吏，不能占有土地。武帝时曾实行算缗和告缗。算缗是向商人、高利贷者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凡对财产和收入隐藏不报，或呈报不实的，鼓励知情人揭发，叫“告缗”。如果事情属实，则没收全部财产，并戍边一年。这一措施既打击了大商人，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重农抑商”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始终未变。

前面说过，汉武帝时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把冶铁、煮盐收归官营。在武帝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还实行了贸易方面的均输平准政策。这是政府控制商业、调剂余缺、平抑物价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办法。

均输是调剂各地物资的办法，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为理财家桑弘羊所创。《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稍

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史记·平准书》。

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不过这时尚属试办性质。试办后效果良好。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桑弘羊任大司农，乃于各地设均输官，全面推行此法。以往，各郡国对朝廷都有贡输，但贡输之物不一定是当地所产，有时还需要到远地置办。这样不但往返运费很多，而且贡物容易途中损坏，造成政府的损失。实行均输的具体办法是政府于各地设置均输官，规定各地贡输物品一律按照当地市价折成土产输官，然后政府再转运到京师和缺乏该项物品的地区出售。这个办法不但可以避免前述缺点，而且政府还可以不费资本，辗转贸易，获取厚利，并调剂各地物资的余缺。

平准法也是桑弘羊所设立，创始于推广均输法的元封元年。其具体办法是在大司农下设平准官，各大商业城市也设立相应机构，接受均输官运到的物品，“贱而买，贵即卖”①，使物价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

总之，实行均输、平准可以使政府控制商业，掌握物资，平抑物价，增加收入，防止富商大贾谋取暴利。但是，这些措施既然由封建官僚来执行，弊端必然不少。《盐铁论·本议》引“文学”的话说：“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红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平准法后来也被富商大贾钻了空子，“未见准之平也”。所以，政府行均输平准法，广大人民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不多的。

汉代虽然采取抑商政策，但是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由于经商比较容易获利，所以当时的商业还是比较繁荣的。各地很多商品都通过市场进行交流，如山西的木材、玉石；山东的渔、盐、漆、丝；江南的樟、姜、桂、金、锡；北方的马、牛、羊、旃裘以及铜铁矿产品等。还有一些经济作物和果品，如安邑的枣，燕秦的栗，蜀、汉、江陵的桔，陈、夏的漆，渭川、吴越的竹等，也都行销全国各地。随着商业的发展，行业的种类也不断增加，据《史记》、《汉书》等书的记载，汉代的商业有：出售粟、米、牛、羊、枣、桔、姜、醋、酒、酱等食品行业；出售棉絮、布匹、皮革、羔裘等服装衣料行业；出售木、竹、钢铁器等日常用品行业；出售车船等交通器具行业；出售棺椁等丧葬用品的行业；出售犁锄等农具的行业；出售笔、书、纸等文教用品的行业；出售药材的行业；出售珠玉宝器奢侈品的行业；等。经营的内容既有专供统治阶级享用的高级消费品，也有一般居民的生活用品和农民的生产资料，吃、穿、用应有尽有。汉代商人的数量很可观，有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贾，也有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

①。由于经商容易赚钱，“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

市门”②。所以弃农经商的人不少。《汉书·贡禹传》说：“商贾求利，东

① 《盐铁论·本议》。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史记·货殖列传》。

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耕者不能半”肯定是夸大之辞，但“民弃本逐末”，贱卖土地经商的说法，当有事实根据，反映了汉代“逐末”风气的盛行。

西汉的币制，继承秦制，仍以黄金和铜钱为货币，以钱为主。日常交易都用铜钱，黄金主要用作支付工具和贮藏手段。汉初，由于经济困难，政府从财政需要出发，一再减轻钱的重量。初年，允许郡国铸钱。文帝时更听任民间自由铸币，于是私铸之风大起。贵族、官僚、富商大贾乘机降低钱币重量，获取厚利，“吴（王刘濞）、邓氏（邓通）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①禁止私人铸币，又产生盗铸。因盗铸触犯刑律而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而

获赦免的也达一百多万人，可见盗铸问题的严重。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禁止地方郡国铸钱，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均输）专门负责铸钱事宜，铸造新的五铢钱，各地私铸的钱币全部销毁。这次新造的五铢钱轻重适宜，重如其文，使用方便。此后一直到隋代的六、七百年间，各朝大多也用五铢钱，行使不废。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以后屡次改革币制。而最奇特的是王莽代汉后于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实行的宝货制度。“宝货”共包括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宝货制货币种类太多，换算困难，使用不便。据说当时“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②，对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带来很大危害。

新朝覆灭、东汉建立以后，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东汉初年，恢复了汉武帝时开始发行的五铢钱，货币统一，结束了王莽时期货币纷杂的情况，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东汉中期，商人的牛马车辆充斥道路，首都洛阳和其他郡县所在地从事商业的人很多。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①可见东汉大商人的经济势力不小。

由于商业的发展，汉代出现了不少大商业都市。秦王朝统一六国，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以秦末战争的破坏，各地城市比较萧条，不复过去繁盛的景象。汉初，将战国时期的各大城市次第予以修复。西汉都城长安，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大城市，交通发达。关中地区的贸易以及对西域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都以此为中心，有专为接待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而设的居住区。长安城规模宏大，有十二座城门，街道宽阔，可同时并行十二辆车。城中有九市，三市在道东，六市在道西，统称东市、西市。在市上，商品按类别区分，排成两行分列两旁。市场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① 《后汉书·仲长统传》。

此外，有称做“直市”的，市内所卖的东西，言不二价，因而得名；有叫做“槐市”的，是每逢朔（初一）望（十五），在太学附近槐树下集合的临时性集市。“槐市”主要是为了便利太学的学生而设置，商品多是本郡土产、书籍和笙磬乐器等。由于商业繁盛，商人也非常富裕，大行业不必说，就连经营马医、卖浆、贩脂、卖肉干、磨刀剑、行商等小行业，也有家累千金的。其他如东汉都城洛阳，战国时赵国旧都邯郸，齐旧都临淄，四川成都，居于南北要道的宛（今河南南阳），西通巫巴、东有云梦泽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江东大都市吴（今江苏苏州），对外贸易中心番禺（今广州）等，也都是汉代的大商业城市。

在汉代，不但国内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对外的经济联系也比较频繁。我国从秦代起就与外国发生通商往来。在两汉极盛时期，和更多的国家

与地区发生了联系，发展了对外贸易。汉王朝幅员辽阔，对外的陆路海上交通四通八达。当时的对外贸易，以陆路为主。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地区），开辟了由新疆地区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到过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通商关系。自此与西域的往来日渐频繁。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从五、六批到十几批；每批人数多的几百人，少的也有百余人。汉使曾到达安息（今伊朗高原及其以西地区）、身毒（今印度）、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㱰靬（又名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从中国内地输往西域的货物，以丝织品和金属品为主。张骞在大夏市场上曾见到我国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是商人从身毒传来的。可见四川早就有产品经西藏、印度到达阿富汗。由西域输入中国内地的货物以马匹、谷物、水果等为主。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如葡萄、苜蓿、蚕豆、胡桃、胡萝卜等就是原产在中亚一带而后移植来我国的。王莽时，内地与西域的贸易逐渐衰落。公元七十三年，东汉政府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前后三十年，对于巩固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以及进一步寻找通往欧洲的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中国内地与西域的贸易又活跃起来。中国商人前往西域的很多，西域商人也有不少到中国内地经商。东汉时的洛阳（以及西汉时的长安），都设有“蛮夷邸”，接待邻族、邻国来的宾客。

张骞通西域以后，在物资交流和贸易发展的情况下，西域各民族社会经济面貌迅速改观。汉族人民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先后在西域推广，对当地的生产起了促进的作用。西域的音乐和乐器（胡笳、觱篥）等也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亚各国的安息香、条支大鸟（驼鸟）、一峰骆驼、狮子、汗血马以及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也相继传入我国。我国的炼铁技术、掘井法等也传到中亚。当时通往中亚，有南北两路。南路出阳关（今敦煌西南），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到莎车，西越葱岭南部，到达中亚细亚地区的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出玉门（今敦煌西北

玉门关），经交河城（今吐鲁番西）、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地，再越过葱岭北部到达大宛、康居等国。中国的丝绸即经过这两条道路源源运往中亚，甚至再经过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大秦。因此，历史上称这两条路为“丝绸之路”。这两条路是当时中外经济关系的大动脉，全程均达七千多公里，是古代历史上最长的重要商路。

张骞通使西域，也开辟了和印度的直接交往。张出使中亚时，他的副使曾到达身毒（今印度）和罽宾。罽宾在今克什米尔。至于商人的贸易，则早在这以前已经存在了。

在汉代，我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了有经由中亚、缅甸的陆路以外，还有海道。海路从广东徐闻县出发，可航行到马来半岛、印尼等地。东汉时，大秦国王曾遣使经波斯湾到达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马来半岛经苏门答腊到达现在的越南登陆，最后抵洛阳运来象牙、犀角、玳瑁等物。

中国和朝鲜、日本，早在秦汉就有经济文化上的联系。由于当时航海船舶和技术的限制，中日两国之间的海上往来，只能经朝鲜沿中国海岸行驶。中国的铁器、铜器、丝绸和日用品以及养蚕技术等逐渐传入日本，日本也不断遣使来我国，使两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交流。

西汉时代，开辟了对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西欧、罗马等地的陆上、海上交通，对密切各国之间的联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