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外贸易政策

明王朝建立之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防止“倭寇”的骚扰，对于私人出海贸易，控制十分严格。由封建政府自身与海外某些国家或地区建立一种所谓“朝贡贸易”，严厉禁止一般商民私自与外国通商往来，明文规定：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置的异体字）之重法”①。为贯彻执行这一“海禁”，还规定金、银、铜、铁、缎匹、兵器等为违禁品，赴外的使臣也不得携带这些物品出国。至于私人私自下海而又携带这类违禁货物的，则要罪上加罪。

永乐初年，在国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所发展，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私人对外贸易的要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它的活动范围和发展对外关系，曾放宽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先后派出大批使节出使亚非各地。永乐三年，三宝太监郑和组织强大的海上远航队，率领兵士二万七千

①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

人，分乘“宝船”六十二艘，携带大量金钱和各种货物，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启碇，访问南洋群岛等地，寻求发展海上贸易的通路，经过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才回到中国。从这开始，一直到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的二十九年间，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历经南洋、印度洋、阿剌伯海岸和非洲东岸等处，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

正德、嘉靖年间，国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沿海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对开放海外贸易的要求也就更加强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殖民国家先后侵入南洋，使南洋各国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不能继续保持，明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日益感到有开放“海禁”的必要。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已被戚继光等所击败，消除了使明王朝采取闭关政策厉行海禁的主要因素，因而在隆庆年间（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逐渐开放“海禁”，准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活动。“海禁”一开，“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①，使得明代后期的对外贸易有较多的发展。

清初，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地区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实行严格的“海禁”，不许下海交易。违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顺治十八年

（公元一六六一年），颁布“迁海令”，强迫东南沿海各省的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片板不准下海”。这不仅造成了沿海人民的许多惨剧，也使得明末开放“海禁”以来发展了的海外贸易关系一度中断。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清统治者“海禁”放宽。二十四年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设立海关，作为通商口岸，并规定只准载重五百石以下的小船出海，对于载重较多或能远航的大船仍在严禁之列。康熙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一七年），因发现民间造船很多，并怀疑商民盗卖铁犁等情，又颁禁令限制通商的国家，除日本以外，余皆不准前往。直到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由于国内经济恢复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才再度开放对南洋的贸易。

清初封建统治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王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 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公元一六八五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政府又取消了三个口岸，只许广州一地继续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就只限于广州一地。

清政府放宽“海禁”，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

① 张绍和：《东西洋考》周起元序。

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 “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后就逐步形成了。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止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或“洋行”（这与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在中国开设的洋行是不同的）。到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二十六家，最少时只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大致有三个方面：（1）凡外商来广州贸易，必须经由参加公行的行商代为买卖，外商不得直接与市场交易，其市价也由行商规定；（2）外商应缴的出入口船钞货税由行商支付，行商可以从进出口货物及船只中征收税款若干；（3）官府的命令和外商的呈文，都须经过行商转递，外商是否遵从通商规定，也由行商负责检查。这实际上包括了商务和外交的双重任务。但公行并不就是政府设立的官牙，只不过是政府特许专利的所谓“商馆制度”，就是在广州十三行附近设立“商馆”（也称“夷馆”），作为外商在广州进行交易和居住的集中场所。当时规定外商来华贸易必须住在商馆，并受清政府所派官吏的管理与监督。在商馆四周还筑有围墙使与外界隔离；此外，并制订了限制外商活动的章程。如禁止外商雇用汉人役使，禁止雇人传递信息，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等。这些规定说明清政府对外商的限制是很严格的， 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商人是加强防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