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辽金元赋役的演变

有关辽的赋役记载很少。《辽史·食货志》里有这样一段话：“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余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统和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把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情况分为三种：第一，耕种屯田的农民“不输税赋”，但收获物他们肯定不可能独享，必然还要以其中的一定部分上缴国家。第二，耕种私田的百姓要缴田赋，即“计亩出粟”。第三，耕种“闲田”的农民也要“计亩出粟”，不过闲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以这里的缴纳也具有地租和税收的双重性质。至于“计亩出粟”的具体办法，统和十八年（公元一○○○年）诏说：“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榷曲钱

① 《文献通考·职役考一》。

① 《文献通考·职役考二》。

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②可见也如宋制，分夏、秋两季缴纳。此外，还有附加税如农器钱、义仓粟等。

对于徭役，《辽史·食货志》中说：“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其具体办法不详。还有史料谈到“民所甚患者，驿运、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①可见当时人民的徭役负担是很沉重的。

关于金国的田赋，女真人和汉人交纳的办法不同。

女真人缴纳的田赋称“牛具税”。“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税五斗，为定制。”②前面说过，拥有耒牛一具（三头）、民二十五口的女真人大家族可以受田四顷四亩有奇。耒牛和人口多的可以多受田，但最多不能超过四十具。缴纳牛具税的规定是，凡耒牛一具要缴粟一石，天会四年（公元一一二六年）改为五斗，并说以五斗为“定制”。但后来到大定二十一年（公元一一八一年）又减为三斗③。牛具税是受田的女真人必须向国家承担的义务。上列缴纳数字是比汉人的负担轻得多的。

汉人缴纳田制的规定和宋代大致相同。《金史·食货志二》载：“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这段话即指对汉人征收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诸如按亩征税，分夏秋两季缴纳等，都是和宋田赋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首先，宋代秋税征粟米，夏税则计钱折为绢帛征收，金则夏秋都征粟米；其次，金的田赋较宋为轻，约为每亩五升三合；再次，宋代田赋曾借支移之名增征脚费，而金代与此相反，送粮道路远的反而可以减轻税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①。从这几点办法看来，似乎比宋代合理一些。

可以看出，金的田赋制度对汉人和对女真人完全不同。从负担上看，汉人的负担要比女真人重得多。女真人耒牛一具可以受田四百零四亩，而仅须输田赋三斗、五斗，最多也不超过一石；汉人则每亩输夏秋税五升三合，以此计算，汉人每四百零四亩田须纳税廿一石四斗多，比金人重三、四十倍至六、七十倍。

需要指出，汉人缴纳的田赋定为每亩五升三合，从绝对数上来看似乎不

② 《宣府镇志》卷 14。转引自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 76 页。

① 《宣府镇志》卷 14。转引自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 76 页。

② 《金史·食货志二》。

③ 《金史·食货志二》。

① 《金史·食货志二》。

重，但有关列传上的记载却比这个数字重得多。《金史·刘从益传》上说：刘“为叶县令，⋯⋯叶自兵兴，户减三分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从益请于大司农为减一万，民甚赖之”。每亩所征几达六斗，远比五升三合为高。此外，征收田赋虽说在规定上“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但实际上并不分上下田，都按上田征收②。同时，浮收、强征时有发生，所以实际上汉人缴纳的田赋恐怕是大大高于亩税五升三合的。

金代也有劳役和职役，都采取雇役的形式。在劳役方面，服役的人都由未服役者出物力钱给之，或者酌免租税，而出钱的就可以免役。后来办法逐渐松弛，服役者渐渐拿不到雇钱，于是改为都按服役人的雇值免其租税。这样的办法和唐代服役超过期限可以免调或租调并免的规定差不多。在职役方面，金代也有类似宋的乡村基层组织，设有坊正、里正、主首、壮丁等职务。这些职务都系出钱雇募。

元代的田赋另有其特点。

关于元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下面还将述及），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

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过去，蒙古人根本没有赋税之制。蒙古军队以羊肉为食粮，以马乳止渴，牲畜尽则取给于狩猎。数万军队之众，可以无需粮饷，国家也根本没有什么租税收入。元太宗时候，以为汉人无用途可派，打算尽杀之，辟耕地为牧场。耶律楚材反对这种办法，他认为不如保留汉人和农业生产以进行剥削。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设立了十路①课税所，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十匹、粟四十万石。这时的税制如何，不可确考，不过可以肯定元代的赋税制度是从这时开始的。大致到元世祖时候，税制已经健全起来。据《元史·食货志一》记载，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年）重定赋税制度，规定：“全科户”丁税每丁纳粟三石，驱丁每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纳粟一石，不纳地税；“新交参户”（尚未列入正式户等的新收户）所纳丁税，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升入正式等户，缴纳丁税与全科户同，也不纳地税；“协济户”

（贫弱老稚不能与普通税户同样负担租税者）丁税每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近仓输粟，远仓折钞；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此外，缴纳时每石还要带征“鼠耗”（以老鼠损耗粮食为名的附加）、“分例”（手续费）四升。上面的丁税和地税在元代统称为税粮，可以看到这种征收办法与唐初的租庸调根本不同，说它仿唐的租庸调是不确切的。

② 参见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47—148 页。

① 十路的名称是：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太谷彰益、西京、京兆、北京。

元代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旧制（也不是唐的两税），征夏秋两税，夏税征木棉、布、绢、丝绵等物，秋税则征粟米。夏税应缴纳诸种物品的数量，应根据所纳秋税的多少确定。如纳秋税一石可分别征夏税钱钞三贯、二贯、一贯不等，再以钱折为木棉、布、丝绵等实物缴纳。湖广地区曾废除夏税，改行门摊（以户为单位征收的货币税），以后又重行夏税，但秋税征粮一石要合夏税钱三、四贯以上，税额较江浙等地为重。秋税每亩征粟米多少，元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可能同于中原的地税，亩收三升。但在实际上，由于富户和官吏互相勾结，常常是小户多纳，大户少纳。例如平江豪右仅缴其税额的十分之二、三，而一般小户则额外每石加五、六斗，所以实际上小户的负担是远远超过大户的。

元代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科差也叫“差科”或“差税”，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

科差在宋代，大都原为役钱的转化。在元代，科差最初也可能包含有代役钱的性质（如包银当中），但是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纯粹的赋税。

科差制度在中原和江南也不相同。行于中原的科差共有三种，即丝科、包银和俸钞，都是以户为课税对象。

丝科的征收始于太宗八年（公元一二三六年），规定二户共出丝一斤交给国家（归官），另外五户共出丝一斤交给本领主（归本位）。世祖中统元年（一二六○年）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丝科的征收乃因户别而有所不同。

包银也开始于太宗时候。最初只是行之于真定一路的临时措施，后又推行于北方各路。开始每户征银六两，至宪宗五年（公元一二五五年）改征四两，其中二两征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及中统元年定科差条例，包银的征收也因户别而不相同。

此外还有俸钞，开征比丝科和包银晚。元初官吏都无俸禄，只有职田，世祖时始制定内外诸官秩禄。这一笔新的财政支出，就又在人民头上找取来源。这就是俸钞产生的缘由。至元四年（公元一二六七年）“敕诸路官吏俸，全包银民户，每四两当增纳一两以给之”①。即在包银上每四两增征一两，新加的一两也得以钞折纳。俸钞实际上只是包银的加征，所以也往往把它列入包银项目之内。

行于江南的科差有户钞和包银两种。户钞相当于中原的丝科，采取每户缴钱钞的办法。包银则是每户征银二两。

科差之外还有徭役。徭役中最沉重的就是官私货物的运输。官物的运输虽然有车户、船户等特种人户负责，但一般民户也不能免。官物的运输虽有脚费，但不敷需要，人民往往大量赔累，生产上还要遭到重大损失。除了官物以外，官吏的私人财物也要民户搬运，这些徭役都形成人民的沉重负担。

① 《元史·世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