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的两税和徭役

自唐代行两税法以后，历五代、宋、元、明（行一条鞭法前）田赋都在夏秋两季交纳，仍称为两税。但从内容上考察，不但明的两税不同于唐，即宋的两税也和唐的两税不同。

① 《旧唐书·食货志》。

② 《陆宣公奏议》卷 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③ 《陆宣公奏议》卷 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④ 同上书，《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

宋的两税和唐的两税相比较，约有以下几点区别：

第一，建中年间所定的两税，系以民户的资产总和为征收对象，分等定税，可以说是以资产税和田赋为主的一种税收。原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外其它征钱，后又折为绢帛交纳。宋的两税以土地为征收对象，不复与资产发生关系。同时规定夏税征钱，秋税征粟米，仍分两季交纳。

《续文献通考》卷二对宋两税的征收办法载有：“国初⋯⋯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类似上述宋代两税的征收办法，并非始于宋，五代时已有。《宋会要辑稿》曾记载南唐时的两税说：“⋯⋯ 陶雅将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田园分作三等，增起税额，上等每亩至税钱二百文，苗米二斗二升。”① 这里说的“苗米”，即指秋季征收的粟米。不过，宋代虽然规定夏税征钱，秋税征粮，而实际上则和唐一样，夏税所征的钱也折为绢帛交纳，所以宋时夏税也称为“税绢”。

第二，建中时制定的商税，庸调都已并入两税以内，不再有按人丁或户口征收的户调和代替徭役的庸。以后虽然不久又恢复了徭役的征发，但别无户调，而宋代则除了两税以外，复有属于人口税性质的“身丁钱米”，征钱或粮。身丁钱米只征男丁，且仅行于南方地区。除此以外，宋代也还存在着法定的徭役。

第三，两税法按民户资产的多少，分别订有户等，据以分等征税。宋代也按资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定户。不过，这种定户与征收两税并无关系，而是作为征发徭役轻重的根据。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到，宋的两税实际上是田赋，和唐基本上属于资产税和田赋性质的两税已截然不同，仅只保留了唐代夏秋两季征税的形式，内容已完全不同了。

宋代，附加于田亩上的杂税很多，如农器税、牛革筋角税、义仓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纳醋息钱、头子钱等。上列税目多半始自晚唐五代，有的在宋初废止，也有终宋之世不废的。这些杂税自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上项杂税以外，宋代的田赋还由于征收物品的改折、完粮地点的挪远以及和买的成为田赋附加，而使赋额不断增高，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

宋的田赋，原规定夏税征钱（后改征绢帛已如上述），秋税征粮，后因政府的需要，随时折征它物，称为“折变”。原来田赋“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①。在折变过程中，物价随官府核定，人民遭受到重大损失。据包拯调查，陈州把夏税麦每斗折成一百文，并附加脚钱二十文，头子仓耗钱二十文，总计一百四十文，而当时麦价每斗仅五十文。这一折变，就使农民的负担增加了近两倍。农民所受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九》。

① 《宋史·食货志上二》。

的损失于此可见。北宋时候，官府任意折变的情形已很普遍，但还非出于封建朝廷的诏令。到了南宋，更正式以折变作为榨取人民、增加收入的手段，于是为害人民益甚。

宋代原规定完缴税粮的地点只在本县，后来官府常令农民把应交税粮移送到其它州县。《宋史·食货志上二》说：“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政府这样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省运费或应付边郡军需需要。实际上官府所省运费无几，而人民却大受骚扰。缴税户为了节省运费避免运输困难，常以现钱到指定缴粮地购粮缴纳，而百姓所携带的钱又要缴税（商场税），受到重重勒索。以后官府更有假借支移，向人民附征“支移脚钱”的。到南宋绍兴年间，有的地方索性把“支移脚钱” 作为正式税额征收，每石加征三斗七升充脚费，称“三七耗”。

另外，和买渐渐成了田赋附加。和买出现于唐，宋代盛行。原来只是官府对民间的贷款，到期以绢偿还，也叫预买，并非税收性质。后来给钱少而输绢多，实际已是重利盘剥，剥削甚于商人。最后更令民输绢而不给钱，南宋时索性令和买绢折钱缴纳，完全成了田赋上的附加。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宋代的田赋（两税）负担是很沉重的。宋代的徭役称为“职役”，与过去各代的徭役有很大不同。

秦汉以来的徭役一般是指力役或兵役，尤其是力役。宋的职役既非力役，也非兵役，而是充当官差或供应财物，其内容包括以下四种：（1）衙前：负责押送和供应官物；（2）里正、户长、乡手等：负责督课赋税；（3）耆长、弓手、壮丁：负责追捕盗贼；（4）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供官府使唤。这些徭役，官僚、僧道均可免役，负担都落在人民身上。从这四类职役的内容来看，有的在前代属于乡官、吏胥性质，本身都有禄秩；有的在前代亦可纳资代替，不一定服役。宋的职役则不但废时失业，无任何俸禄，且负担奇重。应役的“⋯⋯虽足迹不离里闾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捶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①。在这四类职役里面，地位以衙前、里正为最高，负担也最重。如衙前押送和供应官物，若有失误，就需要赔偿，供应不足，也要负责；里正督课赋税，如数量不足，时间脱期，也都脱不了干系。按宋代规定，供役轻重，系根据人丁数目和资产总和确定，因此百姓甚至有被迫用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等方法来规避重役的。职役对人民压迫之重，由此就可以想见了。

由于赋役的弊端很大，王安石变法时也对役法进行了改革。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实行了免役法，令人民出钱雇役，办法的主要内容是：（1）凡当役人户，按等第出钱，称免役钱，出钱后可以免役。过去向不服役的官吏、僧道和城市工商业者也要出钱，称助役钱。（2）免役钱和助役钱都根

① 《文献通考·职役考二》。

据各地雇役费用的多少，按户等摊派。（3）酒税和河渡的税收，也作为雇役的经费。（4）在雇役费用之外，再加收二成，准备水旱年份使用，叫宽剩钱。实际上州县往往多收，且移作别用。王安石所行的免役法虽然也不无弊病，但总的说对人民好处很大。百姓出钱代役，可以不致妨碍生产；过去一切无服役义务的官吏、僧道同样需出钱助役，也比较公平。正因为如此，所以新法遭到了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

实行免役法后，人民虽然需要出免役钱，但后来徭役却常仍不能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对此曾说：“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复作他名以役之。”

①到了南宋，雇役终于又变为无偿的差役了。

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公元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年），又有义役法的产生。义役是由役户出田帮助应役人的办法。首倡于处州松阳县，以后逐步推广。其具体办法是当地应役户出田或出资买田若干作为助役田，推定一人为役首，负责收取田租、排定役次，以所收田租为轮役人的费用。义役原是民间自行平均差役负担的办法。立意虽好，但经官府推行后，豪强把持，也有大户负担轻，小户负担重的弊病。

总的说来，宋代的役法是自差役进为雇役，雇役又返为差役，差役又发展为义役。马端临比较各种役法说：“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雇便于差，义便于雇，至于义而复有弊，则末如之何也。”①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地主豪强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情况下，欲求役法公平无弊自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