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氏族公社的经济活动

原始人群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约于二、三十万年前进入了古人阶段。古人是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公社过渡阶段的人类，古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中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均已发现了古人的活动遗迹。在广东韶关马坝圩、湖北长阳、山西襄汾丁村等地都发现了他们的遗骸或遗物。古人的体质比猿人进步，劳动工具有了改进，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也有所提高。

后来，我们的祖先似乎认识到血亲婚配的危害，于是逐渐缩小婚配的范围。先是在一个原始人群中按照辈分区分婚配范围，即所有的祖父母之间、父母之间、子女之间都可婚配，但排除了父母和子女的婚配关系，这样便开

① 《吕氏春秋·恃君览》。

始出现了血缘家庭。再进一步又排斥了兄弟姊妹间的婚配关系，一个群体中的姊妹和另一群体的兄弟相互群婚。在婚姻范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可以区别亲属关系，于是以血统为纽带的氏族便渐渐产生了。这个时候，人们的体质也进一步变化，由古人发展到原始性很少的新人。新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数万年以前，人类进入氏族公社阶段以后，新人又逐步发展为现代人。

在氏族公社阶段，人类首先进入的是母系氏族公社。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广西柳江通天岩、内蒙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的河套地区、山西朔县峙峪村，都曾发现当时人类的遗迹。这时人们的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比过去提高，制造出的石器类型更明显，种类也更多。在公社内部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区别的简单分工。男子外出狩猎、捕鱼，女子从事采集植物、看守住所、缝制衣服和养老抚幼。老人和儿童也从事辅助劳动。由于渔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妇女的采集在当时人们的谋生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河套人的遗址，曾发现火烧过的骨骼和灰烬。这些用火的痕迹，究竟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还难确定，但从北京人已经知道用火的情况来看，又晚了三、四十万年的河套人掌握人工火的技术也是很有可能的。古籍上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① 火的使用，对远古人类生活的提高和体质的进步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天然火的使用还是缺乏保证的，因此，人工取火的发明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了。燧人氏不一定实有其人，但这种说法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发明取火的极端重视。

在氏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氏族公社星罗棋布，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发现的遗址已达三千处以上。

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前期。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们只能进行渔猎和采集，只能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来维持生活。到氏族制度形成和发展以后，人们已经可以逐渐地把自然界的某些东西再生产出来供生活之需。各地区的氏族部落都根据当地的条件，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大体上说，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边远草原地区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虽然也经营农业，但渔猎所占比重较大。可以想象，以发展农业为主的氏族部落，由于生产的需要，就相对地定居了下来。

原始农业是妇女发明的。她们经过长期采集和保管野生植物的实践，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试种，终于发明了农作物的栽培。在最初，农业耕作也由妇女领导进行。当农业季节到来的时候，她们率领氏族成员一齐出动，披荆斩

① 《韩非子·五蠹》。

棘，焚烧林木，开辟土地，挖洞点种。古籍上说：“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① 。这些传说，对农业的发明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实际上农业并不是个人的发明，而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妇女群众的创造。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西安半坡村、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护泉村等仰韶文化的遗址，都曾发现粟的皮壳，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是耐旱作物，适宜于我国西部的黄土地带。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还发现了白菜或芥菜类植物的种籽。除了粟以外，在江南一些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稻谷和农业生产用的骨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些遗物。

对河姆渡遗址已经进行过两期发掘，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遗址第四层年代，据初步测定约距今六千七百年。在遗址第四层广达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谷壳、稻叶、稻秆等的堆积。堆积物的厚度自十至廿厘米、三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处达七十到八十厘米。稻的遗物，据科学分析，断定不是野生稻，而是人工栽培的籼稻。稻有旱稻和水稻两种，河姆渡一带多沼泽，所发现的稻估计是水稻。这里稻的堆积物有如此之厚。说明当时人们已在此经历了长时间的农业定居生活。除了河姆渡的发现以外，在上海青浦崧泽和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也都发现籼稻的稻谷和稻叶。看来，在江南水稻的种植是比较普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骨耜，仅第四层就出土了七十六件。这些骨耜是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都比较精致，大小不一，一般长二十厘米，刃长十一厘米、柄部宽四、五厘米。骨耜略呈梯形，上端厚而窄，为装柄处，下端为刃，宽且薄。装柄处可缚以木柄，并可绑横木棒以便足踏。这是当时翻土用的主要农具。原始人最早的挖掘工具，只是一个尖木棒。河姆渡时代，发展到在木柄下绑以扁平的骨耜，便于掘土，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由于农业还很原始，还不能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所以渔猎仍有一定意义。在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人们已经使用弓箭和网罟，使狩猎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弓箭不但可以狩取走兽，射击飞鸟，同时也能大大加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斗争力量。“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①人们在狩猎中常和动物接触，逐渐懂得了动物的驯养。最早饲养的动物是狗，以后又养猪、鸡、羊、牛等。随着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有些人专门从事农业，有人专门从事畜牧业，渐渐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

① 《白虎通义·号》。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 页。

工。

原始农业的发展，又为原始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制陶是这时新产生的一项手工业，它的出现是和原始农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明制陶的也是妇女。在许多氏族遗址里，都发现有陶窑的遗迹。如西安半坡村已发现六座，华县护泉村的一个地点已发现七座。当时的陶器不但使用价值大，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仰韶文化以制作精美的彩陶著称，因而也有人称之为“彩陶文化”。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符号。这些符号有可能是数字记号，也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字。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大批陶器。其中有一夹炭黑陶的猪纹方钵，钵上刻有猪图，形象生动。还有一稻穗纹陶盆，也是夹炭黑陶，盆外壁刻有对称的稻穗纹和猪纹，这大概反映了当时猪与农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宝贵创作是我们祖先创造的艺术结晶，也是古代世界艺术的珍品。

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一个漆碗。这件器具系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状，有圈足。器壁外敷有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鉴定，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钠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同”①。另有报道说：这种朱红涂料，“光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和漆相同”② 。如果这些鉴定正确，这就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漆器了。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十一次科学发掘，出土了一万多件遗物，其中最珍贵的是近年发现的一个铜片。这个铜片经化验，铜占百分之六十五，锌占百分之二十五，余为少量的锡、铅、硫、铁等，属于铜锌合金杂质较多的黄铜①。由于这一发现，就把我国的冶金史提前到六千多年以前。

此外，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纺织和缝纫也有进步。当时妇女们采剥野麻纤维，用陶或石的纺轮捻成线，再织成布。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护泉村在陶器上发现有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十根。这种布当然还很粗糙，但已经可以用作制衣服的材料了。

在母系氏族公社后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渐渐超过妇女，妇女只承担家务和养育子女，于是母系氏族公社渐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一些氏族部落，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甘肃临夏秦魏家曾发现一座这个时期的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躺，女子侧卧曲肢。在武威皇娘娘台的一座男女合葬墓中有一男二女，男子仰身直肢，居于正中，女子侧身曲肢，居于两旁，面向男子。这种情形，反

① 河姆渡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② 《余姚河姆渡村发现距今七千年的原始社会遗址》。《光明日报》1978 年 5 月 19 日。

① 参见《姜寨仰韶文化原始村落基址完整可观》。《文汇报》1980 年 5 月 27 日。

映出妇女的地位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①

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都比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有所提高。

在农业生产方面，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有改进，耕地面积也有增加。根据出土的文物得知，当时精磨钻孔的技术已普遍应用于生产工具的制造。砍伐用的大型石斧，大多是精致磨光，体形圆扁，便于使用。挖地用的石铲，多磨制成宽大扁平，便于翻土。收割用的石刀，多制成半月形，以便握拿。人们还创制了骨铲以及安柄使用的石镰和蚌镰等。农作物在黄河流域仍以种粟为主，长江流域种植水稻。除了籼稻以外，又有粳稻。这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浙江吴兴钱山漾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不但是最早产粟的国家，而且栽培水稻也已有悠久的历史。

与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有显著的进步。在陕县庙底沟二十六个龙山文化窖穴里出土的家畜骨骼，竟比同地一百八十六个仰韶文化窖穴中出土的总数还要多。仰韶人饲养的家畜只有狗和猪两种，而龙山人已经是六畜俱全，马、牛、羊、鸡、犬、豕，样样都有了。猪的饲养尤其多，猪骨在居址的每个角落都可发现。这时农业和畜牧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渔猎和采集仍不失为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制陶业。这时采用了快轮制陶的技术，制出来的陶器形状规则，厚薄均匀，生产效率也大为提高。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金属制品又有出现。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河庄和秦魏家遗址都发现了红铜制品，如铜刀、铜锥、铜凿、铜环、铜匕等。当时冶炼的红铜很纯，还没有人工加入铅、锡等成分。红铜便于成形，易于改制，有一定优越性。但因铜矿发现有限，红铜质地又较软，故还不能用来代替石器。手工业中的纺织也有新的发展，生产技术较前提高。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不少麻丝制品。麻制品有麻布残片、细麻绳；丝制品有绢片残片、丝线、丝带等。绢片残片系用家蚕丝织成，组织密度达每英寸一百二十根，比之过去的纺织物有很大进步。出土的这些遗物说明，我国当是发明蚕丝业最早的国家。

由于手工业的重大发展，结果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