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国至南朝的农业

一、三国两晋的农业面貌和生产重心的南移

东汉以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约半个多世纪。魏国拥有今江苏、安徽北部，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汉中除外）、甘肃等省的全部以及湖北省的一部分。蜀占有今四川、陕西南部， 湖北、湖南西部以及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吴据有长江中下游各省区，以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三国时期新修的水利事业不多。这一时期与农业生产有一定关系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屯田。屯田以曹魏最为发达。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 在许下屯田，取得初步成功后，便命令州郡都置田官，把屯田推广到各地。据说屯田数年，仓库积满了粮食①，对恢复农业起了一定作用。蜀、吴也都实行屯田，但规模不如曹魏大。三国时期的耕地面积未见到确切数字，但可以肯定比东汉时小。经过长期战乱，三国时候的人口骤减，北方的黄河、淮水流域人户只有过去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据史书记载，到三国末期，全国人口仍不足八百万②，仅及东汉桓帝永寿三年的七分之一。这个数字可能有些缩小，不过这时人口大量减少总是不容否认的。在劳动力如此缺乏的情况下，垦田面积无疑是会缩小的。

三国时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吴国农业的较快发展。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农业生产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相对说比较落后。自三国时候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逐渐向江南转移。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是豪强混战的区域，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而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北方的人民大量南迁。迁移的方向有二：一是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之荆、襄地带，另一是自中原河、淮地带迁入江南。《三国志·吴书》的列传中著名的六十位吴臣中，约有半数都来自中原。这些人多是官僚地主或豪强地主，他们的迁徙，必然要带着大批部曲、百姓。如鲁肃南迁，就率领了男女三百余人。除了这些世家大族外，百姓为了逃避战祸，渡江南徙的自然更多。南迁人群最大的一次在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据史书记载，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鄿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① 。仅这一次渡江南下的淮南百姓，就有十几万户。以一户四人计算，当达五、六十万人之众。

吴国统治下的江南地区，过去农业生产一直是比较落后的。从东南沿海

① 参见《晋书·食货志》。

②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 页。

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一直到今广东、广西一带，西汉时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东汉时，安徽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一带才开始有铁犁牛耕。在这以前还不知犁耕之法。百姓大量南徙以后，既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载：钟种荒田二十余亩，得米六十斛，平均每亩收获三石。三国时亩积约为今亩的百分之七十六，一石约合今二市斗① 。依此计算，则吴国当今一市亩的土地可产米七斗九市升，或谷一石一斗二升。这大概是东吴比较一般的产量，平均亩产已经不低。吴国灭亡时，仓库尚存有米谷二百八十万石。这个情况既说明孙吴政权对人民的严重搜刮，同时也反映了江南地区粮食生产的丰盛。

三国时期也有一些个别高产的例子。曹魏时诗人嵇康在《养生论》里说有亩收十石的。《华阳国志·蜀志》提到治区内有的地方亩产达三十至五十斛。亩收十石，在高产田也许可以达到；至于亩产三五十石，则恐怕是夸大之词了。

公元二六三年魏灭蜀。公元二八○年晋南下灭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又重新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

西晋王朝初建时曾实行过一些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节用务农”、“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等。晋统治者还曾经招募蜀、吴地区的居民来充实北方。蜀人北来，政府供给两年口粮，并免除二十年徭役；吴人北来， 百工和百姓可免徭役二十年。

前面说过，晋初曾实行了占田、课田制度。限制农民男子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七十亩，女子不得超过三十亩（晋亩约当今○·七市亩），同时对七十亩中的五十亩和三十亩中的二十亩征税。这个办法有鼓励农民垦荒和耕种最低限额土地的作用。因为一方面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垦荒较有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在一百亩土地中，七十亩无论耕种与否都必须征税，所以农民就不得不努力垦荒种田。

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西晋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

①，公元二八二年增加到三百七十七万，短短二、三年间增加了一百三十多

万户。这个期间人口的激增，当然不全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而大概是和实行占田制后，大量流民垦占荒地，重新向国家申报户口有关。不过，把占田制在农业生产上的积极作用估计过高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也不会真正阻止豪强兼并土地，也无法保证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稳定性。不久，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占田制也就化为乌有了。

① 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3—546 页表列数字计算。未能找到吴国的尺度和斗量，在计算中暂采用了魏尺和魏升。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 页。

在西晋和东晋时期，北方又有大量百姓流入江南。

汉魏以来，不断有百姓南徙。西晋惠帝初年，北方发生了“八王之乱”， 前后混战达十六年之久，再加上天灾连年，人民无法生活下去，纷纷外逃。有的迁徙辽东，有的移居西北，但更多的是迁往江南。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更加腐败，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非常严重，内迁各少数民族相继起义，匈奴贵族刘渊也乘机起兵反晋。群众为了逃避战火，纷纷渡江而南。总计西晋末年和北方十六国纷争的时候，南迁到长江流域的约达七十万人。还有二十万南迁百姓没有到达长江，聚居在山东境内。扬州聚集南迁的人最多，约占全部南迁人口的半数以上。

南来百姓和当地人民一起，对江南的农业生产在两汉、孙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主要的农具犁又有改进，过去的火耕水耨已渐被淘汰，改为采用粪肥。南方一向植稻，这时除了水稻以外，也开始种麦。据说，西晋末年南来的郭文，隐居在吴兴大涤山中，以区种菽麦为生，区种法也开始在江南推行。东晋时，人民还兴修了一些水利。如在曲阿（今江苏丹阳）兴建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在乌程（今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在勾章（今浙江慈谿西）修汉时旧渠，溉田二百余顷等。

三国两晋以来，由于南方的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中国在传统上农业中心稳居北方的形势已经渐渐改变，农业生产的重心已渐向南方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