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后期）至元代的商业一、商业的曲折发展

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由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北方山西、陕西一带，田无禾麦，邑无烟火者达数十年之久。在社会经济如此残破的情况下，商业自然也不可能发展。南方地区，虽然也是封建割据的局面，但战乱较少，社会经济未受很大破坏，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安定，所以商业也比北方活跃。如南方的南汉、闽、吴越，西南的前后蜀， 商业都相当发达。不但各国国内的商业比较活跃，同时各小国之间也相互通商，和外国的贸易也很频繁。但从全国范围来说，由于政治不统一，交通阻隔，经济很少进步，所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对安定社会、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得到发展，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的名茶和川、粤、闽、桂以及江南等地的水果都是市场上的大宗商品。食粮进入市场的数量也超过前代。进入市场的棉织品和瓷器也有增多。

与农业、手工业生产提高和商品流通范围扩大的同时，宋代的水陆交通运输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北宋时，陆路交通干线和驿舍的设置都以汴京为中心，主要有东西南北四条干线。沿途大抵每隔三十里设一驿舍，驿舍的所在地也就是这一地区的商品集散地点，有定期的集市进行商品交换。水路运输也以汴京为中心，与封建王朝的漕运路线密切结合。当时汴京有汴河、黄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等分通全国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南宋时漕运以临安为中心，当时长江上下游诸路航运都经由镇江沿浙西运河到达临安。因此这条路线在经济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至于海上航运，北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展到密州即青岛附近；南宋时，广东、福建的商人更利用海路与临安进行贸易。总之，两宋水陆交通和沿海运输的发达，给各地商品的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水路运输，在近代交通工具尚未发明以前，不论在运费或载重量上，都远胜陆路运输。

由于国内生产发展，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北宋初年，统治者继承五代十国招诱海商贸易的传统，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往海南诸国，引招进奉，广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等物。到了仁宗天圣六年（公元一○二八年）， 因外商来广州贸易的为数不多，便下诏广州知州和转运使，筹划招诱安存的办法，足见宋政府对海外贸易很为重视。南渡后，统治者认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更进一步实行各种奖励对外贸易的办法。例如：对于多次输入大量商货，并对招诱许多外舶前来贸易的外商，政府就特别授予官职，以示奖赏； 本国商人如能招致外舶，政府也授予一定的官职；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吏如能

发展通商关系的，也可得到晋级的奖励。

北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铝、锡、瓷器、漆器和诸色绢帛等。铜钱也大量出口，当时南洋许多国家就把它用作自己的货币。由于铜钱流出甚多，所以到了绍兴十一年（公元一一四一年）不得不下令严禁缗钱的输出。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犀角、象牙、胡椒、珊瑚、乳香、龙涎香、琉璃、苏合香油、倭板、硫磺等。这些输入的商品大多数是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

两宋时，先后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很多，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候，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五十多个，其中以大食（阿剌伯）商人为最多。外国商人常乘中国大海船往来海上。外国海船到中国来的有：昆仑船、婆罗门船、波斯船、狮子国船等。

为了掌管对外贸易事务，两宋政府先后在东南沿海一带设置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责主要是：登记海船，发给公据公凭及引目；征收税品；收买商品； 处理由“抽解”及收买所得之商品。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外贸收入在两宋的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南宋绍兴末年（一一六二年），泉州、广州两市舶司的净收入为二百万缗，约占当时南宋王朝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①。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比较普遍。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代统治者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元政府并通过专卖政策控制盐、酒、茶、农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这都影响到国内商业的正常发展。

但是，元代幅员广阔，陆海交通发达。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代的对外贸易采取官营政策的时间较长，听任海商自由下海贸易的时间很短，并禁止汉人往海外经商。所谓官营海外贸易政策，主要就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①但实际上私商入海贸易的仍然很多，政府始终无法禁绝。

元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

① 参见童家洲：《试论宋元泉州港繁盛的原因》。《文史哲》1980 年第 4 期。

① 《续文献通考·市籴考》。

模。贩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贩运出口的有汉、蒙和色目各族人民。至元二十八年（公元一二九一年）曾有诏令禁止泉州海舶携带蒙古男女出海，贩往回回（阿刺伯）、忻都（印度）等地。至元三十年，在制定“市舶司则例”时，又明文规定男妇人口不许下海私贩到各国。元时贩卖人口很盛行，不止对海外，即在内地也是如此。当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为“巧儿”。妇人一名，往往价达二、三百两，有的童男女被掠卖后，有辗转买卖至有数易其主人者。为了防止被掠卖的人口逃遁，掠卖者或买主，往往以药哑其口，或以火烙其足，使其残废。当时，各族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沦为奴隶，并被辗转贩卖的情景是很悲惨的。

宋元的商业发达情况，还可从当时的一些名城大都得到证明。

汴州（开封）在唐时就是南北漕运中心，舟车辐辏，人烟浩繁，为中原地区重要经济都会。北宋定都于此，时人称为汴京，正式名称是东京。城内人口稠密，居民近百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城里没有坊市的区分，随处可开设商店，小商贩也不限在特定市区之内，城厢内外均可沿门叫卖。商业活动也没有时间的限制。白天黑夜均可交易，三鼓以后还可夜市，通晓不绝。周邦彦的《汴都赋》对当时汴京商品汇萃的盛况作了如下描写：“顾中国之阛阓，丛货币而为市；议轻重以奠贾，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备九州之货贿。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藁谷、丝帛布缕、鲐鮆鲰鲍、酿盐醯豉。或居肆以鼓炉橐，或仗力以屠猪狗。又有翳无闾之珣玕、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骨、赤山之文皮。与夫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殚记。”可见当时汴京商品种类繁多，商业之盛。

杭州，是中唐以后的新兴城市。北宋时的杭州，为东南水路交通枢纽， 百货由此集散，商业非常发达，有“东南第一州”的称号。南宋时，定为行都，改名临安，成为南方商业的中心。杭州有人口一百二十余万，超过了汴京的人口数。市民日常消费数量很大，特别是封建官僚地主、富商大贾集中于此，以他们搜括所得的财富纵情享乐和挥霍浪费。城内各街巷，到处散布有茶坊、酒肆、面店、彩帛、绒线、油酱、粮米、鱼肉鲞腊等商店，所售货品极为丰富繁多，商贩顾客往来不绝。大商店的交易额更是惊人，“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早市、夜市也很热闹。各色小贩买卖昼夜不绝，“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无论四时皆然”① 。到了元代，临安仍改名杭州。其繁荣并不因南宋覆灭失去首都的地位而衰退。由于北方人民纷纷南迁，城厢内外人口更加稠密，商业很是繁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最多，不但是南方国内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城内中外商民荟萃，住有不少埃

① 以上均见吴自牧：《梦粱录》卷 13。

及人和土耳其人，还有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是世界闻名的工商业城市。全国各行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以江浙行省居第一位。元代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总额为九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八锭有奇，其中江浙行省商税总额为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二十两三钱②。而江浙行省的征收额，又以杭州为最高，由此可见当时杭州商业繁荣的一斑。

由于南宋时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宋统治的又主要是比较稳定的江南一带，没有受到封建割据掠夺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较之其它地区为显著，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物资交流频繁，从而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州县以上的城市，商业比较发达的还有：长江下游和苏浙闽等地区的建康（南京）、平江（苏州）、扬州、镇江、吴江、吴兴、绍兴、衢州、福州等城市；长江中游地区的荆南、沙市、汉阳、襄阳、黄池、太平州、江州、隆兴等城市；长江上游川蜀地区的成都、叙州、遂宁等城市； 沿海对外贸易城市的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温州和江阴等等。

大都（今北京）是元代的首都，在原来旧城基础上扩建新城，规模宏大， 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商肆栉比鳞次，工商业很繁荣，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