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第一节 明清的土地制度

一、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

元王朝时，蒙古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和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很重。元朝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广大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到至正初，小规模的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 沉重地打击了元王朝的统治。一三五二年，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参加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郭子兴死后，他代郭子兴率领起义部队。在起义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来投靠，向朱元璋出谋献策；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朱自己也逐渐向地主阶级转化。公元一三六八年，起义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同年，建国号为明，朱元璋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

明初，全国荒地很多。由于元王朝在中国进行了近一百年的残暴统治， 元末又连年战争，于是形成了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的景象。太祖洪武十四年

（公元一三八一年）全国垦地仅三六六、七七一、五四九亩① （明亩一亩约当今○·九市亩）①，各省的耕地大量抛荒，而尤以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为最多。由于当时地旷人稀，一时又出现了恢复井田的议论。建文初年（始于公元一三九九年），著名理学家方孝孺建议实行井田。但时人已知井田之不可行，“⋯⋯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 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②。明代也有过限田的主张，未被采纳。明初，统治者只是注意清查田亩、核定赋税和鼓励人民垦荒。而这些方面， 又都是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税收、巩固明政府的统治出发的。

朱元璋即位之初，就开始了核田亩、定赋税的工作。“明太祖即帝位， 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③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八七年），曾命令各州县编造土地登记簿册。册

中详细记载各块土地的面积、地形、四至、土质和业主的姓名，编制一式四份分存户部、布政司、府、县。因为图上所绘田亩挨次排列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这样，土地的大小，土质的等级，就都有图册可凭，便于封建政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 页。

① 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4、546 页表格推算。明尺度用明嘉靖牙尺。

② 《明史·王叔英传》。

③ 《明史·食货志一》。

府控制土地，征发赋税。

朱元璋即位之初（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明令鼓励垦荒，所垦土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洪武三年“又以中原田多芜， 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四，验其丁力， 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三亩， 免租三年”①。需要说明，这里虽有“计民授田”、“人给十五亩”的规定， 但实质上是募民垦荒，农民多垦仍可作为世业，并没有数量上的限制。此后， 又一再命令垦荒。洪武二十七年更发布了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的农民，除了已纳税的土地以外，如继续垦荒，土地即归其所有，并且永不征税。这种政策，前后推行了七十多年，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全国垦地面积不断扩大，农村里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

但是，在小农经济比较普遍出现的同时，封建社会所必然出现的土地兼并也随之而生，皇室、贵族、官僚甚至寺院都在兼并土地，所谓“毋许兼并” 只是一纸具文。

明王朝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

皇庄，是皇室占有的土地。明时，皇室掠夺土地的情形非常突出。成祖朱棣（公元一四○二——一四二四年在位）作燕王时，曾在河北宛平县建立私庄，以地租收入作为培植亲军的经济来源。仁宗洪熙（公元一四二五年） 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宪宗即位（公元一四六四年） 以后，“以没入（太监）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③。后来皇庄越来越多，孝宗弘治二年（公元一四八九年）仅京畿一带就有皇庄五处， 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公元一五○五——一五二一年在位）时，皇庄扩展更为迅速，即位之初即建皇庄七处，后又增至三十余处。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皇庄占地共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皇庄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很重。“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①。

皇庄以外，皇族、大臣、中官占地的情形也非常严重。明太祖赐给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的有百顷，亲王千顷，再加上这些人私自占田，就形成了一批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皇亲国戚往往以“空地”、“闲地”等名义，向皇帝乞请赐田。

武宗时“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神宗（公元一五七二—

① 《明史·食货志一》。

② 《明史·食货志一》。

③ 《明史·食货志一》。

① 《明史·食货志一》。

—一六二○年在位）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②。潞王就藩卫辉，赐田四万顷。神宗封三皇子为福王，欲赐给河南、山东、湖广田四万顷作王庄，经群臣反对，才减其半。熹宗（公元一六○一—一六二七年在位）时候，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的庄田，动辄以万计。成化十年（公元一四七四年）定西侯蒋琬上奏说：“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细民失业。”③弘治

（公元一四八八——一五○五年）时，勋戚和宦官的庄田有三二二处，占田三万三千余顷。熹宗朝执掌大权的宦官魏忠贤侵占的土地，甚至多到不可胜数。这些大地主，惨毒人民很甚。“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 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④

皇亲国戚所乞请或侵占的土地，名义上多是官荒无主之地，而实际上很多都是有主的民田。当时侵吞民产的方式之一是所谓的“投献”或“投充”， 其中既有豪强持强吞并，也有贫苦无告的农民为了“托庇势家”，被迫将田产投献；还有宵小擅将他人田产奉献豪门，以邀宠赏。《明史》载：“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瑄诏狱。敕诸王辅导官， 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奉献不绝，乞请亦愈繁。”①周瑄虽然被劾下狱， 可是仍“奉献不绝，乞请亦愈繁”。在这样的土地兼并情况下，明初出现的一些自耕农，就不能不失去家园了。

《明史·食货志》把皇庄，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乞赐庄田， 都列作官田。但从实质上看，它们基本上是属于私田性质的。至于真正的官田，则有学田、牧马草场、百官职田、军民屯田、荒地等。官田主要来源自前代的官地和抄没封建割据势力的田地。不少地方、特别是苏、松地区，豪强富室的土地都被籍没。《明史·周忱传》说：“初太祖（朱元璋）平吴， 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由于籍没为官田的土地众多，所以，明时人几乎将“官田”看作“籍没田”的同义词。弘治十五年（公元一五○二年）时“官田视民田得七分之一”② ， 当时全国田地共四、二二八、○五八顷，这样算来，官田有五十几万顷。

明王朝屯田的规模很大，曾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北京、淮西及沿边地区大办屯田。明代屯田分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商屯是募盐商到边地屯垦向政府换取“盐引”领盐贩卖的一种办法，只行于明代前期，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民屯和军屯。洪武、永乐年间，政府曾多次组织无田的农民，包

② 《明史·食货志一》。

③ 《明史·蒋琬传》。

④ 《明史·蒋琬传》。

① 《明史·食货志一》。

② 《明史·食货志一》。

括一部分降民和罪犯从狭乡迁往宽乡屯垦。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年）， 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地农民四千余户往临濠屯种；洪武四年， 徙今内蒙古和山西北部一带的“沙漠遗民”三万二千余户往北平屯种；洪武十五年徙广东增城等地降民二万四千余人往泗州屯种；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二州农民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屯种；等等。关于对民屯百姓的剥削方法，洪武四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 三年后亩收租一斗。”① 这是明初的规定，估计后来不可能完全没有变动。军屯由卫所军户耕种，每一士兵分给土地五十亩，谓之一分。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洪武初年征收的方法是亩税一斗，每一屯军缴粮五石。永乐年间增加为六石，即所谓“岁食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②。后来征收办法仍多变化。明代屯田的数字很大。成化二十三年（公元一四八七年）屯田为二八五、四八

○余顷，弘治末年逐渐减少，正德年间约十六万顷左右，到万历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又增加到六三五、三四三顷③，不过这个数目已经超过弘治十五年的官田总数了。

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这时，长期已成为明朝边患的清兵大举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退出北京， 后被地主武装杀害①。清顺治帝从沈阳迁来北京，定为首都。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谈到清代的土地问题，清初的“圈地”和“更名田”是我们不能不了解的。

清统治者进关以后，为了抢占土地剥削人民，于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颁布了一项圈占土地的命令。令文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 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 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②在命令中对所圈占的土地，虽然名义上限为明代官田或无主土地，但实际上不论有主无主，都一律圈占，以致凡圈地所到，原主登时逐出，家中一切所有，尽归新主。被圈地之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从顺治元年开始，清统治者在顺治元年至二年、顺治四年和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达十七万顷，约占当时全国耕地五百余万顷的三十分之一。所圈地区，以近京四、五百里以内为主，也波及全国，但以北京附

① 《明史·食货志一》。

② 《明史·食货志一》。

③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2 页。

① 此说目前尚有争论，今从旧说。

② 《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二月。

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圈地断断续续进行了约四十年， 大致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在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下才最后停止。

所圈占的土地归皇室、诸王、官员、八旗兵丁所有，统称“官庄”。皇室首先占取了一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称“皇庄”；王公贵族分得的土地称“王庄”；官员分得园地和壮丁地，兵丁则只分得少量的壮丁地。当时富厚有势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垧为土地面积单位。东北多数地区，一垧约合十五亩；西北地区一垧约合三至五亩）。至于皇帝、王公贵族和大官僚所占的土地，自然更远不止此数。事实上，圈地停止以后，清统治者还在继续侵占民田，占地不断扩大。乾隆时，在畿辅和奉天一带的“皇庄”土地已多达四万多顷，其中仅畿辅地区就有粮庄三二二所，银庄一三二所，另外还有各种菜园和果园。顺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年）清政府赐给平西王吴三桂的壮丁地，每丁名下三十亩，壮丁二千名，土地总计达六万亩之多。其它王公勋戚的占地也可以想见。至于一般旗人兵丁所占的土地是比较少的，每人得田不过数垧而已。满洲贵族和官兵所占有的土地，都不自己耕作，他们再役使汉人耕种，收取地租。

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边疆地带。乾隆三十一年（公元一七六六年）各省屯田总计达三十九万余顷，收入租银七十八万四千余两，粮一百零九万余石①，数额很大。此外，还有藉田、学田、祭田、牧地等官田名目。

清代一部分民田的形式，与所谓“更名田”有一定关系。在明末的农民战争中，有大批贵族、官僚和豪绅地主被农民起义所镇压，原来他们所霸占的土地也转归农民占用。清朝初年，在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等地的明朝王公勋戚庄田，其中除直隶的一部分被清政府圈占外，其余的或已荒废，或仍由原来的农民耕种。清政府下令把这些土地称为“更名地”， 属耕种的农户所有，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①。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更名田”固然有一部分成了自耕农的土地，同时也有不少为原来的庄头所霸占，在田上耕作的农民仍然继续充当佃农，并没有真正得到土地。不过，这一规定总的来说有助于荒废土地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明末清初，在清兵入侵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在山东地区，“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直隶“极目荒凉”， “百姓流亡十之六七”② 。南方如扬州、嘉定、江阴、南昌等城市都受到兵火的洗劫。连天府之国的四川田亩也大量荒芜。康熙、乾隆年间，农业生产才逐渐恢复和走向发展。但在生产逐渐恢复的同时，封建社会历代所共有的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20—421 页。

① 参见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第 1 辑。

② 《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二月；顺洽二年正月。

土地兼并也在剧烈进行。在北方，满洲贵族在圈占大地之外，又倚仗权势继续强占和强买人民的田土，一般汉族地主也乘机兼并土地。《红楼梦》里所反映的有“几千顷地，几百牲口”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乾隆时，怀柔地主郝氏占田至膏腴万顷，权臣和珅占田八千顷。在南方，土地兼并也同样在进行。乾隆时的湖北已是“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庄”，广西也“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③。广东巡抚到任不到一年，竟占田达五千顷。很多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了地主的佃户，土地又越来越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