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西汉的田制和武帝以后的限田主张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很短，留下的历史资料不多。其田制仍承袭了战国时的制度，除了国家直接占有的土地以外，皇室和封建地主也都占有了大量土地。秦始皇作为封建王朝的始皇帝，威权极高，对土地园囿可以任意予取予求。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东巡，在琅琊刻石中曾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这句话并不能理解为全国的土地全归皇帝所有，而只是说明了帝王对全国土地财产有很大的支配权。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曾令“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人向政府申报所有土地的数额。这是国家从法律上对土地私有的承认。估计这时全国的地主和自耕农是不会很少的。

公元前二○六年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又经过了五年的“楚汉之争” 最后建立了汉王朝。“汉承秦制”，在国家制度方面，诸如官制、行政制度、田制等都沿袭了秦的旧制。在全国的田地中，既有国家直接占有的土地，也有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汉代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直接掌握的山川、园地、苑囿、屯田、荒地以及战乱之后的无主田地。此外，“没官”和“献”的田地也是官田来源之一。如《汉书·平帝纪》中曾记载：“安汉公（王莽）、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这种“献” 和没官的土地，在汉代国家掌握的土地中占了不小的比重。汉武帝时候的没官土地尤为突出。武帝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和抗击匈奴的财政需要，曾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颁发了缗钱令，要商人自报财产，征收较重的税收。元狩六年汉王朝发动了一次告缗运动，任命杨可为告缗令，普遍检举逃避算缗的商人。据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全国共有一千三百十五县，武帝时的县数估计也差不多。根据没收“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的数字计算，全国没收的土地共有几千万亩（武帝后两汉一亩约当今○·六

① 《汉书·食货志下》。

九一六市亩② ）。这些没收的土地就成了国家直接掌握的官地。汉代对官地保护很严，不得侵犯，更不能私下买卖，违者判罪很重。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三十一年）右扶风温顺为少府，“坐买公田与近臣，下狱论。”③“（匡）衡位三公，辅国政，⋯⋯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④可见汉王朝对官地保护很严。这些土地已垦的称农田，未垦的称草田，都“赋”与或“假”与贫民耕种，收取“假税”。“假” 是租借之意，“假税”即田租。《汉书·宣帝纪》载：“假郡国贫民田。” “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这正是出租公田（官田）给农民耕种的记述。

关于汉代国有土地中的屯田问题。汉代的屯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屯田是招募农民或利用士兵垦种国有土地的一种措施。前者称民屯，后者称军屯。在汉代，无论哪一种屯田都具有军事的性质。

秦王朝时已开始在边境屯垦。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汉初由于匈奴不断犯边，于是继续采用秦代的办法，在边境屯垦，以取得给养和巩固边疆。

在汉代，屯垦的主张是文帝时晁错首先提出的。他上书文帝说，守塞的士兵一年更换，不能熟悉匈奴的情况，不如募民实边，屯垦耕作，以备胡人。文帝听从了他的主张。晁错的办法效果如何，史无详细记载，但可能效果不大。《汉书·韩安国传》载，武帝初熟悉边事的大臣王恢曾奏说：“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御史大史韩安国也说：“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可见当时边郡人民仍要“转粟挽输”，“久废耕织”来供应军队的给养。这很可能是汉初移民实边规模不大的原故。

汉武帝时候，由于对匈奴用兵的需要，也由于扩大了疆土，掌握了更多的土地，所以大规模地迁徙贫民到边地垦植。《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后两次徙民数目不详，但仅前两次已达八十余万，规模很大。此外，还有大量备边的戍卒和驻防西域诸国的吏卒，也多从事垦田。《史记·平准书》称：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可见军屯的人数不少。

关于军屯的办法，从《居延汉简》看来，其内部大概已有较细的分工。

②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7 页。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④ 《汉书·匡衡传》。

有田卒、河渠卒、鄣卒、守谷卒等名目。士卒耕地的面积大约每人二十亩（汉亩，下同）。劳动者的食粮和使用的农具都由官府供给，垦田的收获也都上缴官仓。《居延汉简》有关于设置代田仓的记载，说明代田法在西北地区垦田中已经使用。这种耕作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不作沟的土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①

在民屯方面，迁来的贫民都在国家的土地上耕种，政府贷给衣食产业，等于是国家的佃户。在这里，农民向国家交纳的是地租和田税的合一物，其数额大概接近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居延汉简》载：“右第二长官处，田六十五亩，租二十六石”。在西汉，普通每亩田的产量大约一石（两汉一石约合今二市斗，下同），而在边郡气候既寒冷，耕作也比较粗放，产量可能更少。按照简文田六十五亩，收租二十六石的比例来看，租额则达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四十以上，剥削程度也很高。

汉代的屯田，对于开发边疆，抵御匈奴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不能忽视，无论是士兵或普通农民的劳动都很繁重，生活都很困苦。屯田的士卒不但要耕作，同时还要守边。垦田的农民一方面承担了沉重的租税，一方面还要负担边地的治河、修渠、兴修水利等工作，这些也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在汉代，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从《汉书·百官公卿表》里可以看到，在政府组织中同时存在着两类掌管财赋的官吏。一类是以“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为首“掌谷货”，“供军国之用” 的；另一类是以“少府”为首“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的。颜师古在“少府”下注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史记·平准书》里也说：“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这里说的“天下”即指“国家”或“朝廷”。可见，山川园池的收入是天子私有的。汉武帝时为了行猎，甚至打算把阿城

（阿房宫故址）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以至终南山一带作为上林苑，后来由于东方朔谏阻而作罢，但从这个未能实现的事例中也可以想象到，当时皇帝的苑囿等私有土地是很多的。

贵族官僚和一般中小地主占有的土地也很多。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汉兴循而未改。”①这个说法应当是地主大量占田的一个反映。武帝时淮南王的子女及衡山王都曾“侵夺民田宅”，“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②。一般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也都进行土地兼并。丞相田蚡，据说“治宅甲诸第，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汉书·淮南、衡山王传》。

田园极膏腴”③。景帝和武帝时的酷吏宁成畏罪归家后，在家乡放高利贷，租陂田一千多顷，转佃给贫苦农民耕种，几年间即致家产数千万。和他们一比，有田一百三十亩的御史大夫贡禹简直就“清寒无比”，成了微不足道的小地主了。

封建地主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怎样经营呢？地主们自然不会自己劳动，也很少雇工经营，而是把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收取高额地租，自己则“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关于地租的剥削率，董仲舒也曾说，秦汉的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①。这里的“税”不是赋税，而是指地租。“见税十五”即是农民要以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汉书·食货志上》还曾引王莽的话说，“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也是说无地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缴纳百分之五十的地租。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征收地租一般多在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当然也有更高，比如说高到百分之六七十以至于七八十的。这个地租额不但包括了农民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产品，甚至还占据了一部分必要产品。农民虽然终年辛勤劳动，但在封建剥削的沉重压榨下，仍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得饱的极端困苦生活。

历史上比较缺乏公田租率的资料。其租率可能低于“见税什五”，但又比国家征收的田赋为高。这种征收并不仅仅是地租，而是地租和赋税的合一物。

关于自耕农的情形，文帝时的政论家晁错曾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②农民一年辛苦，交税之后仍不能糊口。晁错在这里说的，应当是指自耕农。《居延汉简》中提到一个名叫徐忠的农民，全家十人，有一所住宅，五十亩田地。徐忠当也是自耕农。但是，当时一般自耕农民所有的土地更少。在江陵十号汉墓中发现的户口册上记载着二十五户农民，共有一○五人，土地六百十七亩，每户平均二十四亩七分。这还是西汉前期的情形，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后来农民所有的土地更少。广大农民往往“无立锥之地”，所以就不能不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了。

正因为当时土地非常集中，大地主和广大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限田主张。他指出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由于土地自由买卖，封建国家和贵族又垄断了山林川泽之利，加以封建国家财政上的榨取太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太甚，贪官污吏过于残暴，于是“⋯⋯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

③ 《汉书·窦田灌韩传》。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汉书·食货志上》。

数。”①那么，如何稍苏民困呢？他主张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亩数。古代的井田法虽难以恢复，但是可以采取接近于井田法的措施，即“限民名田，以澹不足”② 。董仲舒没有说明限田的亩数以及具体实行的办法，而只是提到了应当限制私人占田（“名田”）。他的这一主张，只限于议论，并未付诸实行。又过了几十年，汉哀帝的大司空师丹又提出限田的建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根据他的建议提出了具体的限田标准，即：无论贵族、官僚或豪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③“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①但事实上这种限田主张是行不通的。当时，贵族、官僚都广占田土。外戚丁、傅两家居高位、广资财；佞幸董贤，哀帝自己尚且以田二千余顷赐之。在这样的形势下，试想限田如何能行呢？“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②，这个建议终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