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清的手工业

一、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增长

明清两代一些手工业品的制作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

瓷业，尤其是景德镇瓷业的生产技术，在唐宋已经达到的技术基础上， 又有了新的提高。其一是，制瓷时，不仅有拉坯车，而且使用了旋坯车。旋坯车的使用，代替了竹刀旋坯，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其二是，施釉的方法有了进步。元朝时，瓷器施釉采用刷釉方法。刷釉法，常使釉汁不够均衡，影响瓷器的美观。入明以后，逐渐采用了吹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其三是，彩色瓷器已经发展。瓷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并不只是瓷器制作本身的进步，同时也是其它手工业部门的进步， 并相互配合的结果。

玻璃制造在明清时候有较大的进步。如前所述，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已能生产玻璃，战国、秦、汉时又有发展。但后来三国、两晋和隋、唐、五代出土的玻璃制品却很少。宋元时候，根据文献记载，这一手工业应尚称发达， 而出土物也不多。明清时期玻璃的生产中心在山东淄川县、广州和清宫玻璃厂。后者能生产透明玻璃和颜色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所制器物种类很多，造型也丰腴美观。

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从汉代发明了提花织机以后，至明代时，提花织机的用途已日渐推广。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记载着花机、腰机、结花等各种技术，特别指出绫绢上的提花技巧，织时要一梭一提使纵综浮起；纱罗上的提花技巧，织时要来梭提、往梭不提地使横综纹结而成。又说明了织罗法里的软综、硬综、桄综，以及五梭、三梭、两扇、八扇等技巧。当时提花机的花楼高一丈五尺，织匠能手两人共同提织花样，织好了几寸就要换送到另一提花机上。衣服上的各色花形，是经过各个机房巧妙地配合而成，分工非常细密。

清初，苏州手工丝织提花的技术更为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其中有用十多种颜色织制的，色彩繁富。妆花纱是在透明的纱底上，织出五彩加金的花纹。所谓“妆花”，就是多彩丝绸织花的专门术语。织制的方法，有的是用十几把大梭子同时织；有的是用一把大梭子织底纹，用十几把小梭子各穿不同彩色的丝绒和金银线织花。织花的小梭子，并不是穿过整个幅面，而是根据花纹的边界，在花纹轮廓线内来回盘织。使用这种方法织出的花纹，就像是从幅面上挖出来的一样，所以称为“挖花”。上等的锦缎，敷色自然，晕色和用线都可以与工笔绘画媲美。明清时代丝织技巧上的显著成就，还表现在妆花丝布及改机两种丝织品上。妆花丝布是用棉纱作为经线、蚕丝作为纬线交织而成的；它用纬丝显花，看起来花明地暗。这种丝布，是明清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产，傣族及僮族等妇

女，善于织制花色优美的丝布。改机是一种高级丝织品，是明代弘治年间福建漳州丝织工匠林洪创制的一种薄锦。他把用五层经丝织制的织品，改为四层经丝织制，织出了比较细薄实用的新品种。这种织品的花纹，正反如一， 但是正面的花纹及地色恰好与反面的相反。这种丝织品除作为衣料外，还可以供装饰之用。它在明代曾风行全国，至清代前期又有改进。

丝织业以外，其它纺织品的织造技术也有进步。广东的“女儿葛”就是其中之一。“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的。据《广东新语》记载：“采葛藤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 细如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 有如蜩蝉之翼。”除此以外，还能把苎麻、芭蕉丝、竹丝、木芙蓉皮等纺织成布。棉纺织业技术的发展，尤其表明了这一时期手工业技术的提高。据元人记载，棉纺织业在江浙一带的兴起，是元初的事情。到了明代以后，江浙等地的棉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纺织技术好的，能够一手握三管，纺于锭上。这时的棉纺织业也进一步普及，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地区之间的专业性分工。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进步。

冶铁技术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明代以前，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先进。明代以后又有进步。第一、炼制熟铁时，把炼铁炉里流出的铁水直接流进炒铁炉炒成熟铁；节省了铁水凝成生铁、再把生铁熔化成熟铁的过程。在欧洲，这种冶炼熟铁的方法，直到十七世纪才开始使用。第二、炼铁炉连续冶炼，办法是在铁水流出后，用泥土堵塞出铁口，鼓风继续冶铁。这就使炼铁的时间大为缩短。第三、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后者即古代灌钢法的继续和发展，因创始于苏州而得名。苏钢法曾流传到许多地区，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

与生产技术进步的同时，手工业产品的数量也有所增长。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供皇宫使用的御瓷产量在清代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 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而从雍正八年到雍正十二年这段时期里，平均每年烧造的御瓷达八万件左右。这时的产量比明代高得多。据《明史·食货志六》记载：“隆庆时，诏江西烧造瓷器十余万。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从万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至三十八年，历时二十年未能烧造出二十四万件御瓷。也就是说， 当时景德镇烧造的御瓷产量，每年平均仅一万余件。清初，从明后期的年烧造一万余件上升至平均年产八万余件，产量提高了数倍。乾隆以后，景德镇烧造的御瓷产量比雍正时期又有提高。据乾隆五年唐英为《浮梁县志》所写的序中说：“虽岁糜帑项几及万金，而所得之大小瓷器，则岁亦不下数十万件。间有巨作，亦从未掠扰民间，而器卒以成。”这个记载可能有些夸大， 但乾隆时的年产量比雍正时又有增长，当是事实。

当时钢铁的年产量也有较大的增长。据计算：唐元和（公元八○六——

八二○年）初年时，全国的铁产量为二、○七○、○○○斤；宋治平年间（公元一○六四——一○六七年）为八、二四一、○○○斤；南宋初年为二、一六二、一四四斤；元中统四年（公元一二六三年）为五、八四四、○○○斤； 明永乐（公元一四○三——一四二四年）初年为一九、五七五、○二六斤（包括民营铁产量一、一○○、○○○多斤），明中叶以后，全国无铁课数可查考，难以统计全国铁产量。但就嘉靖元年至十三年（公元一五二二——一五三四年）广东一布政司的铁课推算，年产铁量达六、一二七、五○○斤，已相当于永乐初年全国铁产量的三分之一，如果把其他十二个布政司及南北直隶的铁产量统计在内，则全国铁产量是相当大的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