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晋南朝的赋税徭役

东晋时候，对田赋的征收办法又有改变。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北方来的官吏，大肆抢夺土地，荫占流民；许多南方地主也相继扩充政治经济势力， 土地情况比较混乱。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来的课田制很难继续实行下去。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三三○年）废除了课田制，改行度田收租制，即清丈土地，按亩收税。对此，《晋书·食货志》记载说：“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田收租，取十分之一，率每亩税米三升。”这里的“升”当是“斗”字之误。因孙吴时已有亩产稻米三石的记载，到东晋不可能亩产只有三斗。到哀帝即位，又减田赋，“亩收二升”②，这里的“升”疑仍为“斗”字之误。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三七七年）又废除了度田收租制，改为按人交税。不论有无土地，或有多少土地，自王公以下每人口税三斛。所谓按人交纳实际上是以户口册上的人口为依据，豪强地主荫庇的人口是征收不到的。太元八年（公元三八三年），又增至口税五石。口税五石是很重的赋额，马端临曾说：“今除度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三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①从按亩交税改为按人交税，自然是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农民的。

除了田赋以外，东晋应还有户调的征收。史书上未见关于东晋户调的明确记载，但既然西晋和后来的南朝都有户调存在，想东晋不会独无此税，征收办法则不得其详。

东晋的徭役也同样沉重，徭役名目多得惊人。庾龢为丹阳太守时，请求

① 《晋书·傅玄传》。

① 《晋书·刘颂传》。

② 《晋书·食货志》。

① 《文献通考·田赋考二》。

废除重役达六十余项②。范宁上疏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③“无三日休停”即便是夸大之词，其苛繁扰民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关于南朝的租调制度，宋、齐和梁、陈不同。

宋、齐时期的租调大体上同于东晋。田租（田赋）因袭了东晋太元八年

（公元三八三年）开始的口税五石的办法，每人征米五石。户调方面，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四六一年）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④。宋、齐征收户调仍继承曹魏西晋的传统，按民户的贫富分等征税：资产多的多征；反之，则少征。但按赀征税执行不当，又有使百姓不敢发展生产，乃至破坏生产的副作用。宋时，周朗向孝武帝上书说：“又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岂有剥善害民，禁衣恶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农，则宜务削兹法。”①于是，按赀征调的办法，于梁朝废除。《梁书·良吏传序》载：“（天监）元年（公元五○二年）始去赀，计丁为布。”这里说的“布” 即“调”。从梁朝起租调制又起了变化。

《隋书·食货志》说：“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 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这段资料所指应是梁朝以后的制度。可以看到，从梁朝起租调制又有如下几点变化。第一，田赋的征收对象已不是口而是丁，并且有丁男、丁女的区别。征收的数量，除租米五石外，再加禄米二石，共七石。但只限于丁男缴纳，丁女半输，所以人民的负担不一定比过去加重。第二，调过去是对户征，现在改按丁征，征收对象有了变化。第三，调不再按资产的多少，分户等征收，即“去赀，计丁为布”。成丁不论家赀多少，都同样缴纳布二丈、绢二丈八尺、丝三两、绵十一两二分，丁女减半。应当说调的负担是不轻的。

南朝的徭役种类很多，除兵役外，有为官府作坊作工的工役，有担任运粮运物的运役，有为地方官当差的各种杂役，不一而足，非常苛杂。梁朝甚至有役及女丁的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② 《晋书·庾亮传附庾龢传》。

③ 《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

④ 《宋书·孝武帝纪》。

① 《宋书·周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