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前期）商业的繁盛

隋王朝建立以后，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将近四个世纪的纷争分裂局面， 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业也比魏晋南北朝发达。

商业的发达，可以从商业城市的繁荣上得到反映。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东西二京。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隋书·地理志》说这个城市：“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 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京洛阳商业也很发达，尤其是内通南北水路的运河开凿以后，这里更成了南北货物集散之处。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 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丰都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通远市东临漕运的河渠，河内船只数以万计。洛阳、长安以外，南京的商业也可和两京相比美。此外，广州是海外贸易的商埠，江都、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今杭州）、东阳（今金华）是东南地区的商业城市，成都则是巴蜀地区的商业中心。

隋朝的对外贸易路线，有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西北的陆路对外贸易尤为发达。西北的陆上贸易，主要通亚洲西北部，甚至远至欧洲东部。海上贸易，通南洋诸国和日本，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隋王朝时，日本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隋炀帝在大业四年（公元六○八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本。

隋王朝曾统一过币制，对商品交换的发展起了一定促进的作用。隋朝初年，各地多使用南北朝的钱币，币制紊乱，商品交换非常不便。杨坚于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制定了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炀帝时，政治腐败，私铸盛行，钱币又混乱起来。除钱以外，绢帛仍被当作货币使用。事实上，自魏晋以至隋唐，谷帛等实物经常被用为交换的媒介。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时期，商业的发展更超过以往各代。《旧唐书·崔融传》针对当时的商业情况说：“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 千舳万艘，交贸往返，昧旦永日。”高宗李治时，商人家庭出身的武则天得

立为皇后，武后时张易之甚至引蜀商宋羁子等入禁中赌博，足见商人的势力不小。有的大商人且富可敌国，唐初的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邸店园宅， 遍及海内，家产不可计数。他曾对高祖李渊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树挂绢一匹， 山树挂满，其绢不竭。玄宗李隆基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玄宗也曾说，他自己是天下最贵人，王是天下最富人。《太平广记》载，郑凤炽“常与朝贵游”，大概这些大商人对唐朝的政治生活有一定影响。

唐代的商业城市很多，大城市首推京师长安。长安城内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街道宽约百步，很是宽阔。全城居住区共有一百零四坊，坊为长方形，规划齐整。城南有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大街名朱雀门大街，街东为东部，街西为西部。两部各设有占地两坊的大商市，称东市和西市。商业活动集中在东、西两市，商肆、作坊多设在市内，商贾有二百二十行，买卖非常兴盛。据说公元八四三年一次失火，即烧去东市曹门以西商肆四千余家，金银财物并皆烧尽，可见商家之多。由于商贸兴隆，市上甚至有专卖穿钱绳为生的人。随着唐代长安工商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活动渐渐不限于两市。两市四周的各坊、重要道路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也出现了大小工商行业。市内朱雀门大街东部多贵族、官僚住宅，西部是商贾和民居以及寄寓的流动人口，还住有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国商人，人烟十分稠密。像长安这样街衢绳直，整齐划一，气象宏伟的大都市，不仅中国前此未有，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也属罕见。洛阳在隋时就很繁华，唐代称为东都， 是国内第二大城市。

广州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商埠。唐代，广州贸易更盛。南方的竹、布、藤、箪、药材等特产都在这里集散。行商坐贾很多，贸易发达，商贾往来不绝。每年有一千多艘外国船舶进港，侨居广州的外商数以万计。在广州任职的官吏，无不搜括致富，捆载以归。扬州位于运河进入长江的口岸，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唐时，江、淮、荆、湖、岭南等地的物产，大都在此集散，商业发达，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的富商大贾很多， 聚居在这里的大食、波斯商人多达几千人。成都是四川的贸易中心，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大商业城市。在隋代已经是商贾荟萃，能工巧匠很多，绫锦雕镂等手工业品质量良好；唐时，一年十二个月，分有专市，商业很是繁荣， 成为仅次于扬州的大城市。但也有人认为扬州不能与成都相比，说成都“人物繁盛，江山之秀，罗锦之利，管弦歌舞之多，技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侔其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①。其他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冲，也多商业兴盛。

在唐代，由于社会生产提高，交换活跃，对外交通便利，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许多国家有较密切的贸易往来，成为当时亚洲地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之一。

① 《全唐文》卷 744。

唐代和隋代一样，对外通商路线分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陆路以长安为中心，经河西走廊，过新疆塔里木盆地，越葱岭山隘，到达西域和中亚各国。通往印度诸国的陆路有三：一是由葱岭南行经阿富汗至印度；二是由四川入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三是经云南出缅甸到达印度。通往东北方各国的商路，有出中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入回纥；有从夏州（陕西大里河北）经大同云中达大漠南北；有出幽州（北京及河北武清、永清、永次等县）经辽西，渡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在这些对外通商的道路上，唐王朝建有相当便利的驿舍，也有私营的旅馆、饭店。

唐代对外海上通道，通往印度的以广州为中心，由广州或交州（今河内附近一带）出发，越马来半岛，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由此再分两路：一路经爪哇巽他海峡直航锡兰（今斯里兰卡）；一路西北行、经苏门答腊的马六甲海峡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通往中亚、非洲各国贸易的海上通道，则由广州越马来半岛，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入波斯湾；或沿阿剌伯海岸到达红海。通往朝鲜或日本的海上贸易，有从登州或莱州经辽东半岛至朝鲜、日本的航线。此外，还另有南北两条海路：南路从扬州或明州（宁波）出航至日本； 北路由楚州（治所在今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到达日本。

当时中外通商输出入货物的种类很多。大体上说，输入品主要有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吉贝、布匹及珠宝、犀象等奢侈品；输出品主要有丝织品、瓷器、茶叶、铜器、铁器、纸及土特产品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间的经济文化往还也得到较广泛的交流。至迟在八世纪初中国的纸张已传到阿剌伯，唐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造纸术又传到了中亚。波斯人称铜为“萨尔秦尼”（中国铜），称火硝为中国雪，磁土为中国土，肉桂叫中国树。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同时，中亚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也随着通商而传入中国。

唐代也进行了统一货币的工作。唐初仍沿用隋代五铢和其它古钱。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铸开元通宝。这种钱大小仿汉五铢，重二铢四絫， 每十文重一两。唐钱形状没有什么改变，但名称却有很大变化。唐以前的钱都是重量钱，以重量为名称，唐钱则改称“宝”或“通宝”、“元宝”，并冠以年号。这是中国钱币名称上的一大变化。后代不再称铢絫，而称一钱， 意即开元钱一文的重量。中国的重量标准唐以后没有改变过，清库平一钱和标准开元钱一文的重量相等。

需要指出的是，绢帛在唐代仍然当作货币使用，而且使用的程度似乎比两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至于黄金则仍作为贮藏手段，也用作价值尺度，但很少用作流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