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前期）手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

前面说过，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从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出发，曾采取过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当时农业生产有一定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也有某些进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丝织业、制瓷业和造船业。

北方和四川的丝织业一向很发达。隋朝时，今河北、河南一带是北方丝织业的中心。相州（今河南安阳）的绫纹布非常精美，是上缴王朝的贡品。四川的蜀郡（今成都）一带“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指中原地区）”①。

隋唐制瓷技术的进步比较突出。隋代制瓷业在瓷土选炼和施釉技术上都有提高。在西安市曾出土过一件隋代的白瓷天鹅壶，质地坚硬，造型美观，是我国所发现最早的白瓷器之一。此外，在发掘李静训墓（大业四年，公元六○八年）和姬威墓（大业六年）中也都发现了白瓷器。青瓷方面，所出土的青瓷器说明是以高火候烧成，硬度远远超过晋代青瓷。

① 《颜氏家训·治家篇》。

① 《隋书·地理志上》。

隋代的造船业很发达。杨素督造攻陈用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前后安置了六个长五十尺的拍竿，用以撞击敌船。炀帝杨广巡游江都建造了几千只船，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这些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龙舟为炀帝乘坐，规模最大，制作也最精。船长二百尺，高四十五尺，宽五十尺。船身分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下层供太监居住。皇后乘坐的翔螭和宫妃乘坐的浮景也都极其华美。造这样大的船，自然是需要很高超的手工技巧的。

隋王朝曾有几个著名的能工巧匠，其中石匠李春的创造最值得记述。开皇末年至大业年间，李春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建造了一座安济桥。桥为单孔石桥，全长五十四公尺，宽九公尺，桥拱跨距三十七·四五公尺。大拱上端左右各有两个小拱，这样既能减轻桥身的重量，又可在洪水时便于排水。安济桥的桥面平直，行人车马来往便利。公元七二○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桥作铭文，说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两涯（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洪水）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①。由于桥的结构良好，虽然已经过一千几百年的漫长岁月，至今仍然保持完好，屹然无恙。此外，宇文恺曾为炀帝造观风行殿，殿下置轮轴，离合便利，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成一个容纳数百人的大殿。另一个何稠，为炀帝造六合城。在攻城时，一夜间可以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能列甲士，立旗仗。前面说过，我国劳动人民在西周时已经发明了制玻璃的技术。据说何稠能用绿瓷制玻璃，与真玻璃无异。

唐朝前期国家统一，政治比较稳定，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手工业中以纺织、冶铸、陶瓷等几个部门的发展比较显著。

纺织业中的丝织业，作为中国的一项传统手工业，在唐代更为发达。当时丝织品的品种和花样都很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江南东道（今浙江、江苏）所产就有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乌眼绫、绯绫、白编绫、文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吴绫、绸绢、八蚕丝、轻容、生穀、花纱、吴绢、衫罗、宝花罗、花纹罗等花色品种。特别名贵的丝绸花纹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等。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出土了不少唐代前期的丝织实物，其中一件晕■提花锦裙尤为精巧。原锦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再于斜纹晕色彩条地上，用黄金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这件锦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丝织技术水平。前面说过，六朝时候南方的丝织业已渐次发达，但仍不能与北方相比，南方人的衣服仍以麻布为主。进入唐代以后，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上自川蜀，下至吴越，都已非常发达。蜀锦本来早在三国时已经驰名天下。入唐以后，长江中下游的丝织业自荆襄（今湖北一

①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 编第 1 册，第 29 页。

带）而至吴越（今江浙一带）也都有巨大发展。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赞及越产缭绫之美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可见越绫之工巧更胜于他种缯帛。由于江南丝织业的发展，江南道（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一带）的产量仅次于河南道（今河南、山东一带）、河北道（今河北、辽宁、河南、山东一带）而居全国第三位。

唐代前期，已有了早期的毛织业。毛织品在南朝已经出现，据称南齐文惠太子“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过于雉头矣”①。唐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官府手工业）用百鸟毛织成的毛裙两条。裙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看是一色，灯影下又是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这两条裙子，每条值一千缗。尚方又有百兽毛织成鞯面（垫马鞍物），能呈现百兽形状。自从安乐公主作毛裙，贵族妇女纷纷仿制。这些毛织品虽极精巧，但完全是供统治阶级奢侈生活所享用。

唐以前，我国内地大致还没有棉织业。在唐代，劳动人民已开始更多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除了新疆地区以外，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人民已越来越多地种棉和织布。据说唐玄宗时，长安城内卖白衫、白棉布的店铺已经有了。这个情况说明，各地所产的棉布已经不断增多。

唐的冶铸业也比以前进步。武则天曾令工匠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围一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球，高一丈。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其余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铸有山川物产图，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多斤。结构这样复杂宏伟的天枢和九鼎，自然反映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一九七○年在西安南郊出土了盛唐时候的二百七十件金银器物。这些器具都造型优美，装饰精致。其中一个镂空银熏球，表面透雕成飞鸟和葡萄纹饰，球当中可以分成两半，内部有两个同心圆机环，机环有轴，承环内的香盂，无论熏球怎样转动，都能保持平衡。从这些出土的器物分析，当时已普遍使用了简单的车床，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一九八二年年初，江苏丹徒县又出土了九百余件唐代珍贵银器，有：银酒瓮、鎏金龙纹盘、鎏金凤纹圆盒、镀金人物瓶、镀金龟形器、镀金酒令筹等。这些器物都造型生动，纹饰绮丽。其中镀金龟形器，高约三十厘米，背上连接圆筒，刻有龙纹，堆贴莲瓣，工艺精湛，造型奇巧。这些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高度的工艺水平。

唐代的铜镜制作也有进步。我国铜镜的制造由来已久，商代已能铸造，后来不断发展。唐代的铜镜更加面目一新，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发展出八棱、菱花、八弧、四方委角、海棠花等新的式样。当时扬州制镜很

① 《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著名。中宗李显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①。所谓“金花银叶”，是用胶漆在镜背上贴以金银薄片裁成的人物、花卉、虫兽的花样，再于上面髹漆数重之后，细加研磨，直至金银片纹露于平面。这就是制作铜镜工艺美术相当精巧的“金银平脱法”。近年来出土唐铜镜较多，扬州博物馆藏有近百面，大部分都较厚实，给人以浑厚富丽之感。

陶瓷业在唐代是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著名的唐三彩，是在高岭土胎（个别的也有陶胎）上施以黄、绿、青（或蓝）三种色釉烧制而成。这种三彩器的色彩美丽，形态生动，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唐代的制瓷已和制陶分开进行，成为一个专业的生产部门，产量、品种和质量都有很大发展。当时各地多有瓷窑，其中不少是名窑。南方的越窑和北方邢州的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前者生产青瓷，后者生产白瓷，都有盛名。江西昌南镇（今景德镇）在唐前期也逐渐闻名，所产青瓷和白瓷有假玉之称。陆羽在

《茶经》中分析越、邢二瓷，认为邢不如越。其实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各具特点，互有短长，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唐代前期还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是我国手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谓雕版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制成印版，在印版上面加墨，再印到纸上去。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材料的，而这些材料在公元七世纪时已经具备。首先，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两汉已经发明了纸。其次，在四、五世纪之间出现了易溶不晕的烟枲墨。加以从唐朝起，封建政府废除了六朝以来士族世官的制度，改用科举取士的办法。读书的人多了起来，对书籍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于是，雕版印刷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从现有资料看来，可以认为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前期已经出现，唐初已有印刷品。《云仙散录》引《僧图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和善男信女①。既然能用纸刻画印像，想必也能印字。公元八三五年（大和九年）文宗曾下令禁止各道私置历日板。从这个禁令中可以推测到，当时印刷日历已经普遍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传播的一项重大贡献。

唐代的手工业和过去一样，有官营和私营，后者又包括富豪经营的大手工业作坊和广大的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家庭副业。官府手工业机构庞大，分工很细。主要设少府、将作、军器三监以及下设的若干署，集中了全国“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工匠。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其最主要的业务是织纴，有工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掌管土木建筑工程，有工匠一万五千人；军器监制作军器，人数不详。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专供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队的需要，不在市场上销售。私营手工业多经营纺织、造纸、染色、冶铸等。当时的私营作坊也有规模很大的，据说定州（今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

① 《朝野佥载》卷 3。

①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 编第 1 册。第 259 页。

绫机五百张，但一般说都规模较小，最普通的还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