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国至南朝的商业一、三国两晋商业的缓慢发展

三国时期，经过东汉末年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很大摧残；同时， 三个国家相互攻战，自然也影响商品流通。所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不如两汉。

魏、蜀、吴三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曹魏统治的中原地区受战祸较重，加以交通阻隔，商旅裹足，因此，市场衰微，商业比较萧条。大致到中期以后，商业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而活跃起来。长安、洛阳本来是全国商业的中心，汉末董卓之乱被焚为废墟，曹魏时候又逐步恢复起来，邺城

（今河北临漳西南）也成了繁华的商业城市。蜀汉沿袭汉代办法，开设官市垄断商业，铁和丝织品由政府专卖。前面说过，蜀锦的质地很高，驰名全国， 远销魏吴，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至于民间商业，也比曹魏统治区活跃。据说货殖人家，锦衣玉食，商贾生活非常富裕，从中也反映了商业的相对繁荣。成都仍是西南的大商业都市。左思《蜀都赋》说成都市场兴盛，商肆罗列，货物山积，琳琅满目，可见商业繁荣的一斑。孙吴地区，由于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水上交通便利，所以商业相对说也比较发达。长江沿岸商船往来不绝。大商人“乘时射利，财丰巨万”①。商贩“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①。吕蒙就是伏精兵于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②，伪装商船队偷袭荆州成功的。不但商人货殖取利，甚至贵族官僚也公开经商。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大城市。两汉时，江东只有一个大城市吴（今苏州）。三国时期，又出现了建业（今南京）和武昌。建业原名秣陵，在汉代仅是扬州丹阳郡的一个小县。公元二六一年，孙吴自吴迁都于此。武昌原是鄂县，因地势重要，公元二二○年，孙权一度迁都到这里。这两地后来都发展为大城市， 而且不仅是军事重镇，同时也是繁华的商业都市。

这一时期，三国鼎立，争战不已，对外贸易自然不如两汉的规模，但是也未停顿。西域商人曾和曹魏进行贸易。魏明帝时，西域胡商经敦煌直抵洛阳，政府对远来洛阳的商人也给予便利和保护。在海外方面，自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二三八年）至齐王曹芳正始八年（公元二四七年）的十年中，日本使者曾四次到魏国，魏国使者也一再去日本。蜀汉也尝与大秦贸易。当时， 大秦商贾到亚洲来的，除在交趾（今红河三角洲一带）互市外，还经水路往益州、永昌（今云南保山县一带）进行贸易。这两地都在蜀境，可知蜀与大秦有贸易关系。吴国地处江南，傍江倚海，地理条件较好，对外联系也比魏、

① 左思：《吴都赋》。

① 《三国志·吴书·孙休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蜀为多。孙权曾派遣上百艘大船，装载货物去高句丽等地贸易。公元二二六年，大秦商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被问及西方诸国情形。是年，派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曾到达林邑（即占婆，越南古国，在今越南中部），扶南（位于今柬埔寨）等数十国。公元二四三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带来乐人和地方特产，林邑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自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朱应著《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对研究外国地理和风土人情有重要贡献，可惜两书于唐以后亡佚。

汉末战乱之际，经济遭受破坏，货币也陷于混乱，人民多用谷帛进行交易。直到魏文帝曹丕时才着手恢复。黄初二年（公元二二一年）恢复了五铢钱。但只行了七个月，又废钱而用谷帛。又过了十一年到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二三二年）才正式恢复了五铢钱。

蜀汉和孙吴为了筹措军费，充实府库，都实行过货币贬值。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攻入成都时，曾铸当百钱。而且钱币份量越来越轻， 后来一枚当百钱还不到半铢重。孙权在嘉禾五年（公元二三六年）铸造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公元二三八年）又铸当千大钱，后来甚至又铸当二千和当五千的大钱。赤乌九年因人民反对才收回大钱。这种货币贬值，自然都是对人民赤裸裸的掠夺。

西晋统一全国的时间很短，但这短暂的时间里，商业也呈现出一些活跃的景象。泰始二年（公元二六六年）晋武帝的诏书里曾说到：当时“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①。这时候，在商业活动上的一个特点是，贵族官僚经商的很多。如晋代著名大官僚石崇“百道营生，积财如山”②；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 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苦不足”① 。刘胤领江州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②。官僚多经商的情形，一直到南朝时都是如此。西晋鲁褒曾作了一篇《钱神论》，谈到时人对钱的崇拜， “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③，钱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反映了西晋商业货币经济的某些活跃。

东晋时候，江南和北部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南北贸易自然不可能通畅。但东晋所处的江南地区，社会生产在孙吴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所以东晋和以后南朝的商业都比较活跃。

东晋时期，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里有四个市，秦淮河北岸还有大

① 《晋书·食货志》。

② 《初学记》卷 18 引王隐《晋书》。

① 《晋书·王戎传》。

② 《晋书·刘胤传》。

③ 《古今图书集成》第 704 册，第 48 页。

市，另有小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江苏丹徒县）、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地也都是商业城市。南方水上交通便利当是商业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安帝元兴三年（公元四○四年），建康一次风灾，竟毁坏官商船只（包括外国商船）上万艘，船舶之多于此可见。

这时，除了民间商贾小贩以外，官僚经商的仍然不少。王彪之在整顿市令里说，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获取厚利，欺凌平民。其它城市，也有这种情形。能随意逃税，凌践平民的商人大概是官僚兼营经商，或至少和士人有勾结，普通商人是没有这种权势的。

两晋的货币制度很混乱，以用铜钱为主，同时也兼用布帛。大致从两晋到唐宋，布帛一直不失为一种交换工具。史书上没有提到两晋曾经铸钱，西晋大概使用古钱和曹魏的五铢钱。东晋自“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① 。比轮是形容其大，这种比轮大钱大概是指孙权的当五百和当千大钱。中等的四文大概是说这种钱一文可当四文用。沈郎钱应当是指沈充所铸的小五铢， 其重量只有一二公分。当时钱币的数量不多，所以购买力比孙吴时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