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货币制度和纸币的产主

商业的兴衰和货币的流通有密切关系。

在唐代，钱、帛都作为货币使用。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铸“开元通宝”钱，每十文重一两，每文一钱。这种钱形制匀称，轻重适宜，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是制钱的标准。黄金主要只作为贮藏手段，有时也用作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但这种情况是不多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适应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换的需要，白银也逐渐作为货币使用。大致在唐末到五代阶段，白银正式成了货币。虽然白银的使用并没有经政府明令认可，但事实上它已取得了货币的地位。

这一时期货币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是纸币的产生和使用。

中国最早开始使用的纸币是北宋的“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在北宋产生是有其经济背景的。首先是宋代商业发达，不但需要更

多的货币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其次，五代以来，地方割据，货币流通也有一定的区域，不仅行使的钱币不同，并且不准运钱出境。有的地区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不便，迫切需要产生代替物。

“交子”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在还没有定论。在北宋淳化五年（公元九九四年）李顺起义之前，四川的商民已使用“交子”。四川使用铁钱，铁钱

② 《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分量重、价值低，携带极为不便。商民就自发地产生了以纸制的符号来代替铁钱流通。后来发展到由十六家富商主持发行，官督商办。发行“交子”的富商称交子铺或交子户。由于这些富商把收进的现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①北宋政府乃于天圣元年（公元一

○二三年）收归官府发行。同年十一月在成都设“交子务”，负责“交子” 的发行和兑换。

“交子”发行初期，由于发行额、流通时间和地区都有一定的限制，并有定额的发行准备金能够兑现，因此使用情况尚好，对商业往来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边地用兵，政府财政发生困难，“交子”的发行数量和界数（当时规定“交子”发行每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最高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多缗，界满就持旧换新）都超过规定。庆历年间（公元一○四一至一○四八）流通区域已超出川蜀，在陕西发行没有兑现准备金的“交子”六十万贯，引起“交子”贬值，物价上涨。徽宗崇宁四年（公元一一○五年），改变“交子”名称，将发行的纸币定名为“钱引”，除闽浙湖广外，“钱引”可通行于诸路。后因战争开支浩繁，“钱引”发行额不断增加，引起通货膨胀，又没有发行的准备金，原规定一千文为一缗，后来一缗只值几十文钱。

宋室南渡后，由于财政困难，因而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取得收入。南宋最初发行的是“关子”，后一度改为“交子”，但流行最多的则是“会子”。嘉定二年（公元一二○九年）“会子”的流通额达一亿一千五百多万贯，比最初发行时增加了三十三倍，引起了物价上涨。景定五年（公元一二六四年）时，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贯尚不能买一双草鞋，物价上涨的程度可想而知。

纸币的产生和应用，把货币制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宋王朝以大量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从而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一二六○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丝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二是“中统元宝宝钞”，面额自十文至二贯，共十种。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在初发行的一、二十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年），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十七年

（公元一二八○年），纸币就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至元二十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时，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在这一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新钞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一三五○年）又

① 李攸：《宋朝事实》卷 15，《财用条》，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232 页。

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两贯或铜钱一千文。这次发行根本未提准备问题。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人民只好用铜钱、白银或实物相交易，公私积存的钞币视同废纸。元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市场的实际需要和人民的痛苦，滥发纸币以维持浩大的财政开支，终于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恶果，加深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也给正当商业活动带来了种种困难。元王朝建立以后曾几次明令禁止金银的流通和买卖，但并无实效。事实上，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多有用银的。这时使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