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唐（后期）至元代的赋役制度一、唐后期的两税法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这一赋役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中叶，均田制彻底弛坏，这样，租庸调也就非改变不可了。据《通典·食货七》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全国总人口为五二、九一九、三○九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四四、七○○、九八八人之多， 不但少数人负担畸重，同时国家的租庸调收入也大为减少。为了筹措收入， 于是户税钱和地税、青苗钱等就日益加重。同时，地方又采取了种种搜括办法，各地封建割据势力都自谋收入，随意征敛，中央政府的收入却寥寥无几。

针对当时财政制度极为混乱，而均田制又已废坏的情况，为了保证封建政府的收入，德宗时的宰相杨炎就提出了两税法的建议：“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 使无侥利。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 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①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正式公布了推行两税法的命令：“令黜陟观察史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 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月，大赦天下， 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②

根据以上文献和有关史料看来，两税法的内容约有以下各项：

第一，过去以授田的人丁为租庸调的负担人，两税法则以户为负担人。不问主户（土著居民）、客户（外地迁来者）一律纳税。

第二，两税法以原来的户税、地税为基础，租庸调和其它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因以户税、地税为主，故称“两税”，也即杜佑所说：“建中新令，并入两税”①，但也有人认为“两税”的名称源自夏秋两征。

第三，两税以民户的资产分九等为标准征收，没有主户、客户、丁男、中男的区别。鳏寡孤独贫穷人家可以免税。

① 《旧唐书·杨炎传》。

② 《唐会要》卷 83，第 1595 页。

① 《通典·食货七》。

第四，行商按其收入三十而税一。

第五，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

第六，庸并入两税，以赋税代替徭役，因而人民免除了正规的徭役。第七，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六月为止，秋税十一月为止。

两税法实行以后，毁誉不一。杜估在《通典》里说它是“适时之令典， 拯弊之良图”②，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也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两税乃不可易之法”③。而郑樵的《通志》却说两税法导致了以后的横征暴敛④。尤其是德宗时的宰相陆贽在给德宗的奏疏中，强调租庸调是理想的赋役制度， 而实行两税法完全错误，并举出两税法的种种弊端⑤。因此，对两税法应有一正确的评价。

应该知道，租庸调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在两税法颁布以前实际上早已行不通了。对此，《文献通考》就很正确地指出：“陆宣公（陆贽）⋯⋯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 使贫富等而后可。”①当然，在实行均田制条件下也并未“均天下之田”， 贫富也绝对不等，但是无论如何总要在一定程度上授给农民以土地，假如众多的农民根本没有土地可以耕种，那么，如何能普遍地按人（或户）征收同等数量的租庸调呢？因此可以说，废除租庸调行两税法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

两税法在制度规定上也有一些应当肯定的优点：

一、两税法规定按贫富（资产）分九等征税，相对说比租庸调以丁身为本的办法公平合理。此外，过去由于唐中叶以后人口流动很大，形成负担赋役的只有少数人，新法规定不论主客户一律纳税，负担也比较平均。

二、两税法规定行商按收入三十税一，使所纳与居者均，这样，税收负担也比较均平。

三、行两税法后，加强了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权力，“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②，整顿了财政制度，大体上消除了建中以来财政上的混乱局面。

四、两税法免除了徭役，而以赋税代替，有助于生产的发展，这也是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

五、行两税法后，租庸调和各项杂税都并入两税，人民的财政负担虽然没有减轻，但是纳税项目减少，时间集中，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 的情况，因而人民得到很大便利。

② 《通典·食货七》。

③ 《文献通考·田赋考三》。

④ 《通志·食货略二》。

⑤ 参见《陆宣公奏议》卷 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

① 《文献通考·田赋考三》。

② 《旧唐书·杨炎传》。

以上所说，是两税法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两税法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两税法实行以后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是两税以外，仍有种种加征。行两税法时，一方面并进了过去的各种苛捐杂税，以满足封建王朝的财政需要；另一方面，为了整顿财政制度， 加强中央的控制力量，又明令：“此外敛者，以枉法论”。但问题是，苛捐杂税的是否存在和继续产生，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不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单凭一纸法令是禁止不了的。所以，行两税法后不久，建中“三年五月，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剑南四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①这还是见诸法令的加征，此外各地的自行非法苛敛就更多了，“大历中非法赋敛，⋯⋯ 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②。

第二，两税法规定除田亩税部分征粮外，其它征钱。但国家支出用布帛处甚多，于是又令人民折合为布帛交纳。建中年间帛价不断下跌，完税的钱数虽然未变，而人民的实际负担却大为增加，“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③。由于帛价下跌，人民负担凭空增加一倍。政府除了折征布帛以外，也折征其他物品，“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糜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④。足见在这种办法下人民受的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两税法规定以税代役，这一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这种办法只维持了十几年，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徭役加到了人民头上。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两税法的实行是符合均田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制度本身也有不少优点，但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不改变，改革自然不能彻底，因而实行后不久，各种苛敛又重行征收，人民的负担仍然继续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