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秦汉的农业一、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大致从战国到两汉，北方一直比南方发达。自魏晋开始，北方战争频繁，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不断南迁，所以经济重心也渐渐南移，南方的农业逐渐赶上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的农业生产已明显超过北方。不过，北方的生产并未停滞，也仍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战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解放了被桎梏的生产力，使农业生产（也包括其他生产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战国时候，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农田水利的兴修、农业技术的某些改进， 促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有较大的提高。

前章说过，春秋时铁农具已逐渐使用，到了战国，铁农具更加普遍。《山海经》中所记载有明确地点的铁山共三十七处①。考古材料说明，北自辽东半岛，东至海滨，南至广东，西到陕西、四川，包括当时七国的主要地区， 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一九五○年发掘的战国魏墓，曾出土了七十多件铁制兵器和九十多件铁制生产工具，其中铁农具有犁、铧、锄、铲、镰等。河北石家庄庆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这个遗址中全部出土的铁、石、蚌工具的百分之六十五。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更占全部出土农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战国时期铁农具已在农具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对农业生产中的犁耕、深耕细作、田间管理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战国时期，兴修了不少重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中游的灌县。原来岷江流经高山深谷，水流湍急，到成都平原后，流速骤减，所夹带的大量泥沙碎石随着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当夏秋雨季到来，水势暴涨，灌县以下常常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守李冰组织人民修建了防洪、灌溉和有利于航运的都江堰。其办法是用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满装鹅卵石，沉入江底，在岷江中筑起分水堰，把岷江分成两股。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称外江， 是岷江的主流，供交通运输。这样，既可免除水患，又便于灌溉和航运。都江堰可以灌溉农田三百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丰产地区。相传都江堰调节水流的六字诀——“深淘滩，低筑堰”，即李冰所创，后人曾把这六字诀刻在内江东岸为纪念李冰而建的二王庙石壁上。

另一著名水利工程是秦王政时候修建的郑国渠。郑国是韩国的著名水工，后来到秦。在他的主持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组织了数十万民工兴修了

① 参见《山海经·五藏山经》。

引泾水入洛河的水利灌溉工程。它引泾水中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起着冲刷耕土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干渠长达三百余里，灌溉面积合今二百多万亩，既便于交通，又使关中成了肥壤沃野。

此外，战国初年西门豹担任魏国邺县（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 县令。过去漳水常泛滥成灾，他到任后破除了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动员民工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变害为利，引漳水灌溉了这一带的农田。

除了这些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以外，还修了不少陂塘，凿井汲水灌溉也有发展。在中原地区采用了运用杠杆原理的桔槔来汲水，代替了过去抱汲瓶灌溉的笨拙方法。桔槔的结构是，在井旁的木架或树上用绳固定一根横木， 木的一端系桶，另一端系石块。汲水时由于运用了杠杆和坠石的作用，比较节省劳力。

这一时期，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和水利灌溉的发展，从而开垦了大量的荒地，提高了耕作效率。战国时候，韩、赵、魏三国的垦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中原地区的荒地大大减少。秦国从孝公商鞅变法以来也很重视垦荒。到秦昭王晚年更用分给田宅、免除徭役等办法招徕三晋（韩、赵、魏） 之民到秦开荒，使秦国的荒地迅速得到开垦。

战国时候，不但牛耕进一步推广，并且还使用马耕。耕作技术出现了变化，进行了深耕。《孟子·梁惠王》说：“深耕易耨”，“易”是快速的意思；《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经推行。人们对土壤的知识已很丰富。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把各地区的土壤分为九等。雍州（今陕西中部北部，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的土壤属于上上等，冀州（今山西、河南黄河以北以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地区）属于中中等，而华山以西、长江以北的梁州和长江流域的荆州、扬州的土地都属于下等。当时长江流域还没有很好开发。

这时的粮食作物最主要的有：（一）粟，即小米，是五谷中主要的一种。生长在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战国时代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二）黍， 即黄米，也产于北方，收获量较粟少，也较珍贵。（三）稻，生长在长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北方也有生产，但产量很少。（四）麦，有大麦、小麦的不同，是北方人民的食粮。（五）粱，即高粱，是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耐干旱，杆可作燃料①。（六）菽，即豆，战国以前通称为菽，又有大菽，小菽之分。大菽即今之大豆。菽和粟同为当时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

（七）麻，麻皮是纺织原料，古时麻子也可作为食粮。关于当时的粮食产量， 据魏文侯相国李悝的估计，战国初年一亩田通常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四倍，即六石；中熟可三倍，即四石半；下熟可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

① 参见胡锡文：《古之梁秫即今之高粱》，《中国农史》1981 年第 1 期。

中饥可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①。战国时一亩，约当今亩的百分之三一·二。战国时一石，约当今制的二市斗②。推算下来，可知战国时一般年景下，今一市亩的田地约可产粟九斗六升多（市制，下同），最好的年成，可以生产三石八斗五升。李悝还谈到，精耕细作的每亩可增产三斗，怠于耕作的则会减产三斗（合今制每市亩增加或减少一斗九升多）。按今一市亩计算，勤耕和不勤耕的产量，要相差三斗八升之多。

总的说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战国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生产是有较大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