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的农业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清的农业生产比前代有所发展。

明初和清初的封建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民和农业生产问题。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 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②朱元璋以及明初的其它统治者实行了一些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前所述，洪武元年曾命令人民开垦荒地，即归己有，作为永业。后来，也多有鼓励百姓垦荒的措施。自此以后，民人垦田者日见增多，明初还广行屯田，屯田区遍及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直隶、淮安、宁夏、四川、云南，以及其他各边卫所。永乐后以，屯田地区“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①

在明代，劳动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据洪武二十八年（公元一三九五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余处②。神宗时，首辅张居正曾经任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和淮河。当时黄、淮经常决口，破坏漕运，淹没农田。潘季驯采取了“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杜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六项措施③ ，改变了两河经常泛滥、漕运不通的情形，使数十年来的弃地变为耕田。

由于鼓励农民垦荒、广泛兴屯和兴修农田水利，所以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全国耕地只有三六六、七七一、五四九亩，后来逐渐增加。公元一四二六年上升到四一二、四六二、六○○亩， 公元一五七八年上升到七○一、三九七、六二八亩，明末崇祯年间（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又提高到七八三、七五二、四○○亩④。洪武十四年的人口为五九、八七三、三○五人，永乐元年（公元一四○三年）增加到六六、五九八、三三七人。明朝后半期的人口数在六千万上下。天启六年（公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七月。

① 《明史·食货一》。

② 参见《明太祖实录》。

③ 《明史·河渠志二》。

④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10 页。据有关史籍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和万历三十年的土地面积数字很高，分别达到八亿五千余万亩和十一亿六千余万亩。这两个数字的统计方法可能有问题。大概包括了荒芜土地在内，并不全是垦田，也可能由于各地亩法计算不同。参见梁书第 337—338 页。

元一六二六年）更降低到五一、六五五、四五九人①，从统计数看，后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但这多半不是人口的真正减少，而是与隐匿有关。

在明代，犁、锄、杈、镰、水车等主要农具已很齐备。生产技术无论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时的耕作方法已经推广了稻、麦参种、麦田条播和一套精耕细作的种植法，这就是“土欲细， 沟欲深，耙欲轻”。耕作方法的改进，既使同一数量的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 又使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可能提高。这时的农业生产很讲究肥效，明代已经总结出了人粪与牛粪、猪粪、羊粪等厩肥的功效孰优孰劣的看法。“种田地肥壅最为要紧，人粪力旺，牛粪力长，不可偏废。租窖乃根本之事，但近来粪价贵，人工贵；载取费力，偷窃弊多，不能全靠租窖，则养猪羊尤为简便。古人云：‘租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则养猪羊乃作家第一著。”

②文字的总结是实践的结果。关于人粪和厩肥的比较，以及对种田和养猪羊

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农民种田实际经验的反映，也说明了当时已经普遍使用厩肥的事实。

在明代，水稻产量一般是亩产二到三石，个别地区可达五、六石③。张履祥在《补农书》卷下里说，桐乡“田极熟，米亩三石，春花（麦）石有半， 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看来亩产二、三石是比较一般的产量，亩产五、六石已是高产田了。明亩一亩当今

○·九市亩，一石当今一·○七三七市石①。若以亩产米二石半计算，则一市亩的土地可产米三市石弱或谷四·二六市石，可见明代的单产已比前代提高了。由于耕地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粮食的总产量也不断增加，永乐年间“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②。这么多的仓储粮食，自然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

清初生产凋敝，土地荒芜。当时，清统治者从其利益出发，也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顺治初元，令山西新垦田免租税一岁；而河南北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允巡抚罗绣锦言，俾兵课垦。二年，顺天行计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亩，牛具、籽种官资之。又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10 页。

② 张履祥：《补农书》卷上。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93 页。

③ 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 3 册，第 198 页。

① 关于明代的斗量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5

页。

② 《明史·食货志二》。

满兵，给无主地令种。”③除此以外，秦、豫、庐、凤等地先后著令准垦。内地以外的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岛、台湾等省都实行了鼓励开荒的政策，边疆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垦地面积也有了扩大。以东北地区来讲，原来吉林乌拉地区，主要是八旗贵族和一般旗人的占有地。后来由于关内流民大量进入该地区，八旗贵族和一般旗人就利用这些流民进行开荒，耕地面积也因而增加。

清初，在水利兴修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水利工程较多是在康熙朝进行的。明末清初，黄河下游堵塞，多处决口，黄、淮合流，两岸农田受到严重灾害，运河交通也受阻塞。康熙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组织广大民工用了十年的时间终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了水患的威胁。康熙时广大劳动人民还完成了对永定河的修浚工作。永定河原名浑河，在北京附近，含沙量多，极易泛滥。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对它进行修浚，主要工程是开掘了一道二百余里长的新河道，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其它各地，劳动人民也都兴修了不少水利事业。

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也逐渐扩大。清初的耕地面积比明末降低很多。明末崇祯年间（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 耕地为七八三、七五二、四○○亩，清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下降到三八七、七七一、九九一亩，后来又逐渐上升。康熙年间（公元一六六二

——一七二二年）恢复到六、七亿亩。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又提高到八九○、六四七、五二四亩。鸦片战争前不久的嘉庆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又有降低，为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①。在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 人口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顺治十二年的人丁数是一四、○三三、九○○。需要注意，这里的数字是成丁（十六至六十岁的男子）数，而不是人口数。若以每家五口，有一两个男丁计算，则总人口数约为四、五千万。康熙年间的平均男丁数约为二千一、二百万。雍正二年，成丁为二六、一一一、九五三人，总人口约为八、九千万。乾隆十八年人口超过了一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又猛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人①。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的这两百年间，耕地增加了约一倍，而人口却增加了七、八倍，人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耕地的增长速度。清初以来，虽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但若以每人平均亩数计算，则不但没有增加，相反地还在不断减少之中。

③ 《清史稿·食货志一》。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 页。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 页；并参见孙毓

棠等：《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 1 辑。

关于清代的粮食亩产量，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说：“苏民精于农事， 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清一石合今一·○三五五市石②，一亩合今○·九二市亩。依此计算清代苏州一带丰年每市亩可产米三·一石（折谷四·四市石），麦一·二四市石。中年可产米二·○七市石、麦七斗二升强。江南土地肥沃，中原地区的亩产当较此为低。大致在江南、湖广、四川的好田，产量一般可达两三石。但也有产量更高的，如湖广的黄梅、荆州，江浙、福建的某些地区，上田可亩收五、六石至六、七石。湖广从明末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