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人、商业、商镇第一节 商人和商业

商人阶层的基本概况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仍，各地商业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康熙中叶，清朝的政治统治全面稳固，社会生产也从恢复期转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乾隆盛世，才出现全国性的商业繁荣。嘉庆、道光之际，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内市场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正如龚自珍所概括的：“五家之堡必有肆， 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①，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商品市场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了。

商业的持续繁荣是商人阶层日趋稳定的表现。

最活跃的是徽商。徽州人外出贸易的传统根深蒂固：“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① 故“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②。其经营的种类很多。

其次是晋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途中的上谕指出：“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③然而晋商的活动地区也并不限于吴越。

再次是陕商。“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④。陕商在江浙地区经营棉布业，历史悠久，规模并不亚于晋商。此外，陕西邻近四川，当时蜀中移民，首推湖广，陕西次之，因而陕商在四川颇有势力。清代前期，四川井盐发展较快，但“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⑤。自流井的钱庄业肇始于雍乾之际，大半为陕商操纵，著名的西秦会馆（今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亦为陕商集资修建，捐银商号多达 152 家。他们既投资盐井钻凿，又从事井盐贩运，两者皆获利甚丰。

江苏的洞庭商人别具一格。乾隆初年，有记载称，西洞庭三十余湾，居民万余户，东洞庭二十余湾，约三万余户，“乡里之间，衢巷曲折”⑥。翁

① 《龚自珍全集》第 1 辑《平均篇》。

①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 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

②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 6《宗征君墓幢铭》。

③ 《清圣祖实录》卷 139。

④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 1《宗周游记》。

⑤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7。

⑥ 陈大受：《备陈太湖情形疏》，见《皇清奏议》卷 43。

氏、席氏，均为洞庭望族，不仅广占田园，而且累世货殖。清人文献，或称“山中大姓，类以商旅纤啬起家”⑦ ；或称其地“人多饶于财，四民之业， 商居强半”⑧。

浙江的宁波商人很有特色。一方面，宁波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 民物殷阜，本身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旧称鱼盐粮食马头。”①另一方面，“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②，说明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客商，同时也刺激了土地价格的上升。这些因素又促使宁波商人把目光转向外地，利用积聚的货币财富去开辟新的市场。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各省，都有宁波商人的足迹。乾嘉时期，北京著名钱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统称“四恒”号，“均系甬商经纪⋯⋯ 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③。京中洋货庄、粮食铺、典当铺以及九城富户、政界显贵，都和四恒保持金融来往，因其“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④。

商人多是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例如徽商，“徽州富甲江南，然人众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⑤。江苏吴江，“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不能五亩，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⑥。至于地主弃农经商，往往兼有商人和地主双重身分。洞庭严舜工，“严氏之先，则士商相杂，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

⑦。刘秉恬，洪同人，以举人官四川总督，其家系布商，资财巨万，人呼之

为“梭布刘”。邵厚庵，大兴人，乾隆初，以拣选出任黄陂知县，后官苏州知府，其家于北京开设银号，都中呼为“邵行”。毕沅，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官湖广总督，他的先世也以经营棉花起家①。张集馨，仪征人， 道光九年进士，曾署理陕西巡抚，其父于嘉庆十九年开设公正米行，二十四年又开设棉花店，并兼营绸缎②。在学者中，钱塘姚敬恒，曾“隐于市廛， 稍营什一之息以养家”③ 。有些人既擅长营运，又精通文墨。杭州汪氏，世

⑦ 汪琬：《尧峰文钞》卷 15《席舍人墓志铭》。

⑧ 《归庄集》卷 6《传砚斋记》。

① 光绪《鄞县志》卷 2。

② 胡德迈：《甬东竹枝词》，见光绪《鄞县志》卷 74。

③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 1。

④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04 页。

⑤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 17《江氏四世节妇传》。

⑥ 张海珊：《积谷会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 39。

⑦ 《归庄集》卷 6《传砚斋记》。

① 见批本《随园诗话》批语。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9 页。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 26《姚敬恒先生事略》。

代经营盐业和典当业，号称汪百万，同时藏书甚富，闻名浙西，四库进呈本中，有不少即为汪氏振绮堂所献④。程晋芳、江鹤亭、马曰璐等等，也一面经商，一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文坛名流。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 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雠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有术数，而忠信之说用之于货殖，则以为立穷”⑤ 。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可惜这样的材料比较稀少，也许它正好表明，日益壮大但仍旧处在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清代商人阶层还没有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