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

清代宗族首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 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①。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 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 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①。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发生过变化。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雍正五年，江西永新县发生

③ 《荥阳郑氏续修宗谱》卷 3《四琏子格言》。

④ 《越州阮氏宗谱》卷 19《家训》。

⑤ 《金沙庄氏族谱》卷 3，道光时定《家规》。

① 《中湘下砂陈氏族谱》卷 4。

①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杨氏宗谱碑序》、《宗谱碑记》。

了朱伦三同侄致死其屡次犯窃的弟弟的案件，刑部认为朱伦三应处以流徙的刑罚，雍正帝则认为族人犯法，使其伯叔兄弟受连累，尊长族人将其处死是“剪除凶恶，训戒子弟”，“亦是惩恶防患之道”②。不当拟以抵偿，将朱伦三的流徙罪宽免，并建议今后以此为例，于是九卿根据皇帝的旨意，定出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抵之例。国家承认宗族私法惩治族人以致死的权力， 表明雍正帝完全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态度。

清朝对族权处死族人的公开承认，使得族权膨胀。乾隆帝上台伊始，便对宗族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规条、碑记，贫人有犯， 并不鸣官，或用竹篓沉置水中，或掘土坑活埋致死，还勒逼亲属写立服状， 不许声张，种种残恶，骇人听闻。对此他提出，如果有不法之徒，应当呈送政府官员，治以应得之罪，不能随便草菅人命，要求江西省“严加禁止”③。乾隆帝的这一措施，表明了他对雍正五年条例的否定态度。接着，乾隆二年两广总督鄂必达奏称，宗族贤愚不一，如果恃有减等免抵之例，相习成风， 族人难免有冤屈者，请求删改。刑部同意，并指出“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 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①。于是将旧例删除。尽管如此，乾隆帝仍要求宗族发挥管理族人的功能。乾隆五年他针对游民问题，要求父兄族党严加管束不守本业之人，“不遵约束者，量行惩治”② 。这就等于说，承认宗族要求族人守本业做好一名“四民”、反对成为游民的职业要求，并予这些宗族私法以政权的支持。乾隆帝的“量行惩治”，没有严格的标准，等于承认族权对族人实行除处死之外的惩治权力。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缵绪提议宗族致死有辱身贱行的族人，可否仍旧量行减等，乾隆帝则表示政权可代替族权惩治“不法之徒”，反对宗族任意处置族人。

乾隆帝的上述政策，也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执行。如前述合肥杨氏宗族乾隆十九年所定规条中，有处死大逆不孝子弟的内容，在嘉庆十五年，鉴于族人不听约束，请县政权批准祠规，本来这是为了加强对族人的管理，但呈请的祠规中，只规定：有匪类不安分者，该祠长率众牵祠内责罚，没有涉及到处死权问题，这是因为，乾隆规条只是宗族内部掌握的“私法”，嘉庆祠规需要官批，而政府不承认宗族致死族人的权力，所以在呈请的祠规中便没有了宗族处死权的内容。总之，清廷希望宗族法规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之下，有限度地管理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