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奴隶占有制的保持

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彝族及其影响所及地区保持奴隶占有制的，可以下列三个地区为代表：一个是包括水西（今贵州大方）、建昌（今四川凉山一带）、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地的云、贵、川三省毗连地区；一个是云南省元江、新平县的鲁魁山一带；一个是贵州安顺府（今安顺一带）彝族土司控制下的布依族分布地区。只有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迄至 1840 年仍然保存下来，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继续有所发展。

清代初年，凉山腹心，除少数平坝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农业早有发展外，其余大部分山区仍然“箐林丛密”①，“住牧原无定所”。②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腹心地区“生番游牧其间，并无定址”的情况，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游牧无定址的生产力不发达状况，决定了那些没有受过土司封号的所谓“生番”，实即黑彝家支统治地区，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邻近产粮区居民包括汉人的劫掠。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越巂卫邻近地区的“阿羊”彝族，“抢夺绑虏，为害甚多”。乾隆十五年（1750 年），凉山彝族“每每有此处蛮人，私窃彼处蛮人牛马及虏绑人口，甚至潜赴内地窃取汉人牲畜，或于柴山见行人寥落而被掳夺者。”①随着凉山边缘地区汉族居民的日益增加，特别自嘉庆元年（1796）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以后，川东、川北一带的大量汉族农民涌往宁远府（今西昌）属土司地区垦荒，使“熟番” 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所增长。如嘉庆九年（1804）越巂厅（今越西）大维山一带的火山，就是以“宁远府属夷人”雇内地汉民“承佃火耨”而得名② 。随着锄耕与犁耕的进一步开展，道光十八年（1838），凉山一些地方已是“一

① 蔡毓荣等：康熙《四川总志》卷 34，《木政》，康熙八年二月初四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报采运楠木条议疏》。

② 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四川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 1673

号。

① 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四川建昌镇总兵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

1688 号。

② 嘉庆九年二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勒保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 1690 号。

半老林，一半垦地”③。垦荒的汉佃与彝族群众之间“百余年来彼此相安无事”④，即在土司保护下不受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劫掠。但这并不说明这类地区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废除。这是因为：第一，这种由汉佃直接向土司承租土地的租佃关系，仍然是一种奴隶制的剥削关系，以 1797 年由云南进入凉山交脚、三湾河一带垦荒的汉佃张照福等为例，他们向彝族河东土司安世裔承租土地，不仅要向土司上佃纳租，并且要受黑彝八吃（八且）与土目阿什（阿硕）家一再的借口勒索。租谷的交纳也是随时加码，“诸多不法”①。第二，早在康熙四年（1665）七月，康熙帝根据贵州总督杨茂勋的奏疏交“下部议”：凡属苗彝各族“自相仇杀”，没有侵犯清政府所派流官统治的地方，止须照旧例，“讲明曲直⋯⋯处置输服，申报存案”②。这种办法一直沿袭下来。这就是说，彝族奴隶主阶级仍然可以在内部进行冤家械斗，或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劫掠人口财物，不会受到清王朝的干预。这样的“下部议”只要付诸实施，当然同样适用于“熟番”与“生番”地区。随着十九世纪初年以来“熟番”地区的普遍开垦与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原来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特点就逐渐发生变化。十九世纪末年，凉山东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彝区，已经是农业发达，只有山顶和山坡上才有荆棘林，汉人称之为老林，其余地方则种上庄稼。同时他们还“经营畜牧业以供自己消费，有大片的牧场和大群的奶牛、羊子”③。这表明农业已经有超过畜牧业的发展趋势。

在生产关系方面，彝族奴隶制的发展，也是和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发展分不开的。随着建昌、雷波等地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发展，首先是在汉族商民大力经营下，矿冶业包括铜、铅、银等矿得到开采，至十九世纪末，矿硐就达十四处之多。这就大大刺激了上述汉族与其他民族地区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也大大刺激了凉山腹心地区彝族奴隶主阶级的贪欲。随着凉山边缘地区驻防官兵的外调镇压白莲教起义与防务的空虚，凉山彝族奴隶主至边缘汉族居民区频繁地掠夺。他们“掳掠汉人，并不杀害，只图带回代为种地力役之用，并闻有转卖他族番人以图获利者”①。

凉山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出掠，嘉庆七、八、九年间，大抵先在东面的雷波、马边、峨边，继而发展至西面的越巂等地区。道光年间、再发展至凉山

③ 光绪《雷波厅志》卷 28，《边防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刘晸昌奏边夷情形疏》。

④ 嘉庆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常明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 0879

号。

① 《昭觉开山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 133—134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6，页 3。

③ 亨利·称尔迪埃著，张良春译：《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 年第 1 期。

① 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勒保奏》（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 1689

号。

腹心的“巴蛮”，与云南东川府巧家厅（今巧家县）所属江外二十一寨的“滇蛮”“互相勾结，时出滋扰”②。光绪年间，更进一步发展至“巴蛮”渡过金沙江，前往云南的永善与巧家劫掠。清朝末年，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出掠有增无已。他们“连年捆掳边民，互相转售。购得之家，驱使同于马牛，桎梏甚于囚虏。偶有脱逃，又落于他夷之手，视为奇货，虐使如前。又以所获妇女，强使匹配，所生子女，谓之娃子，使为服役，如此裹胁，渐致强大”③。这样，宣统元年（1909），凉山沿边州县清查近三年被掳汉人数字，“有案可稽者，计被杀男妇一千六百六十余名，被掳男妇四千三百余名。除查有主名，勒令坐班夷支缴出者仅六百三十余名外，余三千六百五十余名，遂至不可究诘。抢去名（民）间牛马牲畜二万余只，什物财产丧失者又称是”④ 。这就无怪乎清末“凉山沿边各厅州县，户口凋零，较之乾嘉盛时，十不及四，疆宇日削”。而另一方面，彝区人口却有迅速的增加。雍正十年（1732），凉山地区只有“十数万彝倮”①，这时，“统计黑夷人众，不过一、二万户，而所辖白夷娃子，已至七、八万户”。合计九、十万户，约四、五十万人。

由上可见，凉山彝族奴隶制之所以从清初到清末继续得到保存，归根结底，在于存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所谓“生番”地区，以及招致汉民开垦生产力逐渐有所提高的所谓“熟番”地区。两类地区的共同点，是继续保持奴隶制的政权机关，继续维持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与对其他部落或民族的劫掠。区别在于：“生番”地区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熟番”地区基本上不虏汉人为奴。随着凉山腹心地区黑彝家支反对土司斗争的发展，将土司予以消灭或逐渐驱赶至边缘地区，就使原来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进一步扩大，便那些原系土司所辖的“熟番”地区，也变成照样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这样，到了清朝末年，原来所谓“熟番”、“生番”的概念也逐渐被废弃，而为“浅山”与“深山”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