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关雇工的规定

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律令把雇主称为“家长”，雇工称为“雇工人”。明初颁行的《大明律》中，即有关于“雇工人”的条律，禁止雇工

① 参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李文治、魏金王、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再论清代农业的雇工性质》，载《清史论丛》第五辑。

辱骂家长。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可以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要加等治罪。这种情况，至明万历年间开始发生变化。万历十六年

（1588），修定《大明律》时，在《斗殴》门。《奴婢殴家长》律后的《新题例》中规定：

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家室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①

清初，清廷曾以《大明律》为蓝本进行立法，名为《大清律》，但多原

样照搬。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增多，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修订，直至雍正五年（1740）在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才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已规定雇工为自由人格，不列入贱籍，然而，量刑仍不同于“良人”。迫于新的形势，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二年（1767）、

乾隆五十一年（1786）、嘉庆六年（1801），对《大清律》中的雇工律条文，分别进行了几次修订和补充。

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刑律，只规定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量刑，没有规定“不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怎样论罪。因此，在雇佣关系发展以后，雇工干犯雇主的案件，逐渐形成以“有无订立文券”，作为确定雇工和雇主量刑是否平等的原则。“立有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以“雇工人”论罪，对那些“未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则往往以“凡人” 论处。下面的两个实例，恰好说明清代刑律的这一历史事实。

乾隆三年（1738）四月，河南省梁玉雇在段腊梅的祖父段加信家佣工，讲定工价钱二千八百文，言明七月内先支给一半，立有文约。至期，梁玉支取工价未与，因此诸事懈怠，屡被段腊梅之父段之祥辱骂。九月二十八日段腊梅持馍喂羊，梁玉见而喝斥，段腊梅詈骂⋯⋯梁玉气忿，触及段之祥往日辱骂夙嫌，顿起杀机，用枪将段腊梅殴伤致死。刑部认为梁玉“立有文约”，所以判“梁玉合依雇工人故杀家长大功亲、斩监候律，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①。

乾隆六年三月内，河南南阳人梁天功因佃种地亩无人助力，经史汉臣说合，雇觅在南阳一带做短工度日的山东濮州人李举帮工，言明一年工价钱二千文，鞋两对，未经立约，七月初十日晚李举向梁天功索讨工价，梁天功答以收秫措办，李举需钱甚急，即与算帐辞工，梁天功不允。李举情急吵嚷，梁天功掌批其颊，李举随拔身佩小刀，扎伤梁天功心坎倒地，至十三日殒命。河南巡抚的判词是“查李举雇与梁天功帮工，并未立约，应同凡论。李举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依绞监候”②。

① 《明神宗实录》卷 194。

① “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② “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按察使永泰，奏请修改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认为当时的农村中往往有长期受雇、甚至终生受雇，而没有订立文券的雇工，由于没立文券，每当雇工“干犯”雇主时，常以“凡人”论罪，以致影响了地主的特殊地位。因此，建议刑部：规定“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照‘雇工人’定拟”。刑部接受了永泰奏折中的这部分建议，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修定后的律例条文。

乾隆二十四年的新条例，承认了未立文契、未议年限，而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不足五年的雇工，享有“凡人”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这部分“未立文券”的农业长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乾隆三十二年（1767），刑部律例馆又建议增加了另一个条例，其全文为：

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之内，有犯寻常干犯[家长之罪]，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 ，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①

这个条例，对于在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家服役的雇工规定，“虽无文契

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干犯家长，“受雇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强调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所谓“有无主仆名分”。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认作是“雇工人”的当然属性。从这个条例开始，在确定主雇关系的性质时，都是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标志。

同时条例还提出“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以及随时短雇”，只要不是“服役之人”就应“同凡”论拟的规定。有的学者曾正确的论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①。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

（1786）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

① 《大清律例集注》卷 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①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一期。

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

《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

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①

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

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 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 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