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地主的增多

康熙后期和雍正以来，雇佣劳动进一步发展，经营地主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个雇主同时雇用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长工，和在农忙时加雇大量短工的现象已日渐增多。同时，经营地主的数量也在增加。

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发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

①。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

注），骡马百蹄”②。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

① 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②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① 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 166 页。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

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 60 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0—120 市亩需长工五人，120—200 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00— 320 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00 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 175 亩，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扩展至 515 亩，其中 472 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 36 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发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 900 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 300 亩，采用租

佃方式经营，本村 600 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 20 亩地雇长工一人。①

《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 66 户，其中雇工多人

和雇工三至四人者 49 户，占总户数的 74.2％，雇工五至六人者 10 户，占总户数的 15.1％，雇工八人以上者 7 户占总户数的 10.6％。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 60—100 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 200—400 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农、佃富农、经营地主谋取利益、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广大农村为市场，为自己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

其中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租山，雇工种植经济作物。据《刑科题本》记载：雍正末年，浙江泰顺县谢起恒雇林恒山帮种蓝靛。乾隆十五年

（1750），广东阳春县颜文泽雇颜亚生、杨孔智、黄亚尾种蔗榨糖。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谢起常在浙江汤溪租山，“曾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并无工契”。乾隆二十一年（公元 1756），徐州郭

① 以上两例均见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二章。

方如雇徐恒割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 1759），贵州怀仁县刘希文兄弟雇佣四个长工租山种笋。嘉庆六年（公元 1801），江西崇义县黎林养雇叶秀兴、叶贱狗、李仕才三人帮摘茶子。嘉庆二十三年（公元 1818），福建人张庭美、张义孝父子租种族人小山树林“栽种香菰，并雇吴夏进佣工”。嘉庆二十五年（1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种烟，“雇四个人捆烟，言定每包工钱七百五十文”。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庆府巴县喻鸿彩雇万潮受并严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园，“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单云春“同短工单仍宇、单帼富、单中有、单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陈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个长工“栽造竹林，出卖竹子和笋子”等等。这些被雇去种靛、割靛、种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种烟、捆烟、种香菰、看李子、造竹林、卖竹子和笋子的雇工，他们都是为生产商品而被雇佣的农业长工和短工，他们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没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列宁认为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至其他农业作业。这些雇工是我国早期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清朝前期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