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弊政

五大弊政是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事，多系沿袭入关前之旧制。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有显著的差别，前者是缨帽箭衣，窄瘦，后者是方中大袖（士人）纱帽圆领

（官），宽大。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金国辖区人员均须统一发式服装，所据辽阳、沈阳等汉区，必令官民“削发降”。满洲（时尚称诸申，即女真之转音）人员计丁授田，多役使包衣耕种，禁止包衣逃亡，违者立斩。皇太极也继承了这些政策。

多尔衮统军入主中原后，立即圈占官民田地，分与八旗王公大臣兵丁，设立皇庄，并下谕兵民剃发易服，“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

① 《清世祖实录》卷 54，页 3、26；卷 55，页 13、14。

② 《清世祖实录》卷 61，页 16、17；《清圣祖实录》卷 5，页 23、24；《清文献通考》卷 1。

① 《清世祖实录》卷 61，页 16、17；《清圣祖实录》卷 5，页 23、24；《清文献通考》卷 1。

本朝制度”。但因汉人激烈反对，多尔衮考虑到立足未稳，恐政局震动，也不利于遣军征服各地，故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谕停剃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衣冠服制也不变动。①这对安定民心，稳定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招抚各地故明文武官员归顺。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元年十月统军出征后，异常顺利，到第二年五月，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大顺军败退湖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等省悉隶清朝，闽、浙、粤、桂等省指日可下。

然而，胜利冲昏了头脑，多尔衮却在此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坏事，竟下谕厉行剃发易服。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他谕礼部： “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著礼部传谕各地，一体遵行。②

这一极端伤害汉族人民感情的野蛮政策，激起全民愤慨，纷起反抗。剃发令到嘉兴，兵民奋杀清府尹胡之臣。剃发令到江阴，人民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去”，逐县令，起义兵，与清军血战八十三天。抗清烽火刹时燃遍大江南北。多尔衮恼羞成怒，遣军疯狂屠杀，但收效甚微。反剃发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这场斗争仍风起云涌，使他穷于应付，足足将清帝统一全国的时间推迟了十四、五年。

多尔衮、福临顽固坚持入关前落后的“满洲藉家仆资生”的农奴制剥削方式，大规模圈占官民田地，逼民投充为奴，设立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迫使上百万汉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妇子流离，哭声满路”，生活极端困难，大量死亡。被迫充当八旗王公大臣的近百万汉人包衣，难以忍受八旗贵族官员的残酷压迫，不断地大批逃亡，顺治三年数月里，逃人多至数万。多尔衮、福临沿袭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严禁奴仆逃亡的法令，规定包衣三逃者斩，窝主处死籍没或充军，邻居、甲长、乡约分别鞭责和流徙。山东平度州民人王大臣，因收留身为逃亡旗下家人的父亲王木匠，多尔衮批示：“王大臣著即处斩”，其母、弟给逃奴之主为奴，家产籍没，王木匠鞭一百归还其主，邻佑九家及百家长流放①。福临多次严厉斥责奏请减轻逃人法的汉官，强调指出“满洲将士⋯⋯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之役”，入关以前，“多所俘获”，故“日用充饶”，现在“逃亡日众”，因

① 《清世祖实录》卷 5，页 10；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郎■：《谨启为广文德，以端王化事》。

② 《清世祖实录》卷 17，页 8。

① 顺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为隐匿逃人事》。

此“困苦多端”，如不制止包衣逃亡，则“驱使何人，养生何赖”②。

多尔衮、福临长期厉行“逃人法”，勒令剃发易服，并专门下谕宣布： “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③这对汉民带来极大危害，成千上万家庭产破人亡，也严重威胁了清廷的统治。以“逃人法”而言，后果有四。其一，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史所罕见。广西巡抚郭肇基等官，因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籍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被刑部议削王爵，罚银五千两，耿仲明闻讯后于军中自尽。以审理生员吕煌窝逃一案稽迟不当，革大学士王永吉职，降一级调用，罚俸，满汉兵部尚书、侍郎、司官噶达浑等十余人分别降级、罚俸、革世职。许多汉族地主官僚或因窝逃被捕严惩，家破人亡，或被诬告牵连，倾家荡产，“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①。

其二，减少清皇朝的赋税收入，影响了役夫的来源。违犯逃人法，则家破人亡，而“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这样，斩杀越多，籍没越多，清政府赋税收入和役夫来源必将大大减少。

其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打乱了地方统治秩序。追捕、押解逃人、窝主赴京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毙”。地方官员士民因查逃人，不敢收留难民，使得“饥民流离”，“老稚僵仆于沟渠”，大量饥民冻馁而死。②时人有写诗歌叙此情景：“流民自北来，相将向南去。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穉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载，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③

其四，激起满汉人民强烈反抗，包衣连续逃走二次三次甚至四五次，出现了“法愈峻，逃者愈多”，“强有力者”“铤而走险”的形势。

这五大弊政，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灾难，也影响了清廷统治的稳定。

② 《清世祖实录》卷 86，页 1；卷 90，页 4、8。

③ 《清世祖实录》卷 28，页 11。

① 《清世祖实录》卷 88，页 18、19。

② 《清世祖实录》卷 88，页 18、19。

③ 申涵光：《聪山诗选》2《哀流民和魏都谏》，引自《清诗纪事初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