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 地

清代的爵府拥有厂七处：郓城厂、巨野厂、平阳厂、独山厂、滋阳厂、东平厂和曲阜厂。坐落郓城、巨野、曹州、鱼台、滋阳、东平、封张、阳谷和曲阜等州县。厂地不仅同屯地间存在较大不同，就在七厂之间的前四厂和后三厂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厂同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屯相连，它们之间不仅地片相连，且在管理上也同属一个屯官衙门，如郓城屯官衙门就管辖着郓城屯和郓城厂的土田、租税等事宜。爵府在统计土田数额时往往将屯厂合并计算，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大规模造册申报迷失地亩时都是把屯厂合并呈报的。从上述现象看似乎屯与厂相差不多，其实不然，屯与厂差别很大。

第一，厂地来源于多种途径，大体为新垦、投献、籍没，甚至还有用价购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厂地数额很不固定，以巨野厂为例，顺治十一年地二十四顷余，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五顷余①，屯地上则不见这种情况。

第二，在剥削形态方面，厂也较屯复杂，五屯一律征银，而厂却时而征银租，时而征收实物租，或定额，或分成，变换不定，如清初的郓城、巨野两厂征收的是银租，而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巨野厂却改为实物分成租了。平阳厂从清初开始一直采用实物分成租。独山厂因系水田，定期向爵府交纳鱼藕菱芡等祭品。

第三，屯地不分等则，均收等量银子。厂地则不同，厂地按土质肥瘠划分等级，有的厂分三等，有的则又分四等，还有的分为六等、七等，或谓上、中、下，或谓金、银、铜、铁，在征银的场合所征额数远较屯地为高，如顺治十一年鄂城厂齐秀才进地的租额为：园地亩租二钱、上地一钱五分、中地一钱二分、下地一钱①。

第四，屯地准屯户买卖，厂地不准买卖，在这里指的是佃耕者之间的买卖。“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若许其买卖交易，则侵欺

② 《孔府档案》第 3924 号。

① 《孔府档案》第 4665、4666 号。

① 《孔府档案》第 4669 号。

抵盗百弊丛生，是以严其买卖，间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

②同样，爵府本身也不能出卖厂地，虽有买进土田为厂地的例子，那只是为

了逃避国家赋税，以私充祀。

综上所述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爵府占有厂户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名符其实的地租，而不像五屯所征仅是相当于国税数量的劳动者的部分剩余劳动。二是厂的剩余劳动为爵府全部占有，不对封建政权上缴国科，厂地是免税田，是蠲免田赋的。三是厂户对厂地只有使用权，厂户不能出卖厂地，只在无力承租时可以转佃于其他劳动者，转佃只是使用权的转移。对厂地爵府同样也没有出卖权，只能以它作为剥削地租的手段，不能自由出卖。爵府所拥者仅是占有权，虽谓占有实际是所有权，历代封建皇朝并无收回祀田之令文。爵府可世代以它作为剥削手段攫取地租。厂地土质瘠薄，就是得以自由出售，得价廖廖。在数千卷档案中没发现过盗卖厂地的文字。

曲阜、滋阳和东平三厂是清初因东兵圈占了公府顺天府地而拨补的。曲阜厂地十九顷余，滋阳厂地二十七顷余，东平厂地二十三顷余。

曲阜厂等三厂同郓城厂等四厂相比，其相同点是绝大部分土田分等则征税。其不同之点是：一律征收定额租，未发现有分成租的账册；一律征收租银，不见征收实物租记录；租额远比四厂为高，有的高达数倍。曲阜下属的四厂租银如下：马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大羊厂，上地每亩二钱零五厘、中地一钱七分、下地一钱。小羊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席厂，每亩二钱四分。①从顺治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负担天棚、花炮、林柴等差，派长甲、小甲管理土田租佃、收租、解运等。

三厂同四厂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剥削重，地租高。原因之一是土质不同， 郓城、巨野、曹州等州县临近黄河，而黄河时常为灾，故土质瘠薄，而三厂， 特别是曲阜和滋阳厂坐落曲阜西北与滋阳接壤处，土质较好；另一重要原因可谓历史原因，三厂原是德鲁两藩王的庄田，在明代此二藩王征收籽粒一向很重。爵府对清初拨补厂地所征之租，为租、税之租，所谓“重新租银”。这些就是形成三厂地租高、厂户所受剥削重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