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部门的增多

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①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 16《糖》。

② 乾隆《澄海县志》卷 19《生业》。

③ 乾隆《赣州府志》卷 2《物产》。

④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 1《备考》上。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 23《杂记》上，《换绵花》。

⑥ 咸丰《南浔镇志》卷 24。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 257 页。

⑧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85《实业考》。

⑨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 3《记机业》。

⑩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 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

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①。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②。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 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③。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④。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①。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②。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 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③，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 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④。而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② 光绪《仙居县志》卷 1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③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 19《拾补》。

④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 183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 6 页，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② 康熙《苏州府志》卷 2《风俗》。

③ 民国《吴县志》卷 51《物产》。

④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 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⑤，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①。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①。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② 。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③ 。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是有命焉”④。这种铁场已经是

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 6《异闻记》。

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 42 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 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②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 5《乡俗志》。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 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④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 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 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⑤。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 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①。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 雇募匠役”② 。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③。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 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④。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⑤。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① ，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②，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

⑤ 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 9《山货》。

② 《清代的矿业》第 518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 11《策略》。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 9《山货》，卷 11《策略》。

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

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②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 14、15、48、49 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③。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 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④。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 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 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⑤，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⑥ 。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⑦。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 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①。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②。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

③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 14、15、48、49 页。

④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 14、15、48、49 页。

⑤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 14、15、48、49 页。

⑥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 14、15、48、49 页。

⑦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 14、15、48、49 页。

① 康熙《宛平县志》卷 6《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 320—321 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③

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