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刘大年

评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大多数都承认，三十年来进展显著。但也几乎众口一词，不满足于现状。因此，提出了从何处突破的问题。

对此可以有各种回答。例如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钻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高理论水平；或者说，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加强专题研究。无疑地，这些都是正确的回答。然而那一些并非一时的需要、一时的任务，任何时候都要那样做。根据目前的情况，是否也可以考虑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方面来寻找突破的关键？如果可以，我就觉得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研究，做了不少工作，严中平等同志统计、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部孙毓棠、汪敬虞编，另一部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其他同志编辑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外债史、铁路史、海关史、货币史、钱庄史、民族火柴工业、民族毛纺工业、机制面粉工业、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等十几种近代经济史资料，都出版于那段时间里；专著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吴杰著）、《中国经济史略》（孔经纬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赵靖、易梦虹著）、《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孟宪章著）和湖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科书，等等。但总起来说，专题研究少，科学水平高的著作少，尚未动手整理的资料浩如烟海。最近两年来，清除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影响，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但从事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仍然很有限，显得不够活跃。一九八○年全国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一共十多次，没有一次专门讨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八月间，中美学者在北京举行的宋明清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十二月，在长春召开的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都只涉及到中国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一九八○年全国报刊杂志发表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达数千篇，属于近代经济史的，只有一百篇左右。新出的专著，多半是五、六十年代的旧著增订新印，或者是解放前的旧书修订再版。非常惭愧，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作什么研究。遇有不得已，就去照抄严中平等同志的著作。但可惜的是，有时感到可以放心去照抄的东西也未免太少。看到这一些，不能不承认经济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确实是一个薄弱环节。

说到繁难，大家会有同感。首先，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给我们留下各经济部门有系统的调查、统计材料。农业、手工业不用说，近代工业的也没有。土地改革、私营工商业改造时期的调查统计材料有现成的。但光凭那些并不足以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那些材料如何供科学研究使用，至今也还没有解决。其次，经济史的资料往往特别分散，搜集整理不易。其中除了一部分原始档案，报章杂志所载，私家见闻所录，准确性一般较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费时费事。又其次，由于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少厂矿企业是外国资产阶级开设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中外合资的，也有中国的农、工、商业情况，不见于中文记载，而见于外国人记载的。那些材料或者一时不能找到，或者找到了，必须有相应的语文工具，方能利用。这一

些，是客观上存在的所谓难点。本来任何一门科学研究，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题目，要切实做出成绩，都决非轻而易举。如果有那样的学科，那样的题目，大概那是不解决什么问题的，或者反而还有坏处。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然有那些难点，就不免要使一些人望而却步。有的年轻同志，一看到这个专业，情愿走别人走熟了的老路，去抱个不管什么娃娃，也不愿意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从这里抱个金娃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里，经济史研究显然是一个尚待克服的老大难。

那么，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怎样呢？打个比喻吧，据说从前中国人建造房屋同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把上梁看得最要紧，西方人把筑础看得最要紧，上梁要紧，就是看重最高层的部分，建础要紧，就是看重最基层的部分。这个比喻是孙中山讲演民权主义时说的。用它来说明研究历史，上梁、筑础都重要。但筑础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是讲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地论述：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社会历史发展，最后取决于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自身生存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要以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为转移。我们研究历史，寻求它运动的终极原因、客观规律性，就应当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等等，等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需要指出，那些话是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并非讲经济史的研究，不应当把它们混为一谈。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要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除了认真研究经济史，例如我们叙述近代的阶级、阶级斗争，除了切实地、系统地研究当时的农业、手工业、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具体状况，除了从这些生产、交换领域切实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不同状况、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由它所构成的阶级、阶级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试问我们又从何处来保证那些叙述的基础是牢固的，确实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呢？从这个角度，又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那些话，恰恰也是说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近代史上所有重大的革命斗争，我们都能作出一个大致的、基本的评断。如说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大多数讲近代史的人，一直采取这些评断。原因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现有成果、有关资料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一个大致了解，它们足以支持这些评断大体上站得住脚。反过来，在另外一些重大问题上，又分歧、对立。例如洋务运动是“进步的”运动，还是推进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反动运动，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戊戌变法算不算改良运动？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到底谁有功，谁有过，是否走立宪派的道路中国会发展得更快，乃至已经达到近代化。单是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状况、特点和历史过程。不论从哪方面看，近代史研究里，经济史研究，都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那不免会象孙中山说的中国人造房子，看重上梁，轻视筑础。尽管他可以建造起崇楼杰阁，长廊大榭，碰上几级地震，难免有裂缝、坍塌的危险。所以我们还是应当象西方人起房子那样，筑好基础重视最基层的部分。

恩格斯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旧的历史著作说过这样的活：“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3 页）。“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92 页）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我们现有的中国近代史一类题目的书，都是“旧的”，是照“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编写出来的，或者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那里完全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但是，这些书上反映出的经济事实的力量，相当微弱，或者缺少内在联系，远不足以表明它们“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却是无可否认的。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是一条必经途径。

或者有的同志说，历史不能离开重大的事件、战争、人物的活动等项。中国近代史上这方面要探索、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只强调抓经济史，怎么就能提高整个近代史研究，岂不太偏颇了吗？

不错，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阶级、阶级斗争、上层建筑，统一在历史行进的过程里，天衣无缝。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当、也不可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分割、对立起来了，就没有完整的历史了。我说要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第一，是从前述情况出发，讲目前研究工作的重点，丝毫没有主张把历史本身加以分割的意思。第二，并非认为其他领域的研究可以轻视。经济史决不能代替全部历史。如果以为可以代替，那就要讨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把事情扯远了。第三，重视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决不意味着可以象历史上有过的庸俗唯物论那样，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直接从经济上找出原因，做成答案。谁这样看待经济史研究的必要，谁就会走向反面，陷入极端荒谬的境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决非象资产阶级歪曲、攻击的是所谓“经济唯物论”“机械论”之类的东西。因此，第四，突破，不等于无目的地破旧说，立新说。谈论历史，抓住某人某事立个新说，只要不怕被驳倒，人人优为之。在科学上作出贡献，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主张加强经济史研究，中心意思，是克服薄弱环节，做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工作，全面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立新说，使我们的中国的近代史著作，截然有异于一切旧的、没有排除掉唯心主义的历史书，面貌焕然一新。这就是我所说的突破。

超越近代史研究，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值得重视。列宁说，俄国缺少唯物主义传统。中国呢？恐怕一样缺少唯物主义传统。中国历来的所谓“学术”“学问”，大抵重社会，不重自然；重故纸堆，不重实际生活；重以往，不重现在；重上层建筑，重精神领域，不重经济基础，不重物质生产。世代相因，习为固然。它与生产落后有关，也与传统学术思想有关。多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旧中国生产力状况、国民经济状况，对于改变那种学风，可能有些作用。因为它是我们“国情”里讲物质基础的部分，而又和目前的生活联系较多。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很重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调查研究，据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经济问题时曾强调指出：党“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67—1368 页）建国初期，我们党正是从旧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出发，制定出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战略、策略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计划的。经过贯彻执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后来由于离开了这个“基本出发点”而任意地去改变生产关系和轻视客观实际，结果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是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经济规律就是客观规律的一种，归根到底，是一个尊重唯物论与否的问题。现在，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向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迈进，而且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去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助益；做得好，在尊重唯物论、改变传统学风方面也会有所助益。我们说，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这种研究也值得重视，■其然乎！

（原载 1981 年《中国历史学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