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刘彦，他曾经任过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 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在 1910 年出版了一本《中国近时外交史》，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以后二十年代初，开始有些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的著作，在 1910 年的那本书，后来

在 1927 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他的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解放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爱国主义的。例如蒋廷黻，曾任过大学教授，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他讲鸦片战争，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他说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中也很少人赞同。他的立场是反爱国主义的。

解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努力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作出科学分析，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认识，阐明中国争取民主进步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致性，批判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反爱国主义论调。在爱国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一起。

现在，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在人民中间进行爱国义主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也要担负这个任务。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 更应该重视这个任务。中国近代史可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来之不易，使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增强信心，使人们懂得，中国人决不能闭关自守，傲慢自大，但同时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能够负起爱国主义教育任务也不那么容易。简单地重复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的著作是不行的，当然更不能靠标语口号式的结论，这里也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研究。去年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讨论十九世纪末年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不但由此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政策和策略，而且从这里看出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今天实行的开放政策的本质区别，也可以看到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有些什么事情应该注意。把这类问题提到科学研究的水平上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