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编写地方志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但多年来由于“左”倾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们还都记忆犹新，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以论带史”的口号，认为编写历史不是凭史实说话，而是先定性质先立论，史料只是作为观点的注脚而已。结果，把史学研究引到了绝对化、公式化、简单化的道路上，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十年内乱中间，林彪、“四人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假、大、空的恶习 389 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文风。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学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扬，但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仍有强调的必要。如果我们编写的地方志不能实事求是，必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1、不能因人编史

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崇拜时期，写党史、现代史什么都得围绕个人转，把党史搞成了个人传记，把一切功劳和胜利都记在一个人的身上，严重歪曲了历史。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突出宣传个人，一度把交城山民歌改为“革命民歌”，而且风行全国。再如兴县蔡家崖革命纪念馆、武乡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说明词，多年来一直因为人的问题改来改去。这种作法很不妥当。今天为了突出一个人这样写，明天为了突出另一个人又那样改，历史岂不成了随意由人编造的东西？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信史”。古代史学家强调要“实录直书”，反对“溢美”，我看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不能因人废史

为了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还要反对因人废史的不良作法。比如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本来是应该肯定的影响极大的胜利战役，“七大” 和建国初期对它都有公正的评价，功绩是主要的。但 1959 年以后竟给抹煞了。林彪更恶毒诬蔑百团大战是“战略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战术上的‘左’

倾冒险主义。”不要说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百团大战”也应该平反。假设彭德怀的问题不平反，也决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晚期出了问题，就把前期的功绩一笔勾销，就把历史加以歪曲。正如我们今天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一样，不能因为晚年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全部功绩。

再如“忻口战役”，本来是抗日战争初期影响很大的一次重要战役，由傅作义、卫立煌指挥作战，坚守阵地二十多天，歼灭敌人“两万多”。只因是国民党、阎锡山军队打的，我们从来就不提，这就不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看法，不管是自觉抗日，还是被迫抗日；不管是彻底抗日，还是暂时抗日；不管是局部抗日，还是整体抗日，只要对日作过战，消灭过日寇，在这个具体战役上，我们写历史的就应当公允的写出来，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如在对日作战中阵亡于晋东南的国民党军长武士敏，也不能不写进我们的地方志里。古人尚且懂得“爱能知其丑，憎能知其美”的一分为二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今天非要把问题看的那么绝对呢？总之，因人废史同因人编史一样，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它违反了历史的辩证法。

周恩来同志曾针对文史资料工作指出：“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他很早还说过：“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57 页）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我觉得我们应该铭记在心。

3、不要浮夸和矜夸

浮夸问题，人们早已深恶痛绝。它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早有深切的体会，在我们新修地方志中，必须杜绝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图其虚表、自欺欺人的不良作风。这个问题早已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这里就不多谈了，主要谈一下矜夸问题。

历来方志都喜欢把本地说得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物辈出、风景秀丽。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不顾事实，过于夸张和牵强附会，甚至硬把他乡的名人，说成本地的乡贤，把异地的风雅遗闻，附会成本地的事情。这种庸俗作风，必须摈弃。

如 1978 年出版的一本汾酒史话的书，把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说成是汾阳县杏花村，并说杜牧到过汾阳。根据《江南通志》、《池州府志》、

《增订广舆记》六、七种地方志和杜牧的传记、年谱考证，确有文字记载，那首清明诗是他在安徽池州当刺史时写的。池州杏花村古代很有名气，以至专门写了一部《杏花村志》。而《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都没记载杜牧到过汾阳，也没有把《清明》诗和汾阳杏花村联系起来。1979 年 11 月我给山西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个问题，后来那本书的作者在《山西日报》发表文章，仍然坚持原说法。其理由是《樊川别集》有一首杜牧写的《并州道中》一诗，因此，他就引申《清明》诗指的是汾阳杏花村。其实，清人冯集梧、今人缪钺都曾指出：《樊川别集》“因为鉴别不精，其中杂入了不少并非杜牧的作品”。仅凭一个尚不可靠的“孤证”来证明自己说法的可靠，这种作法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不能赞同的。翦伯赞同志指出：“不要依据孤证作出结论，武断历史。”（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清代学者缪荃孙也曾针对编写地方志说：“一人一事两地俱收者，宜考证，不得沿误滥收。”（《顺天府志·修志略例》）

如周成王封叔虞于唐，这个唐以前都说在晋祠。自从清初顾炎武考证出叔虞封唐在翼城以后，史学界都承认顾的说法。但是今天有些介绍晋祠的文章仍然说唐就在晋祠。如果拿不出新的考证，批驳顾氏说法的根据和理由，

而还因循清以前的说法，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恐怕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再如，近些年来报刊文章和某些小册子把并非山西籍的司马迁、王叔和、

柳公权、寇准等人都说成山西人等等。总之，我们不能移他乡之花，接本邑之木，不能牵强附会，以讹传讹。

上述种种现象，都是凭主观想象或臆断而不是凭事实、靠史料说话的。梁启超曾经说过：作为镜子，客观事物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作为天平，客观事物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因此，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一定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