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

丁伟志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作为两种相区别的科学研究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使用“宏观”“微观”的概念，已经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使用它们，含义上有了明显变化。

应当说自从历史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宏观的历史研究和微观的历史研究也就存在了，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区别开来，提炼出来罢了。

历史事实是治史的基础。一部历史著作，不管其规模何等闳阔，即使是汇通古今中外的世界通史巨著，也只有在具体的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构筑成功。历史的真实性，无疑是任何史学著作的第一个价值尺度。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原则的历史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微观的历史研究法，都需要去研究历史上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人、事、地、物，或者说，都必须从小的角度去观察与考索历史的局部、细部。对于历史的局部、细部考察的愈加细致、周全、准确，自然对于从整体上正确认识由这些局部、细部构成的历史大厦，就愈有保证。如果细节俱错，大局的真实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人类历史繁复纷纭，研究者是无法把它穷尽的。即使一人一事或一岁一月之史，人们也没有可能穷其细节，俱其始末，何况历史学的任务也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细大不涓地记录历史事实呢。古今一切有成就的历史学者，总是抱着比记事更高的大目标去治史的。这种目标，当然有各种各样，有的荒诞错谬，有的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有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或进步性。但是不管其间差异多么大，还是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条共性的轨迹，这就是：可以而且必须从大的角度，亦即从相对的整体意义上，去考察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寻觅寓于历史事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历史的本质。这种考察，就是从事宏观的历史研究。司马迁明白表示，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且不论“究天人之际”能否成为著述历史的目的，仅就“通古今之变”来说，也可以明白看出，《史记》之作的眼光，确非只停留在记录和整理具体史实和个别事件上，而是试图从宏观上去观察历史，探讨古今变化之道。“通古今”，当然眼光便需放开，更不必说“究天人”了。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意图，确乎如梁启超所说，是为了编一部《皇帝教科书》。今天来看，这种目的无疑是不足取的，但是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为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的目的，推动着司马光以继承《春秋》为己命，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上下求索，纵观中国政治史上的成败得失，终于才写成这部取精用宏、贯穿古今的巨著。

中国历史学的典籍可以证明，优秀的古代历史学家一直是采用着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法的，只不过他们是把两种方法混同在一起使用，长期没有使之形成相对独立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甚至连两种方法间存在着差异、构成矛盾的情况，也无所觉察。刘知几曾经论及搜求记载史实与编篡历史著作的关系，他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

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手■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可以看出，刘知几从历史著述形成的程序上，认识到记录史实与从事著作的前后不同、各有侧重，并且认识到二者是“相须而成”，但是显然他只是把二者作为治史的两道工序来看，并未认清治史的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相异而又相须的研究方法。

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形成两种不同的、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研究方法，乃至由此而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学科分支，这是历史学经过长期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局面。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史上，大概可以说，只是到了清代乾嘉年间，才呈现出微观历史研究方法比较充分发展的局面。这时候，以经学为主要研究课题的考据学派大兴，这股潮流兼而波及史学。反对空谈性理、提倡“无证不信”的考据方法，也就成了研究的主要方法。把治经的考证方法移来治史，考证史迹，钩沉辑佚，订伪辨谬，成为当时历史学界的风尚。到了这时候，以考据为基本方法的微观历史研究，才在中国史学史上取得独立地位，并且被奉为治史的正宗。与此相适应，训诂、名物、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等等，也一并发展起来，俨然形成一个个独立学科。胡适把乾嘉学派的考证法，说成唯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乾嘉学者们能够给予微观的历史研究以足够的尊重，使它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力求通过详尽无遗、颠扑不破的考证来验证历史史料，把历史学从充斥荒谬神秘的状态逐步移到比较可靠的史实的基础上，力图使之成为信史，这无疑是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应当承认，乾嘉学者们以考证为特征的历史研究法，不仅在学术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也还具有值得批判吸取的价值。

至于说到宏观的历史研究，截止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入之前，在中国的史学史上是没有得到过充分发展的。不少学者对于古今大势，发过议论，作过揣度，其间也不乏精彩的见解，可惜都简约得很，构不成系统的具备理论形态的历史方法论，大家如刘知几、章学诚辈，也没有能够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的学说来。北宋邵雍曾经按照他所创制的象数学，推演出一套“元、会、世、运”的历史哲学，企图说明历史遵循其内在的必然律周而复始地循环，但是由于它蒙上了过于浓重的神秘色彩，在历史学界也影响甚微。清末民初，进化论传来，一时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波涛，人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崭新的历史观，拿它来观察历史，推测国家民族的命运。进化论的输入，对于中国历史理论的革新，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不过限于当时条件，也未能在中国形成发达的宏观历史研究的学风。

从传统上看，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史上宏观历史研究虽然不够发达，但是对于微观历史研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有些卓越的历史学家却早就有所觉察。例如乾嘉之学全盛的时候，章学诚就已经看出囿于考据的治学方法产生的弊端，并屡加诟病。

没有疑问，微观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历史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那就会铸成错误。具体来说，第一，由于只是把个别的历史事件和情节，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课题的确定，便往往难以考辨其轻重缓急。琐细冷僻、无关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可以竭研究者的精思，重大历史问题却往往被置诸脑后。如果整个历

史学界都踏上此途，历史学所应承担的使命便不能不轻重倒置了。第二，对于个别对象的考察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范围里观察它，不从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上观察它，那么对于个别对象也无法取得真正科学的认识。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真正认识的。第三，历史全局不等于它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因此即使对于个别历史现象无一遗漏地做了细心考察，也不等于认识了历史全局，正像把每棵树都分别一一进行了考察，并不能说就从整体上认识了由这些树所组成的整个森林。

就具体的某些历史学家的研究项目来说，或者就某些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项目来说，在特定的目标下，相对地离开宏观角度而去进行微观考察，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说这是历史科学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加分析地对主要采取微观方法的历史研究工作一概鄙薄，妄加讥诮，那是很错误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只把这种微观的研究当成唯一的真学问，排斥宏观的历史研究，那么这种微观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走向反面，变成认识历史全貌和内在联系的障碍。章学诚有一段很精采的议论，他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虽然他沿用刘知己“独断之学”的提法并不足为训，“高明”“沈潜”的分类法也不科学。

想要认识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须从大角度对历史进行全局的整体的宏观考察。当然历史是多层次的，所谓全局、整体，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史固然可以看作全局整体，某一国家的历史、某一断代的历史、某一时期中社会某侧面等组成部分的历史（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之类），以至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样可以作为全局、整体看待。但是，不管考察对象所涉时间空间跨度的大小，只要考察的目的在于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须把视野放开，纵观全局，而略去一些无关的细节。略其所当略，才能详其所当详；轻其所当轻，才能重其所当重。比如考察某一时代某一城市的经济兴衰史，当然离不开对该城市各经济个体（店铺厂坊之类）实际状况的考察。但是要研究明白该城市经济兴衰的历史全貌，绝不是只靠把它所辖的经济个体的材料一一搜求齐全便可做到。这里的道理是很显然的，第一，搜集史料，没有疑问应该务求详尽，但是不可把这一原则绝对化起来，以为一定要把一个城市某时期全部经济个体的状况巨细不遗、搜罗毕备，然后才能研究该城市该时期的经济史。试想，调查现实社会经济问题都不可能也不必要穷尽一切细枝末节，更何况是去研究年代久远的历史状况呢。第二，为了研究某一城市某一时期经济的兴衰，搜集经济个体的资料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个体的资料有无典型性还须具体分析。必须承认有些个体的状况可以说明整体的状况，而有些则不足以说明整体状况。一家店铺的兴隆或倒闭，并不一定能够说明或标志出一个城市的经济动向。正象微观经济效果和宏观经济效果有时会恰相背离那样，历史上某经济个体的兴衰，完全可能与经济整体的兴衰并不一致。第三，一个城市的经济兴衰，尚需做通局考察，不仅要联系该城市当时的和历史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状况，而且还要把该城市的状况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考察与它的经济兴衰有关的各种经济联系和其他的诸种联系，这当然更不是仅靠搜求它所包括的经济个体的资料所能代

替的。由此可见，只有立足于丰富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又自觉地舍弃一些无关的历史细节，才可能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历史，透过繁复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固有规律。

探索历史固有规律的过程，乃是一个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概括的过程，科学抽象的过程，也就是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过程。所以，应当说宏观的历史研究，既是依赖于微观历史研究的成果，但又有着微观历史研究所无法取代的特殊职能。也就是说，相对地离开微观角度而去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同样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历史科学发展所必须的。区别于主观臆说的、科学的宏观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乃至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得以存在，得到承认，这是历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没有宏观的历史研究，便不可能有现代的历史科学。

正因为是一种配合的互助的关系，所以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应当构成统一的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各自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宏微之异，是历史学者形成一种科学分工的客观依据之一。成果既然可以相互利用，研究也就可以有所侧重，各有职守，不必包揽一切，去干那些事倍功半的低效劳动。在历史学发展到现代的条件下，不必要求一切从事微观研究的历史学家用同样的精力去进行宏观的历史研究，也不必要求一切从事宏观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用同样的精力去进行微观历史研究。一切都自己动手，好象是很值得称赞的，其实恰恰是落后的手工业方式。愈来愈借助于合理分工和成果的相互利用，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不可抗阻的大势。反对“史人”相轻，既承认从事微观历史研究的学者的劳动价值，又承认从事宏观历史研究的学者的劳动价值，进而承认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劳动价值，那么大概就可以期望获得“融宏微于一体”的重大的历史科学的成果了。

宏观历史研究，当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要通过多种具体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的。例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就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或者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求常求变，或者通过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求同求异，这样才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常求同，发现和把握历史的一般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无共同规律可循的这样或那样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变求异，发现和把握历史的特殊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没有血肉没有丰富内容的干瘪的哲学教科书。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而且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可能进行科学的宏观历史比较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通过关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分析，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例如，对于人类历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略去若干过渡性阶段，无疑可分三个大阶段：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即阶级产生以前的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高级的无阶级社会（即阶级消灭以后的无阶级社会）。人类历史呈现出这种最为显著的阶段性，正是以不同历史阶段间巨大的差异表明人类社会沿着怎样一条客观的轨道螺旋式地前进。然而异中又可求同，可以从这迥异的三大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中，认识到它们仍然存在着共同的、亦即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它们的社会面貌固然如此悬殊，然而所以会形成这样不同的社会

面貌，归根结底，又各自取决于各该历史阶段上生产关系的状况和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状况和性质，归根结底，又为各该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由此可见，生产关系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规律，是上述时序相联的三个历史阶段上共存的、亦即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全过程的一般规律。同时，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又使人们可以从同中求异。上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分别寓于不同的形态之中。在无阶级社会里和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一般规律，是分别以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或者说，它分别表现为特殊规律。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规律，往往通过或者说主要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而这一特殊形态或特殊规律，在无阶级的历史阶段上当然不会存在。从宏观角度考察这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规律，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对这种特殊规律的科学考虑，才可能获得对于一般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特殊规律的存在，不是一般规律的否定，而是从历史阶段的嬗变中证实着一般规律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规律的产生、存在和消亡，不都是证明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关系的性质非随之变更不可，这是不顾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的客观必然性吗！另一方面，考察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由于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的，或者说，由于是把这种特殊规律放置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加以比较，进行考察的，所以这种考察才可能构成对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及其固有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从宏观上对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科学地论证了阶级社会及其特有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一定阶段上存在、一定阶段上消亡，而不是存在于人类历史的一切阶段，不是和人类历史共始终。

历史既然是多层次的，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也应当是多层次的。诸如阶级社会又可分作几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每一社会形态又会同其自身发展程度的差别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变化而造成段落性。没有疑问，不论哪个层次上的历史阶段间的比较研究，都是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不同历史阶段间嬗变的因果联系的重要方法。

至于说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比较研究，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①。这种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仍然可以用“异中求同，同中求异” 来概括。唯其能于异中见同，唯其能从差异殊甚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中发掘出共同规律，这种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才可以由其普遍性而得到有力证实。揭示这种共同规律的历史观，因之也就可以被证明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唯其能于同中见异，唯其能从遵循着共同的历史规律、有着一致的发展趋势的地域、民族、国家间比较考察，分别认识它们各自的历史特性，丰富多姿的人类历史才可以得到具体的科学说明。我们在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经批驳过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些人所制造的“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也反对过革命队伍内部否认中国国情有任何特殊性的教条主义错误，这些虽然是政治上的论争，但是都紧密地联系到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是否正确这样一个问题。事实证明，只有通过把

① 周谷城先生所著《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便是着重阐述这个方面的问题的。他在文章中论述区域间的“分区并立”和“往来交叉”，“大体相似”和“极不相同”，均很精采。

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才可能认清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严格说来，如果不进行地域间、国家间、民族间的历史比较，要想认识任何地域、国家、民族的历史的本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通过上述分析，大概可以得出一个并不过份的估价：

如果不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样的宏观考察，历史科学便永远也不能成为科学。可见，宏观历史研究法在历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至为明显的。可以说，一切关于历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无不是宏观历史研究的结果。

当然，在科学的历史观产生之前，各种宏观的历史研究，或者陷于神秘荒诞，或者流于主观臆断，或者只能对历史过程的某个侧面达到片断的合乎规律的认识，而对于人类历史的全局及各种社会形态变化兴替的内在规律，则受阶级的和认识的限制，而无法进行科学的宏观观察。只有到了近代，当着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而具备了必要的物质文明的积累和精神文明的积累形成了对于人类自身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宏观考察的能力时，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才会被人们揭示出来，科学的历史观才得以建立。所以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乃是对于人类历史进行科学的宏观考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进行宏观考察所得出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

正是对于人类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宏观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出阶级社会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它的产生和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宏观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多次强调他们对历史科学的无比重视，何以宣称历史科学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科学，从这里可以大致弄懂其原委了。就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的发展史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恰恰又实现

了历史学本身的一场巨变。由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它的诞生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建立起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第一次系统地提供了指导人们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不是人类历史研究的结束，而是为研究历史，尤其是从宏观上研究人类历史，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对于人们去认识那些尚未被认识的历史现象、去揭示那些尚未被揭示的历史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是以“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为前提。实事求是，是微观历史研究的准则，也是宏观历史研究的准则。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于指明研究的方向，提供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预为研究过程拟置先验的结论，强制历史研究来削足适履。在宏观历史研究中，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与原有的某些结论相冲突，是经常发生的事，而这往往就是历史科学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的契机。每当这种时候，研究者便应当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上，分析产生的原因，寻觅解决的方案，以求用新的研究成果丰富或改正原有的结论。如果闭眼不顾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乃至把根据新史实提出的新问题、新设想、新论断，一概斥为对历史科学的亵渎，那就必然会扼杀历史科学的生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通过长时期宏观历史考察的检验，证明了它的基本原理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同时也在于通过长时期宏观历史考察的检验，证明它本身能够不断容纳一切历史科学的成果，因此它永远也不会演化

为封闭的僵死教义，而是随着历史科学的每一步发展，新陈代谢，常易常新。回顾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观察我国历史这项科学事业，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遭受过种种阻挠：受到过考据派的抵制，受到过实用主义历史观、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干扰和破坏，也受到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左”倾思潮的严重歪曲和污染。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科学，战胜各种错误思潮，在我国取得了重大成绩。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传统的错误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对我们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十年内乱对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使得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十分淡薄，越来越只是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这种情绪，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提倡宏观历史研究，恐怕是很可取的一条途径。可以预测，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必将大大增加历史研究者的理论需要，提高他们的理论兴趣。可以相信，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必将为历史学家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提出研究的新课题，启迪研究的新途径，使他们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能够探骊得珠。

［作者附识：本文发表于 1981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限于报纸篇幅，论述甚为粗略。此次搜集入册，仓促间稍作润色、增补，但是仍旧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尚盼读者多加教正，以便将来有了机会，能把这个问题再重新写一遍，并且争取写的略微深入细致一点。］